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环境保护有正面影响吗?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产生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出口退税政策作为调节贸易的重要工具,分析其能否促进环境保护,对优化退税政策、推动贸易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使用2005—2017年部分贸易出口商品的出口额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对环境保护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出口退税率没有下降的商品,出口退税率明显下降的"两高一资"型商品出口额显著下降。通过分布滞后回归发现,出口退税政策对"两高一资"型商品出口额的抑制效果呈现显著递增的持续滞后效应。因而,出口退税政策明显抑制了"两高一资"型商品的出口额增长,降低了该类型商品的环境污染,其主要原因有:①随着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要素资源逐渐向创新型企业流动,有利于解决传统重工业的环境污染问题。②出口退税政策将具有外部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降低了"两高一资"型产品的低成本优势。③出口退税政策能合理引导贸易产业结构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转变,有效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减少环境污染。同时,文章通过证伪实验与改变窗口方法进行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确实降低了"两高一资"型商品的出口额。因此,为了优化出口退税政策并提高环境保护作用,文章从设置差异化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细化退税税率与税目结构,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等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环境保护有正面影响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产生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出口退税政策作为调节贸易的重要工具,分析其能否促进环境保护,对优化退税政策、推动贸易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使用2005—2017年部分贸易出口商品的出口额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对环境保护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出口退税率没有下降的商品,出口退税率明显下降的“两高一资”型商品出口额显著下降。通过分布滞后回归发现,出口退税政策对“两高一资”型商品出口额的抑制效果呈现显著递增的持续滞后效应。因而,出口退税政策明显抑制了“两高一资”型商品的出口额增长,降低了该类型商品的环境污染,其主要原因有:①随着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要素资源逐渐向创新型企业流动,有利于解决传统重工业的环境污染问题。②出口退税政策将具有外部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降低了“两高一资”型产品的低成本优势。③出口退税政策能合理引导贸易产业结构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转变,有效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减少环境污染。同时,文章通过证伪实验与改变窗口方法进行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确实降低了“两高一资”型商品的出口额。因此,为了优化出口退税政策并提高环境保护作用,文章从设置差异化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细化退税税率与税目结构,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等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市场结构与环境污染外部性治理

本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福利影响,与传统经济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新的解决思路.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竞争优于完全垄断,但是如果发生了市场失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完全垄断就优于完全竞争.为此,本文针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现实,进一步深入探讨环境污染外部性的福利效果,重新考察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作用的约束条件.虽然我们依据完全竞争市场与负外部性会得到产生过多污染的结论,其解决方法是征收等于外部性的边际社会成本的税收,但这并不适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甚至是错误的.因此从负外部性角度看,我们发现不竞争市场结构可能产生高于或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产出和污染,虽然通过征税让企业负外部性内部化,竞争性市场的产量就是社会最优的水平,但这并不适合不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我们只有将市场势力、产权和庇古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现实地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这对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根据环境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 ,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具有外部经济性。使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外部性内部化的主要手段是“调节市场”型的环境经济政策 ,即由政府向公众征收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费用 ,而“建立市场”型的环境经济政策———明晰生态公益林的产权、承包经营权 ,则是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外部性内部化和生态公益林有效管理的需要。广州市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中存在的建设管理资金不足、林地的使用权分散、对林农补偿的数量难以确定等问题 ,有待于上述两种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     

基于市场结构视角的环境规制政策社会福利效应分析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目标。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依然存在规制对象及地区不均衡、经济受损差异大和环保受益分配不平等问题。本文以古诺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福利函数,将环境规制对象和环境规制措施的市场结构条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环境补贴政策及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会受外部性和市场结构影响,当市场结构及外部性不能测度时,无法准确估计两个环境规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②无论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存在市场势力市场,当环保商品与非环保商品外部性绝对值相差小于19.2个单位时,环境补贴政策社会福利效果大于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果;③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时,且环保商品及非环保商品外部性不同时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政策或环境税收政策会提高社会福利;④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且外部性较小,即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或环境税收政策会降低社会福利。由研究结果可知,中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治理效果:①积极推进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和绿色生态正外部性的监测和测度,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在线监控系统,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准确性;②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引导消费者偏好和利用市场自身力量实现市场向环保商品发展趋向。     

征税,还是补贴--对当前环境经济政策的反思

现行环境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纠正经济主体的外部不经济性，具体是通过税收或产权交易使外部成本内部化，本文称其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不对称性”。因为外部效应除了外部不经济以外，还有外部经济，现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考虑了前者却完全忽视了后者，只强调了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却忽视了外部收益也应该内部化。以此为出发点，文章从现行政策的对立面出发，探讨了围绕外部收益内部化制定环境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作者分析了目前排污权交易存在的严重问题，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协调贸易与环境的最佳途径——环境成本内部化

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人类福利增加的同时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国际贸易被指责为环境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甚至连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受到质疑。围绕贸易与环境可否协调以及如何协调的问题．由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冲突引出贸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并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得出结论：环境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国际贸易。而是环境成本的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而国际贸易只是加重了这种市场失灵。二者可以协调发展。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手段。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可以达到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测度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碳排放大国和出口强国,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的背后是生产出口产品所带来的巨量碳排放。科学测算碳排放导致的价值损失,对“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嵌入式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从双边贸易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中国30个省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现状,并利用碳排放权价值测算各省份对外贸易的环境净损失;在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研究表明,从双边贸易层面看,中国省域出口贸易隐含碳主要由美国和欧盟转入,进口贸易隐含碳主要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转出。对东盟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南地区,对BRIIMT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北部地区,对日韩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从行业层面看,出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制造业和电热生产供应业,占比之和超过70%,且各省份的行业结构具有一定差异性。进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电热生产供应业和运输业,占比之和约63%。引入碳排放权价值后,中国30省份的绿色贸易利益相比于增加值贸易利益减少0.94%。作为隐含碳净出口国,中国有28个省份在对外贸易中承担环境净损失。其中新疆和甘肃环境净损失的比重最高,分别为69.29%和57.43%。天津、吉林等7个省份在损失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净出口贸易隐含碳带来的环境污染。针对结论,该研究提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省域间差异化减排、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建议。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中国环境管理体制设计

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依靠市场解决。必须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研究外部性的意义在于内部化，即纠正市场失灵。本文对外部性进行了主体划分．建立了以时间和空间为基准的外部性分类矩阵，构建了外部性绝对大小和相对大小的概念模型。基于这些研究．分别回答环境问题是否需要管理、由谁来管、采取什么手段以及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三级两层”的中国环境管理体制框架。跨行政区的环境外部性应当由上一级政府负责管理，在总社会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应当在尽量小的范围实现较高程度的内部化，内部化手段的搭配符合费用效果最好原则。建议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在保留国家、省、市三级环境管理机构的基础上。设置环保总局和省环保局的分局以便直接管理省际、市际等外部性。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基于要素投入结构异质性的视角

现有文献在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时,忽略了行业固有的异质性属性,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鉴于此,本文从要素投入结构异质性的视角,剖析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通过"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影响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而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该行业的要素投入结构。(2)对于要素投入结构中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大的行业来说,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不利于该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动态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日趋严格,当规制强度跨过拐点之后,则会对出口质量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而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小的行业,环境规制对出口质量升级会产生有利影响,并且呈现出边际影响递增的"J"型特征。(3)人力资本投入、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外资参与对不同要素投入结构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均发挥了预期的积极作用;而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出口质量升级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直接影响。以上结论在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变量替换后,依然保持稳健。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该针对行业类型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的、分层次的环境规制政策,并加强当前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倒逼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路径应对环境规制成本的上升,淘汰落后产业,化解过剩产能,从供给侧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组织制度创新：生态工业发展的动力

生态产业是模拟生态系统而建立的生产工艺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实现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的原因在于生态产业的潜在利益。社会对“生态”的需求隐藏着广阔的市场利益,构成了企业“生态化制度”的激励约束制度。这诱导企业实现了污染治理与原先独立生产方式的“一体化”,其方式是在企业组织外部性环节上增加一些“成本收益核算”的组织,从而完成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制度创新。所以,生态产业是一系列组织制度创新,改变了企业选择空间,从而引导企业进入生态技术和生态化经营的方向上。     

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利益相关者行为抉择博弈探析

面对环境污染,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明晰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机理,选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成供应链系统和消费者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基于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环境价值诉求的识别及行为策略分析,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供应链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考虑消费者的行为策略对三方博弈的影响。运用三方动态博弈模型解析了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各博弈方的博弈均衡策略以及各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个体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策略会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为保障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顺利实施,各利益相关者应协同合作。通过对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协同机理的探讨,提出了促进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实施的对策建议,即中央政府应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地方政府应发挥监督主体作用、企业应发挥投资主体作用、消费者应发挥监督推动作用。     

加入WTO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及对策初步研究

加入WTO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也有一定影响。本文通过识别和筛选具体环境影响因子,界定评价范围,从WTO规则和入世后贸易变化两方面,遵循WTO规则-贸易政策/环境政策-(经济活动)-环境影响的链式反应逻辑关系,考察其中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运用投入产出等模型开展定量评估。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环境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出口隐含污染物"量呈先升后降趋势;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环境管理水平;加强环境监管和绿化贸易政策可以缓解环境压力。建议:逐步推动建立我国的绿色贸易政策体系;通过贸易和投资向国外转移部分产能;建立积极的环境与贸易谈判策略及政策制定保障机制。     

流域开发的外部性及其内部化

流域是地表水的集水区域。流域问题的本质是水。水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核心。流域开发是以水资源为先导和主体的综合资源开发。实现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就是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外部性是流域开发的基本特征，水资源的特性决定了流域开发的外部性。实现流域开发的外部性内部化是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现流域开发外部性内部化，必须界定流域资源产权，明确流域开发主体；建立税收－补贴体系，对水资源合理定价；坚持“排污者付费原则”；建立流域水资源市场，实现水资源资产化管理。同时，政府要加强流域的管理；建立健全水资源保护与流域开发的法律体系；普及保护环境和水资源的教育，建立节水观念；支持和鼓励流域开发企业实行外部成本内部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刻画了2001—2009年间我国14个工业行业与全球38个主要国家间的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隐含碳排放程度,并实证研究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是参与价值链会加剧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给中国的环境造成恶化效应,反而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此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强。其次,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最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的改善效应主要来源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的积极作用,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则会提高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也就是说,提高中国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国内增加值率的下降将恶化我国的环境状况。     

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企业不考虑环境成本追求利润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利用市场机制很难解决此类外部性问题,政府规制介入成为必然. 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实际上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可以用博弈方法来研究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效果.现有博弈分析中存在忽视环境污染给政府和企业分别带来政治成本与声誉成本的重大缺陷,造成理论不能解释现实世界.本文在引入上述成本的基础上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互动决策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 减少政府因企业污染带来的收益、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等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且,建立以增加企业污染的声誉成本以及提高地方政府纵容污染的政治成本等非物质成本的制度建设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方向.     

碳关税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碳关税是美国提出的针对国际贸易中高能耗进口产品征税的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从表面上看,碳关税的提出是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促进全球贸易的公平竞争。实质上,碳关税的提出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夺取世界经济新的话语权,同时也是为了制衡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机制有二:第一,碳关税产生的价格效应促使出口商品成本上升,出口量下降,造成出口国净福利损失。第二,长期来看,碳关税的环境规制效应会促使出口企业实施创新、改进效率,企业竞争力增强。但是,就短期来说,由于我国尚不具备"波特假说"成立的前提条件,碳关税会促使成本上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指出碳关税的推出将对我国当前出口贸易形成严峻的挑战,长期看将有利于我国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改善。基于以上的分析,文章提出了政府"环境外交"、逐步开征国内碳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等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污染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理论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加剧具有必然影响,一方面税收竞争导致地方政府间相互降低税率;另一方面,税收竞争还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力度,导致地方政府采用宽松的环境政策。降低税率会使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得不到补偿,降低税收效率;放松环境政策则会导致环境政策的"趋劣竞争",都将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和环境质量的降低。对2000-2009年中国28个省份的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则表明:环境污染在地理空间上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联动性,环境污染受到相邻地区的溢出效应影响非常明显;税负降低确实促进了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废弃物等环境污染排放量的增加,对环境质量的降低具有显著影响;而地方政府执行宽松的环境政策促使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各地方政府倾向于承担较低水平的废水减排努力,出现环境政策的"趋劣竞争",而对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却起到一定的缩减功能。     

企业环境寻求、污染密集型生产区际转移与环境监管

在当前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背景下,产业有序转移必须以有利于或者加强环境保护为基本目标。环境规制差异造成了不同经济地域之间污染密集型生产的比较优势调整,强化了高污染产业进行生产区位选择的动机,以规避来自政府的环境监管。环境治理成本的不同是高污染企业区际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企业环境寻求策略推动了污染密集型生产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向环境规制松弛地区的转移。企业污染密集型生产的区际转移受到环境要素产品生产比较优势的明显影响,这些环境要素产品与区际环境规制差异、企业市场内部化战略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命周期密切关联。借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可以明晰企业环境寻求策略下污染密集型生产转移的内在机制。一方面,环境成本差异决定了非环境友好产品生产转移的意愿,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生产的边际环境治理成本和平均环境治理成本提高,污染密集型生产外迁的动力加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对环境规制强度更加敏感。污染密集型生产承接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形成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有力对冲,遏制环境恶化趋势。另一方面,合理的区际环境政策差异能在产业有序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理设定区际环境规制级差与碳信征信系统建设,加强分类监管与行业节能减排,建立拟承接生产项目的效率筛选机制,提高区域市场开放程度、降低产业优惠政策所形成隐性市场保护等环境监管手段是保证欠发达地区通过产业承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