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

在经济服务化与低碳化的双重背景下,研究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演变轨迹,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特征,对于推动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碳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演变轨迹与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表明:①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在整体上呈逐年增长态势,且呈现从东到西逐次递减的格局。②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并且空间自相关程度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③全国与西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均不存在σ收敛,即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东、中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则在整体上呈现σ收敛特征。全国以及东、中、西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服务业碳生产率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存在"追赶效应",各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最终向自身的稳态水平趋同;空间效应加快了全国与东部服务业碳生产率的β收敛速度。④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部门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人力资本则对服务业碳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①重视服务业碳排放问题,构建服务业低碳绩效评估体系。②探索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强服务业低碳技术的跨区域交流合作。③完善基础设施,促进要素空间互动和优化重组。④调整服务业能源结构与部门结构,推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服务业稳增长。     

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空间视角下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的收敛性与分异特征

基于197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际农业生态效率,在Kernel密度估计分析时空演变格局的基础上,将空间效应因素引入经典β收敛的检验过程中,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估算其空间收敛性,并分区域、分时段讨论其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出在波动中稳定上升的"双峰"分布特征,且波峰高度的差距在缩小,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生态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增长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②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空间条件β收敛的速度为0. 105,条件收敛速度显著快于绝对收敛,空间因素对收敛趋势具有加速效应,使得地区间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随时间推移呈现出进一步缩小的态势;③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收敛性同样显著,空间收敛速度呈现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且不同地区间收敛速度均大于经典收敛,这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技术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流动性等各方面存在关联性,而除2004—2016年外,其他时段的空间收敛速度均高于经典收敛速度,且表现出逐步递减的变化过程。由于空间收敛性的存在,各地区应充分考虑到自身资源禀赋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邻近地区之间应加强农业生产合作与交流,并建立完备的农业生态合作机制、生态政策联动机制。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能源全要素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以节约能源消费和减少CO2排放作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在能源约束条件下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效率问题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必要的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Metafrontier GML指数方法,构建动态综合的污染强度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地区2004—2013年28个省份的绿色能源效率,进而对中国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技术效应进行分解,并对其收敛性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技术赶超、创新和领先效应是显著的,东部地区辽宁省技术"领先效应"并不明显,导致该地区能源效率并未有提高;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明显,但能源效率均有明显提高;而西部地区只存在技术创新效应,此地区的技术前沿与全国范围的共同技术前沿差距较大,特别是此地资源型地区的技术改进效率不高。其次,通过对能源效率的σ收敛和β收敛进行检验,发现中国地区能源效率在2004—2013年存在σ收敛但是不存在绝对β收敛。再次,对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技术"赶超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均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促进作用,但是增强环境规制强度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提高能源效率,对于不同地区需要"因地制宜",特别是对于资源型地区,需加大促进技术创新政策力度,缩小地区技术前沿与全国技术前沿的距离,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1998—2013年中国省域生态效率值,并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生态效率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在晋升激励体制下,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引致生态效率的下降,且这种现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财政分权度较高的东、西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尤为显著;第三,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不同的影响,"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全国层面及区域层面对生态效率均没有显著影响;第四,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将由"攫取之手"向"援助之手"转变。因此,生态效率高值区应主动发挥其"示范作用"与"溢出效应";中央政府有必要优化财政分权制度,引致其在区域生态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采取治理投入为主、经济激励为辅的环境规制;必须强化环境规制约束,以促使财政分权在经济、环境中发挥"援助之手"作用。     

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及碳补偿潜力

农业已成为中国碳排放主要源头之一,研究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及碳补偿潜力,可以为农业碳达峰和碳中和提供指导。基于200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进,再利用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绝对β收敛性检验中国农业碳补偿率的"追赶效应",最后选取参数对比法测算中国农业碳补偿潜力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基尼系数均值为0.039,整体差异变化呈现"U"型态势,这说明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整体相对差异具有明显的波动演进趋势。各省份农业碳排放强度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不同地区其下降速度并不一致,东部和中部农业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较快,全国和西部下降速度次之。(2)2001—2018年中国农业碳补偿率的Moran’s I整体为正,Geary’s C整体小于1,LISA集聚分布呈现高-高、低-低集聚态势。这些结果均表明中国农业碳补偿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低)相邻省份相对集聚,呈现出比较强的空间集聚模式。(3)绝对β收敛性结果显示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的农业碳补偿率都存在"追赶效应"。趋同理论下的参数对比法表明中国农业碳补偿潜力区域差异明显,西部地区碳补偿潜力最大,平均碳补偿潜力为42.72%,明显高于东部平均碳补偿潜力(27.05%)和中部平均碳补偿潜力(29.40%)。就区域内部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碳补偿潜力最高的省份分别为福建(59.23%)、湖北(47.63%)和甘肃(64.85%)。因此,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并加强区域间协调合作能早日实现中国农业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中国工业环境效率及其空间差异的收敛性

本文利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基于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的环境效率概念,构建了工业环境效率评价模型,分析了中国286个地级城市在2005-2010年间的工业环境效率的变化轨迹,基于此,利用变异系数和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分别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2005-2010年间,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上有所降低,且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其中,东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中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既存在绝对收敛,即:工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随着时间尺的推移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也存在明显的东、中、西地理空间和高、中、低收入水平俱乐部收敛特征;还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即:存在环境效率水平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追赶效应",城市规模、经济水平、财政能力和工业外向度对全国尺度环境效率的空间收敛过程具有促进作用,而工业增长能力则相反;不同区域的不同控制变量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作用不同,城市规模、经济水平、财政能力对东部地区环境效率改善及其在区域间的收敛过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城市规模、财政能力、工业增长能力与其工业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城市经济水平、工业外向度则表现出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经济水平与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中国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时空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

“生态效率”这一概念同时将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内涵于其中,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基于2004~2014年我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模型,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实证测算并分析了我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关联及集聚特征,研究了生态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显著,生态效率呈现“东—中—西—东北”的梯度递减格局。(2)区域生态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相关与集聚特征,近地缘的各省域生态效率相互影响,空间扩散效应显著;忽视区域差异与空间因素,在理论上存在严重不足,也与现实不符。(3)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结构变动、对外开放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都会对生态效率变动产生显著影响。提高区域生态效率,中西部落后地区是重点,也是难点。     

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收敛分析

利用单元调查评估方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核算,并将其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坏"产出指标纳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评价模型,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分析1993-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29个省份农业TFP增长,并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①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在考察期内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且该增长主要是由农业技术进步推动,但是各地区的农业技术效率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②从地区差异来看,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在增长的同时呈现东、西、中部地区依次递减;③当不考虑环境因素时,全国范围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业TFP平均增长率分别比考虑环境因素时提高0.88%、1.71%和2.35%,但是东部地区却比考虑环境因素时降低1.01%;④环境约束下中国各地区农业TFP都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是σ收敛趋势并不稳定,σ值呈现出显著的波动特征。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效率及其收敛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三阶段DEA模型与非竞争型I-O模型相结合,基于2002—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测度26个产品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效率,并进一步剖析其影响因素和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①2002—2017年中国整体产品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效率处于向好发展趋势,尤其是2012年中国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以后向好趋势更为明显,但各产品部门之间碳排放效率水平差异依然显著。②由K-means聚类分析测算可知,农业、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建筑业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制造业大都集中在高、中效率水平区间,而以资源依赖、能耗较大的产品部门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采选业等行业则处于低效率水平。③各产品部门在2002—2010年和2010—2017年期间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从收敛速度和程度来看,各产品部门在2010—2017年的水平均高于2002—2010年。④技术进步在抑制能源消费和提升隐含碳排放效率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作用,而且还拉大了各产品部门之间碳排放效率水平的差距。贸易规模的扩大能有效提升碳排放效率,缩小部门之间的水平差距,环境规制能有效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但会拉大部门之间的水平差距。以上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需要在低碳贸易发展方面构建完善的环境规制,合理扩大贸易规模,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新能源等低碳技术,并加强部门间交流与合作,促进产业间协同发展。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发展绿色农业需要准确而全面地掌握农业绿色发展现状,因此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现有文献在投入产出指标选择上未达成统一认识,尤其对于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择争议较大,因此影响测算结论的科学性。本文在综合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农业的发展现实及统计数据的口径资料,对农业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重塑,着重分析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的现实基础,利用基于SBM-DDF方法的Luenberger指数对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变和收敛性。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平均碳排放强度从2001年开始经历了小幅上升期和平衡期,并在2006年之后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中部农业碳排放强度最高,西部最低。(2)碳排放的无效率和机械动力投入的无效率是各省农业绿色无效率的主要来源;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劳动投入的无效率性显著,尤其西部应该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3)中国农业绿色TFP年均增长率为1.56%,增长率在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依次下降。(4)除粮食主销区存在绝对β收敛外,全国、东中西部、其余粮食功能区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σ收敛;但全国及各区域均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结论启示,依靠提升绿色TFP来实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尚有很大空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省份应加强与"前沿省份"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引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管理经验,逐步缩小与"前沿省份"的差距;特别对于粮食主产区,各省份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不利于粮食生产安全。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及影响因素

探寻空间差异视角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对于创新城市建设用地高效配置路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4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构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综合指数,并根据MookherieeShorrocks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结合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刻画。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地理格局,且从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平均效率指数从2001年的0.750 1下降至2014年的0.694 8;2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均不断加剧,基尼系数表现出"稳定上升——逐渐下降——趋于稳定"的变化路径,且从东、中、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平均值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3三大区域分组设定的情况下,组内差异增加是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程度加剧的主要来源,但其贡献率表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4政策因素、发展因素、规模因素和结构因素是导致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但是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仅在西部地区,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各变量的显著性结果存在差异。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城市矿产”产业生态效率动态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城市矿产"的资源化循环利用,是我国缓解资源瓶颈约束、构建产业生态化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探究"城市矿产"产业生态效率特征及关键驱动因素,以期为我国继续推动该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生态化转型升级提供参考。本文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2004—2017年26个省市层面生态效率,并分析其总体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相关性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寻该产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市矿产"产业生态效率呈"类峰峦"结构的波动上升趋势,从2004年0.87上升至2017年1.06,这期间,峰顶和峰谷省市的该产业生态效率年均差值近12%,且存在较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始终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26个省市该产业生态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性,整体由低值集聚向中高值集聚状态转变,但发展后期,部分省市脱离整体趋势,出现"微分异"现象。(3)根据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技术创新是提高该产业生态效率的核心因素;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集聚水平为次要因素;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为一般影响因素;宏观调控与对外开放水平则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内外技术联合提高创新能力、以绿色产业合作提升产业集聚水平、环境标准细化增强环保效应、与制造业层级嵌套完善回收体系等对策建议,提升"城市矿产"产业生态发展水平。     

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中国能源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及国家能源布局的调整,能源产能快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态势。在世界能源格局巨变和全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能够为中国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提供有益指导。文章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测度模型、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呈收敛态势。其中,东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减小,西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增大,中部地区集聚度先增后减。(2)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差异明显,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3)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全国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4)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是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贯彻落实"抑制东部、控制中部、发展西部"的煤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新能源发展,扩大碳交易机制范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节能技术创新和节能产业发展,加大能源效率考核力度等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针对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本文运用收敛理论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敛散性。传统上利用单位成本或产出的污染治理费用表示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存在有偏性,本文基于单位污染排放的污染治理费用测算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Theil指数和收敛检验模型,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收敛性质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1)一些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其污染强度未表现出相应的强关联性。(2)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M"型变化趋势,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3)泰尔指数及其分解还表明,污染行业内部的子行业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很大,且是造成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最主要来源。(4)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长时段的σ收敛和较短时长的俱乐部收敛的同时,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低规制行业向高规制行业看齐,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向各自的稳态水平靠近,此外,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收敛速度慢于清洁行业。(5)企业规模成长和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环境规制水平。(6)对收敛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提升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扩大,即两者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具有提升效应,但无促进其收敛的作用。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并为下一阶段实施更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支撑。     

省际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研究

将中国30个省市分为八大区域,基于2007～2017年省际物流业面板数据,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uper-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运用ESDA和空间收敛模型进行时空差异和空间收敛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剔除了管理无效率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后,全国GTFP均值下降至0.985,南部沿海、北部沿海、西北、东部沿海区域的GTFP值上升,长江中游、东北、西南、黄河中游区域的GTFP值下降;(2)在时间差异上GTFP指数分三个时段,2007～2012年,GTFP指数大于1,2012～2014年,GTFP指数小于1,2014～2017年,GTFP指数大于1,总体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3)全国各省市间物流业GTFP全局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东北、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区域体现出了正相关拉动作用,北京、天津、山东始终是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带动地区。全国物流业发展不平衡,各地区间发展差异大,两极分化现象严重;(4)我国物流业GTFP水平呈现"M型"波动变化,最后逐渐趋于收敛态势。八大区域可分为两类,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区域趋于收敛态势;黄河中游、东北、西南、西北区域趋于发散态势。     

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和环境污染效应

文章匹配相关空间栅格数据与乡镇经济统计数据,整理10 796个乡镇2013—2017年间的经济面板数据和2011—2017年间的环境面板数据,并基于2014年全国重点镇建设名单增补调整的政策冲击,评估了乡镇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结果表明:第一,全国重点镇建设在提升乡镇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加剧了其空气污染,即积极的"乡镇发展效应"与消极的"环境污染效应"并存。第二,乡镇的城镇化建设效果具有明显的区位异质性。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效应仅受到县级城市中心的辐射影响,而环境污染效应则主要限于远离地级和县级城市中心的较偏远乡镇。第三,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效应离不开工业化的配合,但却可能存在污染性生产活动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在推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走兼顾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特别是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和远离区域经济中心的偏远地区,不可片面为了吸引产业和人口流入,而放松环境规制要求。对于污染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高耗能高污染工业的改造力度,促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绿色经济效率时空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绿色经济效率(GEE)提升是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该研究基于Undesirable-SBM模型测度2007—2017年我国大陆30个省份的GEE,利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法,探究GEE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力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GEE呈"U形尾波"的阶段性特征,整体上由"小差距高效率"向"大差距低效率"动态演进,区域间形成"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异格局,"分化"与"极化"现象日益加剧。②GEE存在显著的"倒U型"空间关联性,总体呈"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异特征,"极化-涓滴"效应有所凸显。其中,GEE热点区范围逐渐扩大,呈现零星面状分布向沿海带状蔓延的演进格局,次冷点区范围有所缩小,而次热点区和冷点区变化微弱,空间格局基本稳定。③GEE提升的驱动力全局差异不突出,但局域尺度差异显著。东、中、西部GEE提升的核心驱动力分别是:东部为政府干预、对外开放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中部为能源强度、教育投入和市场化水平;西部为人力资本、能源强度、城市规模、教育投入、技术创新水平、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基于此,东、中、西部要因势而谋、因地制宜。东部需激活技术密集型地区的"长板优势",发挥科技创新的"滚雪球效应";中西部需挖掘资源禀赋,推进新能源发展,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同时,要推进整体信息化建设,强化网络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