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L模型的江苏贸易开放、城市化和碳排放关系探讨

实证研究了贸易开放、城市化、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关系中,能源消费对贸易开放的影响的弹性系数为正,能源消费对碳排放具有负向且显著的影响,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在短期关系中,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碳排放各变量对贸易开放的弹性为正,碳排放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存在从贸易开放度到城市化到经济增长单向因果关系且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存在经济增长到城市化双向因果关系。     

基于ARDL模型长三角碳排放、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碳排放量、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长三角地区(研究该区域为上海、浙江、江苏,简称长三角,下同）碳减排措施的实施是否会影响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量、能源结构和碳排放量间存在何种联系,这些均是在长三角碳减排政策制定中亟待考虑的问题。利用1990~2010年,长三角的能源经济样本数据,使用ARDL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Granger）定量的研究了上述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碳排放量、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分别为回归变量时,均存在其它解释变量和每个回归变量间的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长期关系中,存在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负向弹性影响。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能源消费每增长1%,经济增长0.67%。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负,碳排放量每增长1%,经济则减少0.49%。Granger因果关系的研究表明：滞后长度分别为3,4时,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倒的单向因果关系。不存在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且亦不存在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的双向因果关系。在长三角,制定和实施适当的节能减排政策将不会阻碍该地区经济增长。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应首先考虑能源结构优化,降低长三角高碳能源的消费比重     

金融发展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如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维持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发展对一国能源消费也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考虑到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根据1997—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金融发展对中国能源消费的不同影响,并检验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研究表明:(1)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信贷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证券市场融资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呈现为单门槛效应;(2)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会降低能源消费水平,FDI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始终为正相关;(3)从影响渠道看,在中高速增长及所有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分别增强了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但技术创新渠道并不畅通。研究最后建议,政府制定能源发展政策时,加强金融政策与节能减排规划的融合,政策着力点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有所不同,逐渐消除技术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障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绿色信贷如何影响中国绿色经济增长?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金融是中国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推经济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而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项目融资的主渠道,也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力量,究竟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增长?其影响机制和传导途径如何?目前学术界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文章在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及作用路径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包含能源消耗与非期望产出的省级区域的绿色经济增长,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绿色信贷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市场化进程与财政分权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但是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这可能是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造成企业治污成本过高,利润降低,从而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不同来源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同从而相互抵消所引致的。②在影响机制方面,将绿色经济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绿色信贷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技术进步显著为正,说明绿色信贷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实现的。③在传导路径方面,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降低煤炭消费量在能源消费量中的比重,进而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④将绿色经济增长滞后1至2期,发现绿色经济增长处于波动状态,上一期绿色经济增长的提升可能带来本期绿色经济增长的提升,又会在下一期得到下降,说明中国节能减排工作未能得到有效的持续。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建立抑制"两高一剩"行业信贷的约束机制与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定期开展绿色信贷投放效果评估,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督长效机制,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广州市能源消费与GDP及能源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能源消费及能源结构与GDP之间关系对于广州的能源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本文在广州市1980—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了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运用协整理论研究了广州市1980—2003年能源消费与GDP及能源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GDP和能源结构是能源消费的Granger原因。并且GDP与能源消费及能源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能源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江苏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基于1990～2005年的年度数据,运用脱钩和复钩理论,协整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辨识和分析了的能源消费总量、电力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耦合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0年,江苏能源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处于弱脱钩状态,进入2000年后,二者呈现出扩张性复钩趋势。研究同时还发现江苏的能源消费总量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表现出能源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了当前能源是影响江苏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江苏在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战略等方面应当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     

能源转型下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能源转型和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是现阶段各国重要的能源战略。那么,能源转型是否牺牲经济增长?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该影响的方向或大小在国家或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本文以可再生能源发展较为领先、面板数据较为完整的欧盟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能源转型具有经济代价,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的非线性影响。(2)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可再生能源补贴高于门槛值、能源消费强度高于门槛值以及人均GDP低于门槛值时,推动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经济代价更大。(3)目前欧盟推动可再生能源消费具有合适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经济水平条件,但可再生能源补贴过大,具有一定经济代价。(4)根据门槛值将国家分为低补贴组和高补贴组,两组国家在1990—2014年期间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并没出现显著差异。其中,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位居第一和第二的英国与比利时,可再生能源补贴较低且始终没有跨过门槛值;而一直处于高补贴组的荷兰,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并没超过一直处于低补贴组的比利时、爱尔兰、波兰与英国。可见,具有较高经济代价的补贴并不是推进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唯一有效手段。     

江苏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基于1990～2005年的年度数据,运用“脱钩”和“复钩”理论,协整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辨识和分析了的能源消费总量、电力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耦合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0年,江苏能源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处于弱“脱钩”状态,进入2000年后,二者呈现出扩张性“复钩”趋势。研究同时还发现江苏的能源消费总量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表现出能源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了当前能源是影响江苏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江苏在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战略等方面应当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机制

在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分析其能否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基于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高污染企业财务绩效与环境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即绿色信贷政策改善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2)根据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规模较大企业、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企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中,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冲击更为显著。(3)机制检验发现,绿色创新在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同时,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依赖于宏观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这意味着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会随着货币政策的扩张而增大、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减小。因此,该...     

制度与技术双“解锁”是否驱动了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

依靠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驱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大研究命题。基于此,通过构建扩展的CDM模型,利用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创新过程的影响。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当前制造业遵循环境规制的成本显然已经影响了其创新活动的实施。(2)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制造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和策略性创新产出,弱"波特假说"尚未得到支持。同时,研发强度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实质性和策略性创新产出。(3)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经济绩效、能源绩效和环境绩效的提高,强"波特假说"得到支持。强、弱"波特假说"的差异化结果表明,面对政府的环境规制,目前中国制造业通过创新来寻求经济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尚未成为其实施绿色发展的首选路径。(4)实质性创新对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能源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显著抑制了环境绩效的提高,策略性创新对经济绩效、能源绩效和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制定环境保护政策的过程中,应降低行业的环境规制遵循成本。同时,进一步调整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结构,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制造业优先开展低碳节能型技术创新,进一步增强制造业绿色创新成果的转化能力,使其真正转化为强大的绿色生产力,推动制造业的绿色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吗?——基于重污染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视角

基于企业金融资源配置视角,文章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首先,绿色信贷政策有助于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过度投资动机的同时,也改善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倾向,该研究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更换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应可分为直接效应和派生效应。直接效应体现在重污染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变化即长期债务比重下降,派生效应表现为企业寻求替代性融资的动机激增了商业信用规模。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长期债务比重的下降和商业信用额度的增加均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该传导路径受到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面临的金融错配程度越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提升效果越弱,且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的微观治理功能也被弱化,进而阻碍了绿色信贷发挥政策功效。文章的研究结果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性,绿色信贷政策克服了传统环境规制可能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冲击的弊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了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有助于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为实现"治污"与"提效"的双赢局面提供了契机,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GDP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

选取中国1985-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与GDP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Eviews对时间序列的GDP和能源消费总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Engle-Grange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GDP、能源消费总量的二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GDP、能源消费总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Engle-Grange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与能源消费的因果影响关系不明显,但长期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从研究的结论来看,GDP增长引起能源需求和消费内生性的增长,减少能源的消费不影响产出、就业、收入的增长.要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使经济持续发展,首先,必须积极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战略、实施能源保护和节能政策来弥补我国能源短缺,提供充足的能源供给作为保障.其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使我国经济发展摆脱对能源的依赖.     

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协整与因果关系分析

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目前热点问题。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有助于实现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选取1953～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关系),GDP增加1%,碳排放将增加036%,即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36;在短期内,两者存在着动态调整机制,非均衡误差项的存在,保证了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误差修正系数(-0669 4)为负,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并且误差修正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表明：总体来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双向因果关系。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非化石能源”的策略,减少能源消费和降低碳排放,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对脱钩     

基于协整和脉冲响应的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测算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源供需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能耗降低20％的任务目标。为了探明在节能政策条件下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演进关系,本文采用协整模型检验了1980—2005年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构建了能源生产和消费与GDP的误差修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能源与经济增长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态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动能源消费的急剧增加,而能源消费量的上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却不显著;在近期节能政策的冲击下,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响应有2-3年的滞后期,并呈现出正弦波的形态。为了达到20％降耗目标,政府需控制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同时加大力度保证节能政策的贯彻实施。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制造业碳排放效率,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采用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以及高碳制造行业相关数据,通过超效率SBM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分析其时间、空间变化特征,并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2006～2019年制造业碳排放效率不断提高;碳排放效率呈“下中上游”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差异整体呈缩小趋势。(2)高碳制造行业碳排放效率差异显著,不同高碳制造行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布差异大。(3)行业成长能力、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行业规模、人均GDP水平、城镇化率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碳排放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行业FDI、工业化水平对其产生负向影响;因素对上中下游地区的影响效果具有差异性。因此,需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升和完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与结构,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引导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行业特征对低碳约束下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

工业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主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强的能源与碳排放约束,工业增长必须由要素驱动的投入导向型转向创新驱动的效率导向型,提高低碳约束下的绿色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推动以绿色TFP增长为核心的工业低碳转型。该文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这一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分析框架下,利用全局DEA方法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1998-2010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TFP的动态变化。考虑到中国工业内部不同行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能源消费结构及行业开放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分别利用条件均值回归和条件分位数回归,就上述行业特征因素对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平均企业规模和行业企业集中度对行业绿色TFP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行业资本深化则抑制了行业绿色TFP增长,行业私营企业比重的提高并没有促进行业绿色TFP增长,FDI和煤炭消费比重均对行业绿色TFP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对处于高分位和低分位绿色TFP指数的行业来说,行业特征因素对行业绿色TFP增长的边际效应较弱,行业特征因素对处于中间分位的行业绿色TFP指数的边际效应最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上述结论对我国工业行业低碳转型发展的政策启示。     

江苏省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而未有对区域资源总体消费与经济产出二者关系开展实证研究。本文以江苏省为例,运用协整理论和物质流分析方法首次尝试对江苏省1990-2007年资源消费和实际GDP二者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现为资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同时还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了当前资源是江苏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江苏在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战略等方面应当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此外,研究提出的将基于物质流分析的资源消费核算方法与时间序列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集成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可以适用于同样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关于资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基于环境效应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研究

以2003 - 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年末从业人员数和能源消费为投入指标,行业总产值、SO2排放量为好和坏的产出指标,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考虑环境效应的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并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考虑环境效应的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但远低于不考虑环境污染时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技术进步是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分行业看,重工业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显著高于轻工业行业,且行业内部差异显著;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垄断程度高、进入壁垒高的行业,增长率较低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外资水平、资本深化和市场竞争对轻工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大对重工业提高能源效率有积极作用,外资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重工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     

中国家庭消费的能源环境代价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模式,居民家庭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何更好地引导其尽可能地降低对环境的损害效应,是决定经济绿色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问题。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本文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了2000—2014年中国家庭消费对能源消耗、CO2排放和SO2排放的影响,采用LMDI分解法研究了家庭消费规模、家庭消费结构和效率变化三个因素对其变化的影响,并对中国家庭消费含能(污)量进行脱钩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4年,家庭消费含能量和含碳量都呈现增加趋势,其中煤和油是最主要的家庭能源消费品种,而家庭消费含硫量呈现递减趋势;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家庭消费含能(污)量的主要引致来源;家庭消费含能(污)量的增加主要是家庭消费规模快速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引起的,能耗或排污效率的提高带来的效率效应有效地抑制了规模效应,部门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动带来的结构效应影响较小;近年来,中国家庭消费含能(污)量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强脱钩状态,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同时家庭消费引起的能耗和排污有所下降的向好形势。政策含义表明,要有效控制家庭能耗和排污规模,需进一步优化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加快绿色清洁能源消费的转型;以家庭消费含能(污)量的部门分布为突破口,鼓励居民家庭选择消费较为清洁型的制造业产品或环保型的服务;提高消费品关联的产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或污染治理效率,进而倒逼或引导部门结构的可持续性转变。研究对于发展绿色消费、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含义。     

中国碳排放、清洁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1985-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选取清洁能源、碳排放和经济增长3个变量,建立了相应的VAR(3)模型,检验了这3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变量间的动态响应关系。我国经济增长受外部某一正向冲击后,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起初增加幅度大,后期增长幅度小,导致环境质量的降低。而我国清洁能源受外部某一正向冲击后,起初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后期会减少碳排放,从而改善环境质量。因此,把握住清洁能源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绿色GDP的发展,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