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与分析

为探究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在研究系统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兼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建设,适宜大区域、多城市的综合评价体系,并从时空两个纬度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9个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5年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环境总体耦合协调性较好,在15年间由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转变,但是其耦合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优于西部,省会城市具有明显优势。同时还指出,在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起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是发展的基石。由此,提出要提升人力资本、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间共同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大保护战略下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研究

长江经济带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时代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决策,本文通过构建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情景比较了"经济优先"战略与"大保护"战略下长江经济带及9省2市的协调度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在"经济优先"战略下,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小幅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从0. 58上升至0. 62,涨幅6. 89%,从勉强协调区间上升至初级协调区间。在"大保护"战略下,2016年矿产-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高出"经济优先"战略0. 04,约高6. 72%,2017年高出0. 028,约高4. 80%;到2025年较2018年增长了0. 05,涨幅7. 93%,年均涨幅1. 13%,较2025年"经济优先"战略高出0. 08,约高13. 33%。分省来看,2025年在"大保护"情景下,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较2018年分别提升了5. 55%、4. 76%、12. 72%、13. 23%、11. 59%、28. 81%、5. 97%、25. 86%、16. 66%,与2025年"经济优先"情景相比分别高出2. 70%、17. 80%、19. 23%、28. 33%、22. 22%、33. 33%、1. 42%、48. 97%、34. 04%。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矿产-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在长期坚持"大保护"战略基础上,长江下游地区应坚持经济-环境并重的发展战略,而上、中游地区坚持生态优先战略,同时加强上游地区矿产资源开发规模、总量和"三率"管控,并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或交易机制。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政策研究——基于SWOT-AHP和模糊TOPSIS法

适宜的战略决策是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为评价长江经济带矿业绿色发展战略的政策优先性,基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确定政策的影响因素并确定10种替代方案,再通过AHP法得出权重,最后通过模糊TOPSIS法得出替代方案的最优排序.结果 表明:10种替代方案中,保证生态保护红线内矿业权有序退出的优先度最高,其次为严格落实矿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优先开采清洁与新兴矿产资源,而提高矿业产业集中度相较于其他方案的优先度最低,同时通过敏感性分析验证了模糊TOPSIS法的可靠性.为短期内重塑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提高矿产资源开发的保障能力与现代化治理能力,以及中长期构建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建议将保证生态保护红线内矿业权有序退出作为目前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的主导方向.     

宜昌市生态保护红线的框架体系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重要创新。宜昌市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包括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和资源利用红线三大类型。生态功能红线分三级管控,红线区包含12类重点区域;环境质量红线分为水、大气环境质量红线,各划分了三个管控级别;资源利用红线分为水资源、土地资源承载力上线以及水环境及大气环境承载力上线,并提出了相应调控措施。     

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时空分异研究——基于SE-SBM与ML指数法

长江经济带作为全球最大的内河流域经济带,是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引擎。为确保以"黄金水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健康发展,应着力打造沿江绿色发展轴,重视生态保护及污染治理,尤其是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化。将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绿色发展的理念建立SE-SBM模型,定量分析2002～2016年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时空变化,并利用ML指数方法探讨绿色水资源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随时间出现轻微下降趋势,区域性差异明显,上、下游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效率值下降,中游稳定于较低水平,形成水资源效率"上游下游中游"的格局;(2)重庆、贵州、上海3个地区平均水资源利用率达到DEA有效,浙江、江西、湖北效率值处于较低水平,江苏、云南水资源利用效率波动明显;(3)技术进步指数是影响水资源效率的主要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从打造区域系统性开发,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技术效率,加大节水技术改造;实施"三水共治",强化水资源管理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旨在促进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生态红线划定方法及其在长江岸线中的应用

长江岸线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矛盾突出,划分长江岸线的生态红线对于长江生态保护以及岸线的有序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生态红线的概念和内涵,概述生态红线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从生态敏感性、生态功能重要性、禁止开发区3个方面,建立长江岸线生态红线评价指标体系,最终阐明长江岸线生态红线的划定技术方法和流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江岸线生态红线一级保护区长度为597.11 km,占长江岸线长度的7.55%,包括荆州、咸宁、安庆等部分岸段。生态红线一级保护区实施最严格的管控措施,禁止任何开发建设的活动。长江岸线生态红线二级保护区长度为1 171.29 km,占长江岸线总长度的14.81%,包括岳阳、池州、苏州等部分岸段。生态红线二级保护区应严格空间开发活动的强度,确保生态红线功能不降低,红线面积不减小,且不超过资源利用上线。该研究对于岸线科学合理利用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新作——《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发展研究》评介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自2014年国家正式启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指导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规划文本和政策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2016年颁布实施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四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战略定位,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六大战略重点任务(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城镇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的动态转换机制及空间异质性分析——基于平滑面板转换模型和趋势面的检验

"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是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两种不同状态,分别表示资源相对不足和资源相对丰裕下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是可以转换且这种转换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针对资源丰裕度不同和发展阶段不同的异质性区域而言,研究其资源所起的约束作用,就显得很有政策含义。本文利用生产函数曲线重构资源约束的两种状态,并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起二者转换的判别条件及转换机制模型。通过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平滑面板转换(PSTR)模型考察了"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之间的转换机制,并且在此基础上运用趋势面分析方法分析其转换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理论模型推导发现,在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条件下,当资源增长弹性不等于2/3时,"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可以相互转换;②随着资源投入量的增加,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作用表现由"资源尾效"向"资源诅咒"转换,其水土资源投入量的转换点分别为203. 00亿m3和134. 00千hm2;③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的空间分布总体趋势刚好相反,水资源约束空间分布在2009年发生突变,而土地资源约束作用空间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却并不明显。本文的启示在于,水土资源约束对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要保证长江经济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关注水土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要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使得资源约束的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更加平缓,尽量减少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另外要重点关注资源约束区域差异,针对不同地区制定有效的措施。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效应分析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离不开水资源的支撑,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约束力将成为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基于资源约束理论,本文以空间溢出作为研究视角,在进行严格假设检验的基础上选取合适的空间计量方法,构建城镇化进程的水资源约束模型,并利用1998—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强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水资源对长江经济带的约束效应较为明显,由于水资源的约束,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的速度比没有水资源约束时下降0.6%。依据各地区的测算结果,可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分为无约束型、中约束型和强约束型三类。其中上海和浙江城镇化发展进程没有受到水资源的约束;江苏、重庆和云南的约束强度大于0.5%,属于强约束型地区;剩余地区的约束强度位于0~0.5%之间,属于中约束型地区。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区呈现为水资源中约束型特征,且集中分布在上中游地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此外,不考虑空间自相关性的普通面板计量模型估计出的水资源约束强度略高,说明遗漏空间效应会导致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效应判断出现较大的偏误,同时反映出通过引导区域间的区域协调发展能够降低水资源对城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研究进一步认为,即使在水资源禀赋优良的长江经济带地区,城镇化进程也受到水资源约束,这种现象值得其他地区警惕和防范。因此,在制定节水政策时,要充分发挥区域间的空间联动效应和统一协作能力,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缓解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约束效应。     

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学理解析——读《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

现有研究更多地侧重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布局、水系保护、沿江岸线以及渔业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的综合研究远远不够,难以适应生态大保护战略实施对于长江经济带入与自然关系认知的新要求.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黄贤金教授牵头完成的《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研究著作,是国内首部系统分析和测算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著作.     

底线思维在生态保护中的应用探析

习总书记多次提及的"底线思维"概念,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部署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结合已开展的生态保护红线研究工作,论述了严守生态保护底线的重大意义,具体阐述了"底线思维"理念在生态保护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的应用。     

长江主要支流岸线资源综合评价及管控分区研究

岸线作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重要自然资源,在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互动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长江岸线资源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资源与重点开发对象,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在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背景下,针对长江生态修复的重大科技需求,中国科学院于2017年启动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重点项目"长江经济带岸线资源调查与评估"。项目实施以来,项目组通过高清遥感影像解译,结合野外考察和实地监测,获得了长江7条主要支流自然本底、资源条件、利用现状、生态环境的系统数据,以统筹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强化岸线资源保护、维系近岸陆域和水域优良生态环境为目的,研判长江主要支流岸线资源条件及开发利用总体态势,结合岸线生态环境敏感性分析,识别岸线资源利用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评估岸线的开发利用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累积性影响。在岸线资源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岸线空间管控区进行划定,提出不同岸线类型管控要求。     

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问题区域识别

长江经济带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之一,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系统间的动态协调,是该区域未来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分别构建经济“规模-结构-效率”以及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分析框架,采用熵值法、GIS、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等方法系统考察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动态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并对协调发展的问题区域进行分类和识别。结果表明：(1)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几乎实现了翻倍增长,验证了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支撑带的合理性。同时,经济水平“东高西低”的格局稳固且路径依赖特性明显。(2)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水平及其提升速率仍相对较低,验证了长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环境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未呈现明显的规律而是具有“随机”性特征。(3)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协调发展指数由0.446 8上升至0.602 3,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并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整体格局。(4）基于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3类数据间的组合情况,将协调发展问题区域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并进行识别,发现各研究年份均有超过30个问题区域,并且与经济滞后相关的问题区域数量占据绝对比重。     

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背景下,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的关系对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例,根据2009～2018年统计数据,利用熵值、超效率DEA、耦合模型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关系及匹配程度,并利用GIS地理软件分析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演化轨迹大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但在研究期间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强度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长江经济带生态能力逐渐得到加强,其值从2009的0.692增长至2018年的1.169.(3)样本期间,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属于极度耦合,两者存在强稳定强联系,且东部长三角板块协调度显著优于西部云贵板块协调度.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且旅游资源开发强度与生态能力二者交互发展处于高度匹配阶段,有利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生态文明视域下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3年数据,使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绿色经济绩效进行了测度,并进行了分区域比较;依据经济空间权重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与分解。研究结论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和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低,而且具有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演变趋势。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并不存在。资源禀赋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示范效应有助于增强绿色经济绩效的区域间正向溢出。技术进步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但对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却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即区域内、区域间均存在"污染天堂假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充分发挥地区间、城市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努力提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绿色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协同提升。     

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作为国家资源安全保障的战略核心区域之一,长江经济带内页岩气、锰、钒、钛、钨、锡、锑、稀土、锂、磷等矿产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但受长期以来高强度开发影响,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开发目前面临着开发布局结构不尽合理,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较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总体不高,以及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较大等问题。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下,亟需优化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空间格局,推动矿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从功能区划角度出发,在分析总结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特征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考虑了矿产资源本底、生态环境重要程度、交通优势度、缺水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等要素,构建了以矿业空间格局优化为目标的功能区划指标体系,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采用判别分析法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重点避让区、扶贫开发区、矿业疏解区、限制开发区和适度开发区等五类功能区,分别以生态保护、资源扶贫、高端引领、统筹协调和绿色转型为主导任务统筹推进矿产资源开发空间格局优化,并针对各功能区特点提出了分区引导政策建议。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长江经济带虚拟水流动格局研究

水资源是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核心要素之一,分析长江经济带虚拟水流动格局有利于把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水资源利用的深层次规律,实现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本文为揭示长江经济带内、外经济贸易隐含虚拟水流动关系,依据多区域投入产出核算原理,基于产业经济、贸易数据及产业部门用水量,设计2012年长江经济带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长江经济带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框架,计算分析了长江经济带虚拟水流动格局,并评价净输出省区虚拟水贸易状态与水资源承载力的协调性。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全国贸易中,长江经济带区域整体呈虚拟水净输出状态。上海、浙江和重庆为虚拟水净输入区,其余省区均为虚拟水净输出区,其中江苏、安徽、湖北和湖南虚拟水净输出状态与当地水资源承载力不协调。②长江经济带各省区主要虚拟水输入、输出产业部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下游区域和上游地区重庆主要虚拟水输出产业为制造业,中游区域和上游地区四川、贵州、云南主要输出水资源密集型产品,输入劳动密集型产品。③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贸易中,各省区贸易联系呈现出沿长江流域地理分布的特征。上游地区间贸易交流频繁,与中下游区域贸易联系不强,而中下游区域间贸易交流频繁。上海、浙江是虚拟水主要流向地,江苏、湖南是各省区虚拟水主要来源地。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应对水资源利用进行统筹规划,建立多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转变区域间贸易结构;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根据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性和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合理制定产业和贸易政策。     

长江经济带市域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发展潜力初探

生态文明建设是长江经济带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从生态文明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出发,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发展潜力模型,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生态文明特征差异明显,东部为经济、社会系统优势区,中部为相对协调区,西部为自然系统相对优势区;(2)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格局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3)协调发展地区整体上表现出最佳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协调发展应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生态红线”制度体系建设的路线图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专章阐释生态红线,这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体现了国家保障国土安全、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的坚定决心,也是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生态承载力的视角下,识别"生态红线"的相关规则并进行体系化建构。本文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红线的实施现状和发展路径展开分析。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生态红线包括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三大类型,涉及生态空间保护、污染物浓度控制、污染物总量控制、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利用等多个领域;在生态承载力视角下,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含义。生态功能红线的功能定位是:确认并保护实现环境与资源承载能力所需的最小空间,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实现。基于此,生态功能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完备"的基本路径,对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模式和保障机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体制与管控机制;生态功能红线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环境质量红线的功能定位是:通过污染物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两个方面,确认并保护环境系统容纳外界污染物质的限值。基于此,环境质量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优化"的基本路径,弥补目前我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缺陷,完善环境标准制度和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环境质量要求。资源利用红线的功能定位是:为保障能源、水、土地等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对其安全利用与高效利用提出相应最高或最低要求。传统的能源管理"目标责任制"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国土与生态安全的要求,应从技术治理转向公共治理。基于此,资源利用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在整体性和公共性视角下,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并予以制度保障和法律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