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诱发绿色创新吗?——基于ENGOs视角的验证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治理双赢的关键所在,以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2008年两家环境非政府组织——IPE和NRDC联合公示中国113个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作为准自然实验,并采取DID和DID-PSM识别方法评估非正式环境规制绿色创新的"净作用",得到了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确诱发了城市绿色创新,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检验、DID-PSM回归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之后,结果仍具有稳健性。(2)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分析,东部和西部地区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PITI的发布响应更加积极,而中部地区则受到冲击效果较弱。基于时间趋势视角分析,非正式环境规制诱发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策实施第一年最为强烈,随后整体上呈现逐年弱化的趋势。(3)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越高的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绿色创新效应。相较于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而言,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受到环境信息公开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4)在剔除同时期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五省八市"的碳试点、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等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活动的其他环境政策冲击之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依然存在。     

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基于专利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互联网发展是否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以往研究针对互联网发展和城市创新之间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鲜有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进行深入剖析。众所周知,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既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也成为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因此,文章从专利视角入手,在系统梳理互联网发展与城市绿色创新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05—2019年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互联网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相比较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进行再次回归分析,结果依旧稳健;②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发展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技术研发能力和加强外部监督水平这三个途径来推动地区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③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理位置和城市规模下,互联网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和大型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而对东部地区和规模较小城市的促进作用一般。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新时期,一方面要推动互联网向社会经济各领域渗透,以各产业融合促进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提高互联网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既要重视创新资源的投入,又要提高创新产出的质量,从而更好地挖掘地区绿色创新潜力,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以实现地区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吗?——基于重污染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视角

基于企业金融资源配置视角,文章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首先,绿色信贷政策有助于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过度投资动机的同时,也改善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倾向,该研究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更换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应可分为直接效应和派生效应。直接效应体现在重污染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变化即长期债务比重下降,派生效应表现为企业寻求替代性融资的动机激增了商业信用规模。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长期债务比重的下降和商业信用额度的增加均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该传导路径受到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面临的金融错配程度越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提升效果越弱,且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的微观治理功能也被弱化,进而阻碍了绿色信贷发挥政策功效。文章的研究结果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性,绿色信贷政策克服了传统环境规制可能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冲击的弊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了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有助于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为实现"治污"与"提效"的双赢局面提供了契机,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创新能够驱散雾霾吗?--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检验

中国多城市群大范围持续遭遇雾霾等空气环境问题,不仅严重影响着人民生活健康,同时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创新驱动作为引领发展的重要源泉,是治理城市雾霾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利用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PM_2.5浓度、创新等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通过空间计量方法在同时考虑空间横向维度及时间纵向维度下就中国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从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动态效应、作用距离阈值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②中国城市创新具有积极的减霾作用。从横向空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存在一定的有效距离阈值。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减霾效应整体存在边际递减态势。③交通便利化及能源效率的提高有效抑制了城市雾霾污染的加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是城市雾霾污染加剧的一大诱因。基于上述事实,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国在城市雾霾治理过程中应实施科学规划,布局联防联控。防止城市"单边"治霾努力成果被周边城市的"泄漏效应"所削减;聚集创新要素,打造创新型城市引擎。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创新竞争、合作机制,创新重塑城市群发展模式以缓解城市雾霾污染;考虑到城市创新对于雾霾治理红利存在边际递减态势,除上述减霾渠道外,治霾政策仍需坚持从源头着手,优化产业、能源结构,促进能效、路效提高,最终成就美丽城市。     

产业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吗?——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

厘清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有助于理解中国环境压力形成的原因,而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区域合作,空间溢出效应更不容忽视。通过将反映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非对称性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下,产业集聚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研究发现:(1)中国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邻近省域的环境污染会加剧本省的环境污染;(2)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减排,却对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反而导致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3)当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时,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产业集聚,会增加0.428%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381%的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0.240%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上结论都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说明结论真实可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林业生产性服务能促进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吗?--基于林地流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厘清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可为盘活集体林区林地资源、促进家庭林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考察林业生产性服务对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首先构建了考虑林业生产性服务及林地规模的农户生产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后提出假设:林业生产性服务投入增加,将促进农户增加林地要素投入,即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其次,基于福建500份经营商品林农户调查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及工具变量处理选择性偏差、遗漏变量及联立因果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林业信贷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分别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19.6%、15.9%,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分别扩大66.8%、38.5%。林业物资与技术服务仅在是否流入林地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8.9%。林业劳动力服务仅在林地流入规模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得农户林地流入规模扩大66.9%。林业销售服务由于买方垄断特征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负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降低12.3%,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缩减73.2%。因而,政府应有针对地激励和规范各类林业生产性服务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集体林区家庭林业发展。     

环境规制是否能激发绿色创新?——基于点-线-面三维框架的可视化分析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国家战略,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日益成为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波特假说近年来逐渐成为多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1995—2018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波特假说领域相关研究的文献为样本,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基于点-线-面三维框架整理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竞争力等相关主题的关键文献、历史路径和关键词聚类等内容。首先,在关键词共被引网络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波特假说研究中存在的四个热点方向,即学者们热衷于对波特假说的强版本、狭义版本以及弱版本进行检验;学者们对环境政策的研究细分至具体的政策如能源政策;倾向于利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创新进行验证;探究环境规制和环境创新成因之间的关系。接着,运用文献共被引关系路径分析发现两种引证关系路径,即实证引证关系路径和理论引证关系路径。最后,通过对高被引文献的共被引关系进行模块化分析,显示出了五个重要热点聚类: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环境管制与竞争力;企业环境行为与环境管理;环境管制与产业区位选择;环境管制与生产效率。从而,得出了未来需要加强波特假说研究的五个方向的建议:一是文献研究对象需要扩展比较,理论支撑有待继续挖掘;二是针对企业异质性进行环境政策特性设计,灵活创新政府政策工具;三是企业主动性加强,推动形成企业层面研究新视角;四是关注跨国贸易,强化环境规制对国际碳转移和污染倾销问题研究;五是拓宽研究方法的新视角,多关注政策工具间交互影响。     

绿色低碳视角下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研究

绿色低碳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如何有效推进绿色科技创新以及改善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高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的角度出发,结合投影寻踪模型处理高维数据的特点,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改进,从而构建了更加有效的估算创新效率的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选用2005-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各区域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平均创新效率约为0.645,虽然超过0.5,但仍然存在较大的无效率现象,创新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且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各区域发展不均衡。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与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表明环境规制初期,由于成本的增加,会对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又会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区域开放程度、技术市场成熟度和政府资助这三个因素对绿色创新效度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说明较高的区域开放程度能够显著拉动中国创新效率向更高水平发展,成熟的技术市场有利于科技成果市场价值的实现并推动创新效率的提高,政府资助可有效降低区域绿色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本和风险,激发其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对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因此,要想有效提高中国及各区域的创新效率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当重视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的改善,积极推进绿色创新技术,一方面要均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并学习国外先进绿色创新技术,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来调控各区域创新能力的失衡现象。     

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的互动关系：基于创新价值链循环视角

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构建了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机制分析框架,利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绿色专利合作以及绿色技术转移微观大数据,刻画了中国2010—2020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技术研发合作网络和绿色技术转移网络,并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两者互动关系、作用渠道进行了实证检验,以及讨论了区域产学研政策协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具有互相促进的正反馈机制,体现出绿色创新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互促循环关系。(2)通过分解城市协同创新及绿色技术转移为拓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发现两者互动关系仅体现在拓展边际层面,城市节点快速嵌入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网络,但城市间合作研发与技术转移强度相对偏低。(3)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关系仅在本城市技术转移的空间维度生效、具有局部地区属性,全国性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链循环格局尚未形成。(4)基于文本分析法构造了区域（省级）政策协同指标,发现区域产学研政策协同强化了城市协同创新对绿色技术转移的促进关系,反之却不成立,产学研政策主体和政策工具的协同水平均有待提高。最后,针对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加强绿色技术协同创新,充...     

基于行业视角的江苏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加强,工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的需求日益迫切,对不同行业的工业用地效益净值进行正确判断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论文引入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概念,利用污染治理成本法等方法,构建了工业用地绿色效益核算计量模型,并以江苏省为例,对2013年江苏省各工业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进行核算,揭示了行业间工业用地绿色效益的差异及其特征。结果表明:(1)江苏各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均为正,总体呈现金字塔型分布模式且差异显著,27类行业中绿色效益数值低于平均值的行业有16类,而数值是平均值1.5倍及以上的行业仅有3类。仪器仪表、计算机等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较高;而化工、纺织等江苏传统产业用地的绿色效益较低。(2)地均利税总额和地均员工工资收入对绿色效益的影响较大;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对绿色效益有一定影响,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超过平均值的行业占比为40.74%。(3)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总体呈现轻工业高于重工业的特点,其中,地均COD治理费用最高,接近地均环境污染治理总费用的80%。(4)各行业用地的绿色效益与各行业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无相关性;与地均工业总产值高度正相关,但农副食品加工业等部分地均工业总产值大的行业其用地绿色效益较低。最后,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为促进江苏工业绿色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包括制定分行业用地管理政策、优化结构,科学修订用地标准、严格供地准入门槛,强化企业污染预处理、实现生态型工业生产等。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会“挤出”企业绿色创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企业环境污染行为能否在根本上得到遏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而尚未关注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动机增强后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什么影响。文章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外生政策冲击,研究了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04—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三重差分(DDD)分析法,通过比较新标准实施前后、试点城市相对于非试点城市、重污染行业相对于轻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发明申请量是否变化来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2年新标准第一阶段方案实施后,74个试点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显著高于轻污染企业,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2)经异质性分析发现,2013年新标准第二阶段方案在190个试点城市实施后上述“挤出”效应不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国有重污染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将第一和第二阶段实施方案引入同一模型进行整体分析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稳健。(3)从影响机制来看,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增大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是因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大幅增加环保投资而挤占了绿色创新资源而导致的,在第二实施阶段,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不再大幅增加环保投资后,对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也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环保补助和绿色创新资源支持,以有效缓解因企业大幅增加的环保投资而挤占的绿色创新资源。     

绿色低碳视角下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低碳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如何有效推进绿色科技创新以及改善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高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的角度出发,结合投影寻踪模型处理高维数据的特点,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改进,从而构建了更加有效的估算创新效率的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选用2005-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各区域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平均创新效率约为0.645,虽然超过0.5,但仍然存在较大的无效率现象,创新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且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各区域发展不均衡。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与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表明环境规制初期,由于成本的增加,会对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又会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区域开放程度、技术市场成熟度和政府资助这三个因素对绿色创新效度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说明较高的区域开放程度能够显著拉动中国创新效率向更高水平发展,成熟的技术市场有利于科技成果市场价值的实现并推动创新效率的提高,政府资助可有效降低区域绿色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本和风险,激发其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对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因此,要想有效提高中国及各区域的创新效率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当重视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的改善,积极推进绿色创新技术,一方面要均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并学习国外先进绿色创新技术,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来调控各区域创新能力的失衡现象。     

绿色考核能破解“资源诅咒”吗？——来自资源型城市的证据

因面临“资源诅咒”问题,传统资源型城市如何通过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困扰学界和政界的重大难题。该研究以中央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考核政策为切入点,探讨绿色考核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绿色考核政策的强度,并使用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对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增长指标进行了测算,进而基于2006—2020年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考核政策和资源城市绿色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绿色考核能够显著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破解“资源诅咒”,该结论在改变自变量测度、排除竞争性解释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2)绿色考核主要通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工业结构清洁化、资源配置优化三条作用途径,实现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强、地方国企依赖程度低的地区,绿色考核政策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在成长阶段为成熟型和衰退型、以煤炭和金属类为主要禀赋的资源型城市,绿色考核政策效果更好。区别于以往研究大多围绕资源管理提出的破解策略,该研究揭示了良...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电商参与促进农户绿色生产吗?——基于3省4县812户果农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业绿色生产是保障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缓解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根本路径。虽然学术界对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人们对农产品电商与果农绿色生产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因此,文章深入探讨了电商参与和果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并基于三省四县812份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运用RBP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然后对结果的稳健性与异质性展开探讨。研究发现:(1)电商参与能够提高果农绿色生产的实施概率,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为24.7%,通过更换模型和替换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讨论后,上述基准结论稳健可靠。(2)电商参与对不同绿色生产行为的处理效应存在差异,按照ATT数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严格按照标准施药、物理防控措施、生物防控措施。(3)电商参与能够通过提升绿色生产认知、提高农产品价格预期和追求消费者正向口碑影响果农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因此,应加大农产品电商宣传与推广力度,提高果农电商参与程度;与此同时,应确保农产品电商在通过实施绿色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并获得质量溢价方面的有效性,进而促进电商参与率与绿色生产实施率协同提高。此外,应强化政府在果农绿色生产上的引导作用。     

雾霾会促进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么?——基于SEM的实证研究

当下雾霾天气愈发严重,全国各省市相继推出一系列雾霾治理政策,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涌现,一方面政策大力支持环保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因此研究雾霾相关政策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根据雾霾污染程度及政策力度两个指标,将中国省级区域划分为高、中、低雾霾敏感区,基于"风险感知-态度-行为"理论框架,设计里克特5级量表,对高、中敏感区人群按照雾霾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绿色投资意愿三个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以低敏感区投资者的绿色投资意愿进行对照分析,共收集有效问卷517份,利用SPSS和AMOS等软件进行数据测算以及模型拟合,研究雾霾风险对公众绿色投资意愿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对于高、中敏感区投资者来说,绿色投资意愿与纯粹的风险偏好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在风险偏好与雾霾风险感知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与雾霾风险感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对照分析表明,低雾霾敏感区与高、中敏感区的绿色投资意愿同样强烈。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的表现为:公众投资者期望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愿意接受低于常规收益的雾霾治理类投资产品,并看好环保类股票的投资价值。这表明充分披露雾霾天气情况,提高绿色金融产品标的资产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及加强监管等,都有利于促进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且该意愿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引导各地区绿色投资的协调发展具有良好前景。同时投资者对绿色投资不存在先入为主的风险水平判断,在合理的引导下,绿色产业可能获得平等或更多的融资机会。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有资质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及绿色股票;金融机构应有针对性地推出环保类投资理财产品,丰富绿色投资市场的产品种类,为环保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让公众投资者拥有更多参与绿色投资的机会。     

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能否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基于家庭禀赋视角的ESR模型分析

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是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农户家庭禀赋影响其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进而导致其绿色生产行为实施差异的分析思路,利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来自湖北省的1063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反事实场景和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考察了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两种情形下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1)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显著高于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可使预期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提高40.13％;(2)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对不同类型绿色生产行为的处理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化肥减施、节水灌溉、农药减施、农膜回收和秸秆综合利用;(3)无论是否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家庭禀赋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对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影响存在差异.此外,家庭禀赋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因素.政府应积极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加快转变技术推广方式,兼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进一步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培训.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约束的视角

在探索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实现路径中,本文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配置结构约束下的视角出发,以2004—2017年中国的280个微观城市为样本,基于SBM-Luenberger生产函数的方法重新测度和分析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增长指数,并对GTFP增长的来源、时空动态特征、内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显示:①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2004—2017年总体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正向增长阶段(2004—2008)→负向增长阶段(2009—2015)→正向增长阶段(2016年以后),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其规模效率的增长。②在空间动态变化中,初始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集聚HH区域(高增长水平)集中在西部,LL区域(低增长水平)则集中在福建、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HH区域在西部基础上不断扩大到中部和京津冀地区,且东岸沿海区域的LL区域范围在缩小。③在增长驱动因素中,城市能源结构的直接负效应与城市新能源电力供给占比较低有关;土地资源供应结构的负向效应说明城市发展存在"底线竞争"效应;产业结构的高级进程有利于地区整体GTFP增长但对产业属地环境存在负向效应。除此之外,资源倾斜与资源集聚效应越强,其地区GTFP增长能力越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提高城市能源与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依靠经济效率、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DEA-Malmquist和Tobit模型的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绩效研究

应用DEA-Malmquist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012～2018年的绿色创新绩效进行了测度,并运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研究区绿色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绿色创新绩效参差不齐,差距明显;绿色创新绩效整体有所提升,即新的知识技术等促进了绿色经济发展,但效果并不明显;对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说明技术进步仍然是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主要手段,从2012～2018年绿色创新绩效动态发展来看,更印证了提升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对追求技术进步和在现有资源禀赋下对技术的利用情况的协调欠佳。(2)城市群城市间绿色创新绩效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整体上“东高西低”。绩效水平较高的城市在空间上形成一定的集聚,呈“Z”字型的空间分布特征;江苏省绿色创新绩效水平整体表现较为突出,安徽省多数城市绩效较差。(3)产业结构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较显著,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区域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增强区域间信息的通达性能够带来创新绩效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