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及英国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启示

欧盟为实现2050年“零碳欧洲”的目标制定了详尽的能源与气候相关政策,文章通过对欧盟及英国能源与气候领域实现碳中和相关政策的梳理,总结出其主要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欧盟能源与气候政策特点包括：(1)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将欧盟整体减排目标按照公平原则分配给各成员国,各成员国制定并调整各自目标确保整体目标的实现;(2)制定详尽的电力、工业、交通和建筑等部门转型规划,重视风光、氢能等新能源技术的应用,设定煤电转型、核能发展、能效提升、碳捕集、电气化、建筑改造等具体发展目标,并突出能源安全在转型规划中的重要性;(3)设立完善与成熟的碳市场制度与公正转型机制支持转型目标的实现,并通过技术对话与气候融资助力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中国在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中应首先研究制定全国碳达峰与碳中和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统筹制定各省份公平公正的转型方案,并细化各部门的达峰中和方案,加强关键技术的示范与研发。同时,应注重保障制度的建设,发展与完善碳市场制度、绿色金融体系与公正转型机制,兼顾能源系统转型中的社会经济效益。     

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探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当前德班平台谈判将建立2020年后国际新减排制度框架。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也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新气候经济学将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寻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CO2保护全球气候的双赢路径。新气候经济学不仅关注国别之间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重视各国在共同目标下创造和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分享低碳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同时更加关注新国际机制对各国低碳转型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碳排放空间成为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即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减排CO2双赢的根本途径。新气候经济学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生产率变化的规律以及提升碳生产率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并已成为世界趋势,新气候经济学关注碳价对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激励作用,关注能源体系变革对各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关注碳价机制对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中利益扩展和共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公众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也关注生态文明下的财富观、福利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支撑,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化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碳中和的缘起、实现路径与关键科学问题：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城市化

碳中和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目标,提出以来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碳中和目标实现是一个复杂系统科学问题,涉及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人类圈等多圈层耦合过程与作用机制,需要跨学科交叉、综合与协同研究。简要梳理碳中和提出的气候变化和温控目标缘起,归纳碳中和实现的碳源、碳汇的多元路径,强调从碳源的需求侧推动可持续城市化对于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作用,并且可能是成本低、潜力大、更直接有效的方案途径。提出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下碳中和与可持续城市化研究领域8个方面的科学问题：气候变化—碳中和—可持续城市化关联关系、中国及各地区碳中和实现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城市区域尺度碳排放的精准核算、绿色生活方式与低碳社会、绿色生产方式与低碳经济、能源结构优化、风险与不确定性和碳中和长效机制的治理创新等,以及该领域当前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碳中和实现途径与政策选择——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为了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做好顶层设计,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实现碳中和,指引中国绿色低碳可持续转型,现已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社会、经济和环境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选取技术中和与环境中和作为碳中和双重促进机制,在时空演变的框架下,对中国区域碳中和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检验了中国是否存在由能源变革和环境绿化引致对碳源的双向抑制作用,进而达到总体碳中和的逻辑事实,并探究了这些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研究结果表明:①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碳中和能力较高的聚集区呈现“向西辐射”的演变趋势,而碳中和能力较低的聚集区呈现“向北转移”的演变特征。②空间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碳中和能力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时空维度分别表现出多边效应、滚雪球效应和荣辱与共效应。③关键因素识别结果显示,能源变革是技术减排的重要手段,环境绿化是减碳平衡的有效措施,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并增强了碳中和能力。④与环境绿化相比,能源变革的驱动作用更为重要。该项研究的政策含义为:中国政府应综合考虑碳中和能力的多边效应、滚雪球效应和荣辱与共效应,通过采取科学的顶层设计、差异化的地区治理、一体化的区块联控等措施,形成卓有成效的政策连贯机制,碳中和目标将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碳金融全球布局与中国的对策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挑战,经济增长方式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碳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加速助推低碳经济的发展与低碳繁荣的实现。本文将碳金融定义为包括碳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三方面内容的有机整体,并分别对其深刻内涵与丰富实践进行深入解析与系统总结。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布局碳金融,迎接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金融产业机遇,节能减排目标硬约束和资金需求在客观上也要求我国建立一个完善的碳金融体系与之相适应。借鉴发达国家碳金融发展实践经验,本文提出,我国应以建立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体系、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多层次的碳金融体系为目标,引导金融业的全面、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广泛的融资渠道并分散风险,为我国低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气候变化科学与碳中和北大核心CSCDCSSCI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离不开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进步。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相继宣布其碳中和目标,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正经历着从科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到低碳转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变革。文章通过追溯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演进和碳中和的科学基础,指出气候变化科学进步在量化温室效应、明确当前气候变化归因和估算碳排放空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促使气候治理由定性描述逐渐转化为定量目标,同时确定了通过碳中和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文章通过系统分析中国气候变化科学现状,指出尽管中国科研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重大研究成果不足,研究领域分布严重不均衡、影响面窄,不足以有效服务国家气候变化内政外交等。中国碳中和之路任重道远,急需科技支撑助力。文章最后提出应围绕实现碳中和目标,优化完善中国气候变化科学建设,建立气候变化科学的“1+N”发展体系,引导研究与发展需求相结合;建立对应人才体系,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积极有效地发挥中国智慧,助力中国碳中和的实现。     

基于“双碳”目标的碳排放控制政策设计

该研究采用环境政策分析的一般模式,对"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控制政策进行了初步设计。在完成碳达峰目标过程中,已有的碳排放源主要通过采用较先进的技术,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方式控制碳排放;新排放源则需要采用最先进的减少碳排放的技术才能被准许进入市场。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可再生能源产业逐渐成熟,开始规模化地替代化石能源;但只要使用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源的减碳成本仍然低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碳排放源就需要继续减排。空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础政策主要是固定源基于技术的排放标准、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分行业制定碳排放绩效标准是可行的,但仅依靠单独的政策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是有局限的,将碳排放纳入排污许可证则是有必要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管理可完全忽略传统空气污染物的时空分异性。碳减排是国家尺度的政策,不需要将国家尺度的目标分解为区域目标,具体减排目标是分行业制定的。碳排放源本身的减排贡献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在边际减碳的同时为国家能源转型提供动力和资金应当是主要目标,碳税具有实现上述目标的天然优势;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由于其具有更好地刺激先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减少碳排放的特点,也有其应用的必要性。建议两项政策并行实施,对于选择碳交易政策的企业,可以豁免碳税政策。     

科技合作引领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与战略探索

《巴黎协定》的达成预示着全球正在积极向低碳转型。依靠技术创新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业已成为国际共识。欧盟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式微,美国特朗普政府直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一度失去领导力和方向感。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积极维护者,引导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并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近年来,中国已经从低碳技术输入国和受援国,逐步转变为技术输入和输出并举。在"后巴黎"时期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当做好战略性谋划和布局,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为切入点,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方向"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提升为内在动力,全面、积极、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依靠国际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方向。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简称"气候技术清单")的编制对于促进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对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已有气候技术清单进行分类梳理,提出现有技术推广清单、技术需求清单、未来技术清单的划分框架;以此为基础集成不同方法和信息,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现有技术推广清单、中国减缓气候变化技术需求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未来技术清单共4份技术清单,并从技术成熟度、减排成本、减排潜力、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不确定性等方面对部分核心技术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重点行业和关键部门均已有较为成熟的减缓/适应技术作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支撑,多部门协作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的体系已经建立且在发挥积极作用;气候技术需求集中在传统技术装备升级改造类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管理决策类支撑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在3大领域12个亟须突破的技术方向;关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深度减排/零碳排放技术和地球工程类技术(CDR和SRM)在未来全球减排格局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对其综合成本效益、技术融合方向、技术成熟度以及道德伦理、生态影响等方面不确定性程度的判断,关乎着国家技术战略方向。同时,针对中长期技术部署、提升技术转化率、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形成技术清单协同更新与发布机制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从多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碳中和背景下金砖国家气候政策、能源结构与碳排放的比较

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五国在碳中和背景下提出了各自的气候变化政策与碳减排目标。该研究系统梳理金砖国家近半个世纪内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政策演变，并分析金砖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政策。该研究对金砖国家各自能源结构和分能源分行业部门的碳排放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金砖国家能源结构各有特点但存在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金砖国家的能源结构逐渐多样化，非化石能源种类增多，但除巴西外的金砖国家化石能源占比仍较大，减排压力较大。基于目前各国能源结构和碳排放特点，该研究采用GAINS模型预测了金砖国家在各自背景下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路径和未来预期并对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需求提出了建议，主要包括加强法律法规建设，能源和碳管理领域的科技合作，碳减排核心技术的合作，以及完善金砖合作机制，拓展全方位合作等方式助力金砖国家碳中和目标实现。     

中国碳中和技术体系的构建与展望

随着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逐渐深入,世界各国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了一系列国际性公约,在此过程中,"碳中和"的概念被提出并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特别是《巴黎协定》和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促使碳中和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实现碳中和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这一过程也是孕育和创造新发展机遇的过程,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碳中和技术体系的构建需要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在分析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两端需求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建立从低碳到零碳和负碳的技术体系布局与发展路线图,为科技支撑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最终实现碳中和提供有力支持。依据这一思路,文章提出了节能提效低碳技术、零碳电力能源技术、零碳非电能源技术、燃料原料替代技术、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削减技术、CCUS技术、负碳技术和集成耦合与优化技术八大类技术组成的碳中和技术体系。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与角色转型:从防范“黑天鹅”灾害到迎战“灰犀牛”风险

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发展。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伊始,主导力量呼吁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致力于防止出现难以预料但影响巨大的"黑天鹅"式的气候灾害。而当前各国减排力度与全球温控目标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的大概率、影响大的"灰犀牛"式的气候风险。中国曾多次面临极端气候事件,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建设的各类基础设施,提升了全社会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灾害的能力及水平。从国际社会输入国内的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认知,强化了中国对灾变性气候"黑天鹅"事件的防范意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自然灾害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灰犀牛"风险。在这种认识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经历了灾害防范、科学参与、权益维护、发展协同和贡献引领5个阶段。中国气候战略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快速攀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压力。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不仅从自身情况出发去积极应对,也在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当前,国内深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转为主动积极去迎战具有"灰犀牛"属性的气候变化风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已经转变为强化国内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在国际主动引领国际气候进程,迎战威胁人类未来的气候风险。     

能源革命: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化石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使人类告别了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同时,化石能源带来的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呼唤人类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这个转变的基础是新的能源革命。对中国环境容量和气候容量的宏观定量分析表明,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推动能源革命。目前和今后几十年间,化石能源仍将是主导能源之一,因此,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还不是治本的能源革命。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对缓解环境和气候问题会作出贡献,但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最多可提高到百分之十几,所以"页岩气革命"或"页岩气时代"的口号在中国并不恰当。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为主阶段,经过一个多元结构阶段,转变到非化石能源为主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可再生能源与核能将共同为此作出贡献。可再生能源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经济性)的提高有赖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地球的支柱能源。中国乃至世界核能的发展虽受到福岛事故的影响,但人类不可能弃核,安全、稳步、规模发展核电是中国的理性选择,从核裂变电站到未来的核聚变电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过程,核能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成为未来地球的另一个能源支柱。中国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大力节能、并转变能源的供需模式,由"粗放的供给满足增长过快的需求",转变为"由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应对全球的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能源革命是可持续未来的基础,国际合作空间广阔,人类解决全球变化问题的出路只能是合作共赢。     

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赢路径分析

实现《巴黎协定》下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目标,要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结合,促使各国走上"发展"和"减碳"双赢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其核心指标是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就是大幅度提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一方面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同时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减少终端能源需求,从而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全球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2030年前需尽快达到4%以上,但按目前趋势只有2%左右,各国都必须加大能源变革的经济转型力度。中国实现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年下降率要持续维持4%以上。并将不断加大力度,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从而为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协调共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气候政策协同：机制与效应

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造成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和森林火灾频发等风险加剧。尽管各国为此付出诸多努力,但全球变暖趋势并未遏止,解决气候问题已刻不容缓。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协同机制及其效应,推动碳减排,文章提出"部门联合体"概念,认为由于部门分工专业化特性,单一部门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气候问题,多部门间的气候政策协同势在必行。气候政策协同贯穿于政策目标制定、政策细则确定与政策实施过程之中,可以通过优化政策目标、完善政策细则、强化政策实施的方式,充分动员各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中央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更高,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文章使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气候政策协同可以降低碳排放,但这种影响以间接效应体现出来。气候政策协同不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四类交互效应机制发挥作用:气候政策协同与加强财政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相配套,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中国的气候政策协同经验对构建全球碳减排机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提出,以气候政策协同的有效性为现实基础,依据"部门联合体"行为逻辑,建立全球性的气候治理协同机制,高效推进全球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进程。     

大国气候博弈的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气候变化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未来拥有更多碳减排空间和先进碳技术的国家将在全球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欧盟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等三方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权与话语权争夺将更加激烈。欧美推动的碳关税政策已成为大国气候博弈的有力工具，如何在大国气候博弈中破局成为中国制定气候战略和减碳政策的重点。该研究利用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欧盟和美国对进口产品施加碳关税政策进行大国气候博弈为假设，设定八种可能情景，对中国受到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欧美推动的碳关税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福利出现损失，同时对碳密集型商品出口有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减排影响较为微弱。(2)欧美的碳关税政策对于欧美自身的碳减排效果并不明显，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3)中国出口退税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国的碳排放。(4)中国政府需谨慎对待对进口商品施加碳关税的反制措施，其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建议中国采取出口退税政策主动缓解碳关税带来的...     

中国特色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的评估与展望——中国《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四部分》解读

《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四部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这一部分全面总结梳理中国“十二五”中后期和“十三五”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并对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深入系统评估。文章主要介绍报告第四部分内容的总体框架和主要特点,解读主要结论,并展望未来政策。总体来看,“十二五”中后期以来中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持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的建立完善,形成了规划目标引领、行政手段先行、市场机制跟进以及试点示范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在政策推动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事业取得积极成效,提前完成了对外承诺的2020年减排目标,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着眼于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以及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未来需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和战略,制定和实施更有力度的气候政策,并付诸行动。     

基于极端气候事件能源生态系统的调适与优化——以雄安新区为例

能源消费加剧的气候变化问题成为21世纪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能源资源开发和利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环境增温的主要因素,能源生态系统不平衡导致的极化效应使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干旱、洪涝、高温热浪和低温冷害等极端气候事件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气候风险的等级,能源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促进能源生态系统平衡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举措。同时,能源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能源供应和安全事关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能源生态系统构建立足生态学理念,借鉴生态系统中的生产、消费、流动、分解恢复等概念,为促进能源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雄安新区作为新时代最受关注的区域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建成绿色智慧新城和"推进生态文明改革创新,建成绿色发展城市典范"是其重要的发展目标,科学探讨能源生态系统调适与优化成为其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必然需求,通过对雄安新区能源生态系统开展具体剖析,积极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规避气候风险,进而提出基于气候变化的能源生态系统调适与优化方案。雄安新区作为以绿色低碳发展为设计理念的生态未来城市,能源生态系统设计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分析认为,雄安新区能源生产的主体为清洁能源,能源消费应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能源流应大力输入可再生能源和促进能源基础设施智能化,同时积极应对能源环境影响,有效开展环境治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雄安新区能源生态系统的调适与优化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