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机制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消除过剩产能,提高有效供给,是经济新常态下维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仅面临着传统"城市病"的威胁,还面临着"资源诅咒"的困境,制度保障不足、产业刚性严重、要素创新低下已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大瓶颈。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提升供给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解城市转型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全面提升供给质量的角度,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新思路。文章首先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的整体分析思路,从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要素供给三个层面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效用,有助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产业结构体系和要素创新体系。其次,界定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因子,主要包括:行政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制度等5个制度供给因子;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环境、区域产业差异等4个产业供给因子;人力资源水平、科技创新、资源供给、生态环境、资金供给等5个要素供给因子。最后,以制度改革为保障,要素创新为手段,产业转型为核心,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综合机制,调控不同生命周期下不同层面影响因子的协同主导作用,实现制度、产业、要素三方供给要素的良性互动,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城市三位一体的转型,为顺利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双标分类与要素演化的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情景模拟

随着区域转型创新战略的持续推进,如何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油气资源城市是中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创新重要任务,又面临资源枯竭、转型停滞等问题,需要用"进化"的思想做指引,秉持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才能逐步破除城市发展已存在的"诅咒"陷阱,真正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运用情景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油气资源城市特征分类分析,明确油气资源城市的发展环境与趋势,基于要素演化分类构建情景分析的计量回归模型,从高情景、标准情景和低情景出发,分析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投入、制造业发展等中介要素演化对城市"资源诅咒"的影响。结果显示:①油气资源型城市所存在的"资源诅咒"并非普适性现象,仅存在于一高一低和一低一高型城市。②在上述两类城市中,通过提升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投入,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增加居民储蓄等方式,可以有效抑制"资源诅咒"现象,为油气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创造条件。③关于人力资本水平这一要素,研究发现具有"资源诅咒"现象的两类城市均存在人力资本错配,从而可能致使资源的福音演变为资源的诅咒。通过分析提出破解中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一是通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和人才培育机制,不断提升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二是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打破油气资源产业的"挤出效应"。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的理论探讨

科学发展观要求资源型城市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实现绿色转型.本文构建了绿色转型三维结构模型,在比较分析一般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差异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表明:绿色转型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企业、产业、政府七方面与一般经济转型存在显著不同.相较而言,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强调绿色经济的实现而非仅为避免"矿竭城衰";强调产业内劳动力质量的挖掘提升而非产业间劳动力数量的转移安置;强调资源的高效利用而非脱资源化发展;强调生产过程对环境的保护而非生产过后对污染的治理;绿色转型注重企业绿色运营制度和绿色创新体系的构建;注重资源型产业的绿色改造及产业体系整体的绿色重构;注重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的转换及其自身的绿色约束和监管.总之,绿色转型明确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目标及方向,是更加切合实际的先进转型模式,值得我国资源型城市参考并推广.     

中国资源型城市CO_2排放比较研究

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作为践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主体,在绿色发展转型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正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资源型城市能否实现低碳发展转型,关乎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承诺的中长期碳减排目标能否最终实现。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高空间分辨率网格数据(CHRED),综合运用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分类比较研究和情景分析等方法,对我国126个资源型城市的CO_2排放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这些城市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面临的诸多挑战,分析了这些城市未来碳排放趋势和碳减排潜力。研究结果显示:在正常达峰情景下,2030年126个资源型城市将以72.65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60%;在提前达峰情景下,资源型城市将在2025年以53.78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45%左右。最后,针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以及碳排放达峰管理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加强能源统计工作,促进资源型城市碳排放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健全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制度体系;三是改善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燃料利用的比重;四是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与战略探索

资源型城市经济性转型正面临着重大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问题：①城市产业结构属于资源型、粗放型的传统初级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与效益低下；②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巨大；③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严重；④机制体制问题突出。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成功转型需要战略创新。具体战略包括：发展目标创新——社会福利均等化、经济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整治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三大效益目标；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一多元化产业结构优化。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转变传统增长方式；资源替代与产业替代战略；科技创新战略——依靠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战略；生态城市战略；机制体制创新战略等。     

基于DPSIR概念模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宏观分析

DPSIR概念模型继承了PSR模型的优点，是分析评估环境系统有效工具，本文以DPISR概念模型为指导，系统分析了农业业系统的现状，塑造这一现状的驱动力和压力，探讨了农业对于互不干涉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以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响应，目的是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和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认为DPSIR概念模型有利于分析复杂系统的因果关系，能有效整合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与实证

目前中国资源型产业行业和地区分割严重,产业链短,资源和环境破坏严重,劳动生产率较低,面临转型升级的困境,集群化发展是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本文试图探求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现阶段中国资源型产业集群的主要动因和发展模式,为推动集群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通过文献回顾,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结合国家战略,构建包含形成基础、形成诱因和形成路径三维度的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机理模型假说;测算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分析其集群规模和趋势,依据模型假说选取表征指标,基于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中国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动因,验证形成机理模型并揭示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模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产业集群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集聚程度在波动性上升。集群的形成基础为矿产资源储量,影响系数为0.555;形成诱因为产业平均规模,影响系数为0.672;形成路径主要依托国家资本,相关系数为0.137;提出"资源禀赋为基础—规模经济为诱因—政府培育为路径"的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模式。研究结果同时显示出资源型产业集群专业化分工的加强、创新能力的上升、集体效率的提高和竞争优势的培养等尚未成为集群化发展的主导因素,出现资源型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因此需要提升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市场化程度,推动集群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测度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共同发展战略。资源型区域常常会面临资源枯竭、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资源诅咒"问题,其可持续发展潜力受到严峻挑战,及时了解资源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对促进其走向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通过理论推演分析,对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提出创新支持能力与转型支持能力是该类型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子能力,并从生存支持能力、经济支持能力、环境支持能力、社会支持能力、创新支持能力、转型支持能力六个子能力系统方面构建了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采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以及距离协调度测算法,以典型资源型省域山西省为实证分析对象,对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前后各两个时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级及其协调度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比较。结果表明:2010年"综改区"设立后,山西省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由2007年的IV级弱持续发展水平提升到了2014年的Ⅱ级中可持续发展水平。但环境支持能力与转型支持能力两个子能力系统仍处在较低水平。同时,可持续发展能力系统内六大子能力系统的协调度有了较大改善,但仍存在环境支持能力与其他各子能力系统极度不协调的现象。实证结果对山西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也反映了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是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解决制约中国发展瓶颈问题,为全球推进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经验的重要实践。选择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创建主体是建设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首要步骤,需要对作为创建主体的城市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现有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能够对城市的发展现状和基础进行绝对值评估,或作为城市落实2030年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度监测工具,但难以体现不同规模、级别和类型的城市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优势和特点,有可能忽略了规模较小、但具有较大示范性和发展潜力的城市。因此文章从示范导向角度构建了包括城市发展基础、发展经验、重视程度、创新能力、辐射性和可塑性6个相对值指标的评价体系,并将指标与SDGs框架相对应,旨在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验、特点和潜力等进行综合评价,为后续示范区的选择提供思路。通过对已建立的6个示范区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①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不是唯一标准,发展基础相对薄弱、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能力较为突出的小城市也可能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②发展经验、政府对示范区建设的重视程度和创新能力对示范区建设有较为重要的影响;③单个指标突出较难形成推动城市整体提升的持续动力。后续示范区的筛选和建设应重视各指标要素的协调性,形成推动城市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合力。     

中国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作用机理研究——基于PLS与SD的组合

针对目前旅游生态安全研究重视系统要素间的比较与综合,而忽视系统内部作用路径与动态机理分析的现状,以DPSIR的概念模型作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基础框架,将该系统作用机理分解为7条作用路径,并以中国30个主要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偏最小二乘法模型(PLS)描述系统静态作用机理,结合系统动力学模型(SD)对系统动态作用机理进行动态仿真。研究结果表明:①采用PLS模型对DPSIR模型中的7条作用路径进行检验与测度,发现"响应-压力"的负向与"影响-响应"的正向作用不显著,造成系统反馈链条出现断裂,难以形成有效的循环反馈机制。据此,将中国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的静态作用机理解析为两个部分,"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的单方向的链式作用路径,反映了旅游城市的生产、生活行为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依存关系及影响;"响应-驱动力/压力"的发散式作用路径,综合汇总了旅游城市对生态安全系统管理能力。②依据修正的DPSIR模型,构建中国旅游城市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模拟,揭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演变路径与发展趋势,并结合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规划设定政策情景模拟方案,探究在政策干预下我国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状况,并评测政府管理策略的实施绩效,识别旅游产业的策略诉求。依据系统发展现状仿真模拟结果表明,生态安全系统状态呈现持续恶化的态势,游客数量遇到增长拐点而急剧减少,旅游产业协调度呈现曲线下降的态势;依据情景模拟结果表明,设定的"战略导向"与"协调导向"的两种情景模拟方案,均能够有效地改善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现行状况。而"协调导向"通过更加严格的控制游客数量的增长速率,降低产业发展速度,增强环保与基建投入等措施,能够有效地实现游客数量的持续增长,生态系统状况的良性改善,旅游协调度也呈现出优良稳定的态势。     

资源型城市贵阳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

生态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用生态足迹的方法,对资源型城市贵阳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做了定量评估,并分析了影响贵阳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驱动力。贵阳市1999年-2007年间生态足迹从1.447 hm2/cap增长到2.472hm2/cap,而生态承载力从0.551 hm2/cap下降至0.509 hm2/cap,生态足迹远超出生态承载力,生态系统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况。但贵阳市生态效率在不断改善,从1999年的0.500万元GDP/hm2生态足迹增长到2007年的0.787万元GDP/hm2生态足迹,生态系统改善仍存在一定契机。人口增加、能耗增加等因素会导致贵阳市生态足迹增加,而增加农作物播种面积则可减少生态足迹。应用生态足迹的方法,有利于分析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最后就如何缓解贵阳市生态系统压力,促进贵阳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     

SDGs框架下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研究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以此为基础,用多领域指标监测可持续发展进展。SDGs通过后,各国都将其作为自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中国政府也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并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等实践路径有机结合。然而,SDGs的评价主体是全球和区域进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进行统一评价并不适用,亟待研究一套适合于中国情况的评估体系,一方面形成国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综合现状评价,摸清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形成对SDGs评估的对标,以促成SDGs各项目标的落地。基于此背景,本文重点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的出台过程、概念框架、以及评估应用中的具体问题,以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强调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理论支撑,对标SDGs的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进展评估的指标体系,旨在形成对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评价指标建议。选择2012—2016年为研究期,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构建了针对民生改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与SDGs评价目标相对应。评价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总得分在研究期内均保持增长的趋势,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态势始终改善。总分增长较快的年份,资源环境质量改善的得分也较高,其中贡献率较大的主要是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下降相关的指标,通过现状评价明确了发展的薄弱环节,形成了SDGs框架下适用于中国评估的指标建议。     

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其综合评估--以湖南湘西贫困地区为例

本文依据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固有的制约因素，特殊的内涵与目标，首次利用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模型，构建了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专家咨询与定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湖南湘西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作了实证评估与分析。     

成都市环境绩效评估研究

本文采用主题框架模型和"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构建了由环境健康、生态保护、环境治理、资源与能源可持续利用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及28个四级指标构成的成都市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采用目标渐进法、均权法、环境绩效指数法等评价方法,测算了2011—2015年间成都市的环境绩效指数,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5年成都市综合环境绩效表现良好,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二级指标中生态保护指标绩效水平最差,三级指标中噪声、生态环境、环境管理指标绩效离目标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各地区之间的环境绩效水平差距也很大。各区(市)县应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提高综合环境绩效水平。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障的策略转换与制度构造

随着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进入新阶段,资源型经济强大的挤出效应和传统上采纳的以政策为中心的发展策略逐渐成为资源型城市现代转型的障碍。这一制度难题表明,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路径的研究和选择应当成为破解这些难题的首要问题。为了减少设置消除这些问题,本文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障的策略转换这个视角出发,以政策性保障路径带来的沉淀成本为切入点,采用比较分析和建构的方法,指出了资源型城市持续发展的保障策略应当改变传统的以政策为导向的传统路径,代之以法律为主导的法制化路径。在厘清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利益结构、资本结构的基础上,尝试以资源开发与补偿、资源产业衰退与援助、新旧产业接续、民生与经济发展、投入与模式转型、发展和生态环境等关键性矛盾为核心建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条例》,并对《条例》的建构提出8个方面的建议,即内容上,建立包括资源开发补偿、产业衰退援助救济、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发展规划、责任追究以及激励手段等诸多制度在内的长效机制。     

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协同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长期以来资源型城市为国家提供了主要生产资料,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资源型城市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使资源型城市发展普遍面临严峻困境。资源型城市必须转变原有发展模式,选择以科技产业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协同发展系统包括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四个子系统。在分析四个子系统各因素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整个系统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而构建系统的流图模型,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变量间方程,从而初步建立起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协同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模型进行检验表明,模型真实、有效、可信。可进一步运用该模型进行政策模拟。通过设置四个政策变量,企业RD投入系数、企业对产学研RD投入比例、政府对产学研RD投入比例、产学研运作效率的取值,从而设定了五种模式以进行政策模拟。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只提高RD投入并不能有效促进科技产业发展;只提高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资金投入,而不注重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运作效率,也会造成RD资源的浪费;提高RD投入的同时全面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促进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协同发展的最佳政策模式;RD资源有限的资源型城市,通过全面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也能较好地促进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协同发展。政府、金融资本、科技中介机构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成功运作从而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实现"府产学研资介"六位一体协同运作是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关键,是促进科技产业与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协同发展的最佳政策实施模式。     

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测算与方向选择

在绿色增长理念和“分类引导、特色发展”的指导原则下,如何科学地识别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压力,从而确定未来转型升级方向,是引导资源型城市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关键。本文在绿色增长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能源节约、附加值提升和环境友好三维空间,从方向向量内生化、引入相对距离和外生权重三个方面对方向距离函数加以改进,提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的测算方法,讨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选择问题,进而以2008—2016年中国283个城市(包括115个资源型城市和168个非资源型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0.4~0.5区间内,明显低于非资源型城市;②根据修正后的转型升级压力测算结果,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后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巨大,80%以上处于中效区和低效区,49个城市选择单向转型,53个城市选择多向转型;③来自不同地理区位和成长阶段的测算结果表明,东部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水平最高,东北地区要致力于附加值提升和节约能源,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应选择多向转型,不同主导资源型产业的城市则需因地制宜,选择差异化的转型升级策略。     

基于SDGs及旅游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以桂林市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建立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体系是科学识别旅游型城市发展问题、定量评估其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和旅游竞争力指数评估实践,构建了由3大系统、14个支柱、37个独立指标和6个综合指标组成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变异系数—熵权法的指标线性加权判断方法,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障碍度分析等技术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技术体系。以桂林市(国务院第一批批准建设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批准建设的国际旅游胜地)为评价对象,对其2008—2019年连续12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8—2019年综合得分由26.26分提升至50.10分,其中社会治理系统得分提升34.79分,景观资源系统得分提升27.41分,经济动力系统得分提升6.14分,经济动力不足是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短板。(2)在14个支柱中经济开放度和科技创新支柱得分下降、亟需在后续发展规划中重点关注,景观资源保护支柱得分未发生明显变化、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其余11个支柱得分均有所提升,尤其是旅游安全与健康医疗支柱得分提升明显。(3)景观资源、经济动力及社会治理三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勉强失调型演变为2019年的初级协调发展型,但经济动力与景观资源、社会治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新动能的培育是未来发展的关键。(4)从关联度上看,与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关联度最高的指标为道路密度、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旅游接待人次、空气质量达标率;从障碍度上看,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指标是地均星级饭店数量、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贸易自由度,上述指标在未来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     

围填海对南通淤泥质海岸资源影响的综合评价研究

在系统分析淤泥质海岸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岸带资源影响的基础上,重点考虑岸滩冲淤变化特性、岸滩资源利用现状、利用潜力以及泥沙淤积对港口航道造成的资源损失,通过成本型、效益型两大类共16个指标,构建了适合淤泥质海岸资源状况评价的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实现了围填海开发活动对海岸带资源影响的综合评估。利用该模型计算了江苏省南通市沿海的围填海活动对海岸带资源影响的评价系数,计算结果为0.596,表明南通当前的围填海开发活动已经对当地的海岸带资源造成了较大影响,在今后的沿海开发过程中,需要注重海岸带资源的节约与保护。     

基于SDGs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继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后联合国期望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维度发展问题而制定的具有一定约束性的目标指标体系。科学地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是确保实现SDGs的关键,也是各国均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一。受制于发展的不充分性与不平衡性,不同国家及地区在实施SDGs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文章以可持续发展目标演变为基础,梳理了MDGs到SDGs的变化过程,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IAEG-SDGs)提出的全球指标框架及动态发展分析了全球层面落实SDGs的进展情况,指出了当前中国实施SDGs的机遇与挑战。以全球指标框架为基础,统筹国家相关规划和政策行动确定的关键指标,考虑中国当前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相关指标的权威性及频度,对接SDGs语境下17项目标、169项子目标、231个指标的考核基础条件,对SDGs相对应的国内考核指标进行筛选,提出了构建SDGs中国本土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与思路,建立了由142项指标组成的SDGs中国本土化指标框架体系。对接当前城市尺度可持续发展相关评价与考核基础,衔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立的目标指标,对中国本土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城市层面的二次本地化,建立了由71项指标组成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考虑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评估的现实需求,确定了23项关键指标,建立了由人类健康福祉指数、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指数及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可持续性指数组成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技术体系,以推动SDGs在中国从理念到实践、从目标到结果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