媒介使用对农民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陕甘宁115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模型,以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作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了媒介使用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不仅通过媒介获取生态信息,还获得了生态知识,形成了一定的生态风险感知;(2)媒介使用不仅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同时可以通过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3)其中,传统媒介和新媒介都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在其中分别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新媒介的作用大于传统媒介.因此,需要重视媒介对农户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教育功能,从而促进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决策研究

推进农户应用清洁能源对于促进农村生态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将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视为是一个"外部情境因素-内部心理因素-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过程,基于环境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构建出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利用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户购买行为和使用行为两个维度,研究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情境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以农户感知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从众心理、行为便利性直接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生态价值观和感知因素在经济激励政策与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行为便利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相对于经济激励政策,农户自愿活动对提升农户生态价值观会更有效;在影响农户感知的四个情景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中,自愿活动对农户感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激励政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行为便利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要扩大清洁能源产品补贴的范围,加大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加强清洁能源知识、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完善农村清洁能源应用服务体系,提升农户应用清洁能源的易用性感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示范村的辐射效应,增强农户应用清洁能源有用性感知;引导基层村干部、党员或环保意识强的农户率先应用清洁能源,在从众心理作用下,促使更多的农户应用清洁能源。     

全民环境共治背景下参照群体对中国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离不开全民环境共治,而居民积极广泛地践行绿色购买则是全民环境共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并不是一种"经济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环境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准则的约束。本文基于"社会人"理论,以参照群体影响的三个维度——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为自变量,引入绿色信任和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参照群体影响对绿色购买意愿作用机制的多重中介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共收集46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和Amo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的形成受参照群体影响,其中受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显著,受参照群体的功利性影响不显著。绿色信任、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分别形成三条中介路径:第一条为通过绿色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二条为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三条为通过绿色信任影响感知价值进而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的链式中介路径。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发挥参照群体影响作用,启动居民绿色购买,借助于参照群体的影响传达和彰显绿色产品价值,提升民众在绿色购买过程中的获得感、荣耀感、幸福感,与此同时,利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提升民众的绿色信任,消除"漂绿"疑虑,增强绿色消费信心,从而促进绿色消费,使居民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全民环境共治的实践中。     

农户对高产农业技术扩散的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实证

农民生态环境感知对促进农民自觉环境保护行为和农村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湖南省洞庭湖湿地水稻主产区6个乡镇的调查,将农户生态影响感知具体化为土壤、水源、身体健康和水稻4个方面的感知,借助定量分析建立了农户综合环境感知指数,研究农民对以化学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扩散的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户生态影响感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已经意识到以石化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扩散带来的不利影响,尽管他们的意识还只限于一些看得见的因素如土壤肥力、捕鱼量和健康问题,对于看不见的影响的感知还很薄弱。以化学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采用的水平和持续时间直接决定了人们对于不利影响的感知。提高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强化农业技术推广能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感知,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壤肥力对农户环境感知有复杂的影响关系。     

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自然景区是城市中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和游憩空间,游客旅游行为对城市自然景区的游憩冲击一直是城市旅游管理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研究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是控制游憩负面冲击,增强城市自然景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国内外文献综述和实践观察基础上,将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引入游客环境冲击感知和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研究中,建立了包含生态环境冲击感知、不友善行为感知、游客冲突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四个游憩冲击感知变量,自我约束行为和保护促进行为两个环境责任行为变量的"游憩冲击感知—社会责任意识—环境责任行为"理论模型,应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以长沙岳麓山国家5A级景区为案例,对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展开定量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游客游憩冲击感知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较小,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对环境保护促进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对环境自我约束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在游客环境冲击感知、设施管理冲击感知、游客冲突感知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游客冲击感知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游客生态环境冲击感知和设施管理冲击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游客冲突感知对游客社会责任意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指出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若干管理启示。     

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进路、细分论域与学术反思

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和潜在环境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日常景象,这要求人们更加理性地面对环境风险。但由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高环境风险感知引发的环境抗争、政策失败等过度风险反应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因此,整体性地描绘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既是实现有效环境风险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治理领域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以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经典研究的介绍为引,详述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变迁的历史后发现: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体现了跨学科的特性,其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方式,呈现出从心理难题、文化结果到抗争过程的视角变迁。进一步分析发现:(1)受专业背景的干预,不同学科研究者对环境风险感知概念的认知呈现出"宽泛"与"严格"的明显分异;(2)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业已成为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且产生出具有继起关系的三种解释:即"环境风险维度""个体特征维度""社会文化维度";(3)已有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理论取向遵循着从"技术决定"向"社会建构"转变以及从"事物逻辑"向"社群逻辑"更替两条演变主线。其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反思:多学科的研究进路和概念认知缺乏有效的对话与融合;多维度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尚未形成整体性分析机制;理论取向的演变未曾实现研究的融合。文章最后展示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之于转型中国社会的意义。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和环境风险管理两个深具潜力的拓展方向。     

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现有文献认为生态转移支付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双目标,而目标的多样性会影响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效果及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环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目标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10—2018年甘肃、贵州、湖北及河南四省的199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生态转移支付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对辖区环境保护效果中,环境保护支出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农林水支出不仅调节了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效果,而且调节了环境保护支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环境治理信息优势,省以下制度目标更能体现辖区生态需求,省对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会有效促进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激励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县级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逐步转向经济与环境"双目标协同发展"模式。为了协同生态转移支付的双目标,"自下而上参与式决策"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通过地方政府多元化实践改善环境质量。     

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吗？

如何在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趋势下提升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对我国保障食品安全和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外出务工引致的经济价值感知变化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普遍忽视健康安全和生态安全感知的技术采纳贡献。文章通过构建"外出务工-价值感知-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湖北、江西两省712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外出务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在考虑了可能会因为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和度量误差造成偏误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人数占比越多,则农户对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经济价值感知越强,对技术采纳后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健康安全和生态安全感知越强,这进一步会促进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且三个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依次为20.3%、34.1%和24.0%。第三,农户的健康水平、受教育年限、种植规模、技术培训和技术补贴等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也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加强农户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户参与能力;依托政府、企业和新媒体等多元主体,多渠道培育农民的综合技术认知,是推广和普及绿色防控技术的有效途径。     

基于“重要性-敏感性-冲突性”的陕北生态保护重点区域辨识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风险增加,这必将影响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安全。基于RS和GIS相关技术,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态敏感性和空间冲突3个方面,采用NPP定量指标评价法、空间冲突测度评估法和析取运算法,对陕北生态环境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在"重要性-敏感性-冲突性"框架下,辨识陕北生态保护重点区域,提出一定管控建议。结果表明:(1)陕北生态保护重点区域主要分布于陕北南部的黄龙山、子午岭地区、中部黄土丘陵沟壑区和北部榆林市境内的毛乌素沙漠敏感区。(2)延安市南部生态高价值与高敏感性并存,同时是空间冲突热点区,生态风险高。(3)延安市空间冲突水平相比于榆林市较强烈。能源开采活动、地形起伏、道路扩张及(生态工程)地表破碎性影响,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压力和风险。"重要性-敏感性-冲突性"框架的构建可为生态保护提供新思路,客观辨识出生态重点保护区域,对协调城镇开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及政策参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价值感知视角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而不同补偿方式会给农户带去差异化的价值感知体验,进而对其绿色生产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此,基于价值感知视角探究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结合湖北省五个地级市837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实证考察了价值感知调节作用下,现金和技术两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即技术补偿能够作为现金补偿的有效补充机制,会共同激励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2)在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价值感知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价值感知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强化生态补偿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最后,在纠正了农户常年务工会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偏误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3)对于不同年龄分组的农户而言,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激励效果亦有所不同。具体来讲,在考虑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后,现金补偿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年轻组农户采取绿色生产行为;而技术补偿对老龄组农户的激励作用则更加明显。因此,结合农户的认知水平和现实需求,强化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创新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将有助于推动农业绿色生产。     

沙化区生态移民的沙化感知、社会影响和适应性策略

生态移民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保护生态环境和缩减贫困人口实施的重要举措,让生态移民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土地沙化有感知并尽快采取适应性策略,对防止生态移民成为“生态难民”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社会影响理论和风险-处理能力-社会评价-适应(RCSA)的分析框架,使用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调查的506户生态移民在土地沙化感知、社会影响与采取的适应性策略方面的调查数据,并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多分类Logit模型回归研究,发现:①沙化区生态移民对土地沙化的感知是移民对土地沙化采取适应性策略的先决条件,但并非感知到了土地沙化的生态移民就一定会采取适应性的防治措施。②沙化区的生态移民在新安置区受到的社会影响对移民是否有能力采取应对土地沙化的适应性策略有显著性的影响。③体现移民家庭风险处理能力的部分资产变量对移民的土地沙化感知以及采取的适应性策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更好地帮助生态移民减少气候变化、土地沙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沙化安置区基层政府除了让新搬迁来的生态移民积极增强资产能力外,还要帮助他们积极融入新的社区,拓宽宣传气候变化知识的渠道,增加宣传内容的多样性,引导生态移民了解应对土地沙化的技巧和方法,帮助移民减少土地沙化带来的经济损失。     

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共享单车规范停放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得益于移动支付、GPS卫星定位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共享单车的出现为缓解交通拥堵,破解"城市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但其快速发展也暴露出严重的无序停放问题,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如何从根本上调动用户的积极性,形成良性自愿合作机制,对城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社会心理学入手,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后果感知和制度感知这两个预测变量,建构了用户规范停放共享单车合作意向的研究框架,研究用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后果感知和制度感知对其合作意向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知觉行为控制、后果感知、行为态度、制度感知和主观规范均能正向影响行为意向,但是其作用力依次减弱。(2)除主观规范以外,其他预测变量均能显著影响行为意向。(3)后果感知和制度感知不仅会直接促进行为意向,而且会通过行为态度间接影响行为意向,且中介效应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探讨了其背后的原因,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促进用户合作意向的建议。尽管本研究从个体视角来研究合作意向,但是个体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决策环境的影响,要从根本上调动用户的合作意愿,需要个体、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合作。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城市共享单车有序管理提供基础的理论支撑。     

构建武汉友好人文环境的思路研究

"友好人文环境"的构建思路,立足点在于生态人文主义的研究视角,比如聚焦于"讲好武汉故事"、创造"武汉式契机"、化解"武汉式难题"的思路上,简单来说就是倡导有利于武汉城市人文环境的生活方式,建立公民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反过来,友好的人文环境也会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实现城市与民生的自然和谐。"友好人文环境"的构建思路,就是要以公民与城市和谐相处为目标,以"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武汉精神为承载,以遵循人文生态规律为价值核心,以提升武汉文化软实力为发展动力,来构建大武汉的"友好人文环境"的发展理念。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长期以来,资源无限、环境无价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也渗透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体制和政策中.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而"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既受到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即家庭生计资本.本文以黑河流域中游为例,选取300户随杌样本,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与生计资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星负面影响作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正面影响作用.这说明,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参与生态补偿的核心在于最大化地获取经济利益,政府要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农户实施生态补偿后的各种风险因素,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提高农户承担生态补偿风险的能力.     

生态保护红线法律责任的实践样态与未来走向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创新制度写入2015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列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亟须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生态安全的强烈愿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实现关键取决于法律责任的落实。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厘清生态保护红线功能定位,剖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法律责任承担主体、具体违法行为和责任承担方式的实践样态与未来发展。本文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的方法,对生态保护红线法律责任的理论解剖与路径选择展开对比探究。生态保护红线并不是以环境要素的"污染"和"破坏"作为法律规制的判断依据,而是以人类行为是否合理使用生态空间作为判断的标准。从法律责任承担主体分析,它不以私人主体权利限制为中心而是围绕政府生态环境义务展开,是政府责任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重大转变。从生态红线具体违法行为解读,不同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分类与列举,归纳私人主体与公权力主体承担风险行为的一般规律。从责任承担方式深究,生态红线所保护的"法益"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保障,以"法益"为标准判断其所应当承担公法责任;以生态保护红线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界限,依次配置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当生态保护红线中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时,依据行为人身份不同相应承担行政责任。生态保护红线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中发挥着重要战略性作用,但其制度能否真正落地,在于对其应然功能的准确定位与法律责任的整体性谱系。     

中国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作用机理研究——基于PLS与SD的组合

针对目前旅游生态安全研究重视系统要素间的比较与综合,而忽视系统内部作用路径与动态机理分析的现状,以DPSIR的概念模型作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基础框架,将该系统作用机理分解为7条作用路径,并以中国30个主要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偏最小二乘法模型(PLS)描述系统静态作用机理,结合系统动力学模型(SD)对系统动态作用机理进行动态仿真。研究结果表明:①采用PLS模型对DPSIR模型中的7条作用路径进行检验与测度,发现"响应-压力"的负向与"影响-响应"的正向作用不显著,造成系统反馈链条出现断裂,难以形成有效的循环反馈机制。据此,将中国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的静态作用机理解析为两个部分,"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的单方向的链式作用路径,反映了旅游城市的生产、生活行为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依存关系及影响;"响应-驱动力/压力"的发散式作用路径,综合汇总了旅游城市对生态安全系统管理能力。②依据修正的DPSIR模型,构建中国旅游城市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模拟,揭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演变路径与发展趋势,并结合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规划设定政策情景模拟方案,探究在政策干预下我国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状况,并评测政府管理策略的实施绩效,识别旅游产业的策略诉求。依据系统发展现状仿真模拟结果表明,生态安全系统状态呈现持续恶化的态势,游客数量遇到增长拐点而急剧减少,旅游产业协调度呈现曲线下降的态势;依据情景模拟结果表明,设定的"战略导向"与"协调导向"的两种情景模拟方案,均能够有效地改善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现行状况。而"协调导向"通过更加严格的控制游客数量的增长速率,降低产业发展速度,增强环保与基建投入等措施,能够有效地实现游客数量的持续增长,生态系统状况的良性改善,旅游协调度也呈现出优良稳定的态势。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研究：基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观思想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要指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10~2015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在大地伦理观指导下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两者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度在0.466到0.667之间,均值为0.515,整体处于拮抗阶段与磨合阶段的过渡期。②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调度差异较大,协调度值在0.048到0.338分布不等,均值为0.155,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③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协调空间类型可以分为3类,分别是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磨合区（绍兴、镇江、常州、杭州、台州）、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上海、嘉兴、南通、泰州、扬州、宁波、舟山）和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中度协调区（南京、苏州、无锡、湖州）。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指导下,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同发展机制,为建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协同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三峡生态屏障区人口生态转移机制与保障

三峡生态屏障区的建设是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的重要内容,能够起到保护三峡水库的水质和生态环境作用。然而,库区内过度的人类活动和尖锐的人地矛盾给生态屏障区的建设任务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本文在分析三峡工程生态屏障区人口转移必要性的基础上,从"迁-安-融"三个方面建立了人口转移的运行机制,并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探讨了实施保障的构建。研究表明:迁移阶段主要是权益折算、差额置换构建补偿机制以及重点推进机制;安置阶段主要以货币化等住房方式和就业方式进行安置;融合阶段要从产业化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工业园等方面推动产业发展,以及从户籍改革等方面加快城镇建设,同时从就业培训等方面培育安置人口,从而保证生态屏障区人口转移工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最终实现转移工作对"生态-发展"的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