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及驱动机理研究——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回归分析

为研究我国中部6省近15a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效,探索提高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水平路径,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EMS3.1软件测度了我国中部6省80个地级单元2000~2014年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结合GeoDa095i软件分析了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的时空分异格局及空间关联性;在分析影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机制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中部6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4年间处于DEA有效的地市数量逐渐增加,处于波动上升的地市有52个,呈现下降趋势的有28个,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地区DEA效率值相对高于其他地区;(2)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空间分异显著,具有明显的空间群聚效应;(3)产业支撑因子、产业吸引因子、产业发展因子对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影响较为显著,而产业鉴别因子影响相对较弱。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由大到小分别为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客运总量、职工平均工资、人均GDP、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基于研究结果对中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CDCSSCI

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是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基于此,该研究首先厘清了环境信息披露影响能源效率的理论机制和传导渠道;然后,运用DSBM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以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了多重检验,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执行对提升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动态窗口调整、内生性检验、更换能源效率测算方式及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②基于城市资源禀赋、城市功能和环境质量差异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对非资源型城市和衰退及再生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SO_(2)污染排放控制区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③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执行一方面会使得清洁产业替代污染产业,促使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会推进区域内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最终通过“清洁产业替代升级效应”和“节能减排技术进步效应”两条渠道提升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因此,要坚决保障环境信息披露力度和强度,持续推进产业结构清洁化升级,加快实现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不断优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进而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境规制不仅作用于城市环境系统,还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系统,进而改变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文章运用城市“两个半球发展”理论及其效率评估思想,构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各影响效应主从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规律,并基于2011—2018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另从城市特征要素外部影响视角,对规制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拓展研究,识别了影响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并探明了其影响规律。研究发现:(1)不同强度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影响的主导效应不同,规制对城市三大系统的影响均呈现非线性,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影响近似于“N”型,对城市环境系统的影响近似于“倒N”型。(2)随着规制水平由弱到强,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N”型曲线。(3)经济、人口、产业、交通和利用外资等是影响环境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城市的经济贡献度越高、人口集聚程度越大、公共交通规模越大,环境规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效果越强;产业结构中二产比重越高、利用外资程度越高,规制的促进效果越弱。研究认为,政府应着力调控环境规制强度保持适度水平,并不断优化影响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提升。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山东省油气产业能耗控制研究

能耗控制是油气产业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驱动因素与产业能耗指标演化是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的依据。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油气产业能耗驱动指标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构建系统动力学(SD)模型,使用2007—2016年数据对山东省油气产业进行模拟仿真。结果显示:经济环境因素中GDP增长对上游产业能源消耗量的影响最大,上游产业投资也是影响能耗增长的重要因素;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是最有效提高上游能源效率的因素。GDP增长率和投资也是影响下游产业能源消耗量的关键因素,第一产业GDP的占比、整体科技水平以及下游产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对下游产业能源消耗产生一定的降低作用。下游能源效率相对于上游能源效率明显较低,第三产业GDP占比的提升有助于下游产业能源效率的大幅度提升。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产业投资规模是山东省油气产业能耗的最重要驱动因素,而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油气产业能源消耗的影响并不明显。科技水平提升是油气产业能耗的重要控制因素,也是能源效率提升的决定因素。山东省整体科技水平提升对于油气产业能耗影响大于产业内部科技水平提升。国际油价上涨会推动上游产业能耗增加,而下游产业能耗对国际油价并不敏感。     

承接产业转移背景下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协调评估

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政策背景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合理配置产业空间布局是承接产业成功转移的基础,转移企业对于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土地供给指标和地方产业转移政策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促进产业转移需要中部地区合理利用和保障土地资源,不同类型产业对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协调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寻求多类别、多层次的产业用地空间引导与配置方案,协调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对政府和转移企业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本文围绕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的紧密联系,基于动态系统协调理论,建立了包含动态修正的空间协调评估模型,从产业转移、土地利用与企业耦合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产业转移的具体空间引导方案,并以皖江城市带及滁州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某汽车制造企业为例模拟了承接企业转移的综合协调评估过程。结果表明:滁州市承接产业转移与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在皖江城市带处于中度协调等级,承接产业类型具有显著空间分异特征;最适宜承接汽车制造企业x转移的地区为滁州市辖区郊区,第二、三位分别为全椒县与天长市,各地区承接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提供了综合协调的空间平台和政策平台。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我国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等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构建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SBM、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差异化的土地利用提升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2000～2018年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均值为1.003,历经“增长-下降-平稳”三阶段变化过程。全局Moran’s I指数大于0,正向相关性显著,溢出效应与集聚特征明显。(2)空间演化上,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快,集聚人口能力强,盘活建成区存量用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效率较高。外围城市囿于土地政策不完善和城市格局的约束,效率亟需提升。(3)区域一体化中要素空间集聚、规模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效率变化,且不同因素的作用强度差异明显。经济发展与产业活动集聚具有涟漪效应,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机遇等优先向邻近城市扩散,促进本城市和相邻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因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下,单纯增加建设用地和资本要素的投入规模,对土地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只有盘活城市内外发展要素,促进用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才能有效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城市规模、集聚与空气质量

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加入能源消费需求、工业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变量,建立了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析了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指出不同的城市规模与集聚程度会对空气质量有不同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城市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均为正效应,而富裕程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倒N型EKC曲线形状;较高的能源消费需求和工业化水平会恶化空气质量,而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集聚度会改善空气质量,这表明相关部门可以从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入手,通过各种方法减少能源消费需求、降低工业化水平。来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其次,在总体回归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经济集聚度、人口集中度分析了城市规模与集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欠发达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而经济发达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异,本文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科学事业费支出方向、社会消费品结构以及工业清洁能源利用及其利用效率等因素;低产业集聚度和低人口集中度城市的情形与总体较为相近,而高产业集聚度和高人口集中度城市的EKC曲线形状与工业化水平系数与总体结果相反,这两种差异分别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城市的人口素质有关。因此,城市的相关部门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同时应该注重科技投入结构的改善,注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并且在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度与人口集中度的同时追求绿色GDP的实现,注重人口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质,从而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以抵消随人口集中度提高带来的环境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动力及其作用途径

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动力,本文采用1989-2013年4组省际面板数据经由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估计了10个动力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水平与作用途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异质性企业集聚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的综合指数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回归估计系数分别为0.575 7,0.212 5,0.136 8,0.064 4和0.018,表明技术创新、市场化改革、人力资本积累、异质性企业集聚和对外开放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动力因素。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异质性企业集聚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和生产效率变化率以及规模报酬收益率途径,市场化改革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途径,人力资本积累与对外开放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途径,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和金融发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负向或拖累作用,但是,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化能够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政策能够提高规模报酬收益率,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长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这5项动力因素对促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贡献有待提高。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尽快攻克制约生产率增长的核心技术,统筹考虑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政策实施以及加快金融领域改革等政策建议,以期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     

异质性视角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分析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试点过程表明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提升投保意愿有助于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建设。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武汉、大连、江苏等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经验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供给侧表现为区域、行业和政策条件的附加性,体现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市场规则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与政策差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在需求侧表现为保险费率的企业和地区差异,即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差异,或存在倍数关系;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取决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和环境知识等因素。基于二值选择和排序数据模型,本文从环境风险、防范意识、环境知识以及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等方面对浙江省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意愿地区差异显著;环境风险越高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强;防范意识越强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高;环境知识水平越高的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越高;而在试点阶段,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及执法效率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深化试点的过程中应注意甄别企业的异质性,即把握企业环境风险程度、提高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加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同时还需密切关注环境立法与政策宽严程度的变化以及执法效率的地区和企业差异。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为支撑,是打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低端锁定的核心途径,具有赋能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是中国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面临的严峻考验。该研究聚焦“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产业试点政策,探究其能否以及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鉴于此,该研究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2016和2017年设立的30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在分析其影响绿色发展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考察其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性。研究发现：“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驱动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多轮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制造业集聚城市、高工业智能化城市和高数字金融发展城市开展试点政策将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产生“锦上添花”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引导产业升级和强化环境监管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研究期间内试点政策尚未触发驱动城市绿色发...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驱动机制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日益严峻,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主流趋势。作为国家战略支撑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对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红利外溢、绿色政策供给等维度阐述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及泰尔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2. 95%,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②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差异显著,呈梯度递减格局,下游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迈向服务化,城市工业绿色发展重心逐渐向中上游地区转移;③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工业化、对外开放是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直接驱动力;④产业集聚、城镇化、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直接推动作用有限,以高耗能型产业集聚为主,城市建设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绿色技术创新支撑效应有待加强;⑤环境规制、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提高环境标准导致污染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粗放城镇化模式加剧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恶性竞争;⑥产业集聚、工业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污染型产业发展模式的警示效应较强,各城市竞相布局绿色先进制造业。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应加快构建统一的环境预警机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集约式新型城镇化,绿色承接产业转移。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约束的视角

在探索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实现路径中,本文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配置结构约束下的视角出发,以2004—2017年中国的280个微观城市为样本,基于SBM-Luenberger生产函数的方法重新测度和分析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增长指数,并对GTFP增长的来源、时空动态特征、内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显示:①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2004—2017年总体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正向增长阶段(2004—2008)→负向增长阶段(2009—2015)→正向增长阶段(2016年以后),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其规模效率的增长。②在空间动态变化中,初始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集聚HH区域(高增长水平)集中在西部,LL区域(低增长水平)则集中在福建、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HH区域在西部基础上不断扩大到中部和京津冀地区,且东岸沿海区域的LL区域范围在缩小。③在增长驱动因素中,城市能源结构的直接负效应与城市新能源电力供给占比较低有关;土地资源供应结构的负向效应说明城市发展存在"底线竞争"效应;产业结构的高级进程有利于地区整体GTFP增长但对产业属地环境存在负向效应。除此之外,资源倾斜与资源集聚效应越强,其地区GTFP增长能力越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提高城市能源与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依靠经济效率、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空间溢出、门槛特征与能源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

能源效率的改进能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紧张的能源供需矛盾,然而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整体分析难以解释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考察我国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以我国1995-2009年省份面板数据,首先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我国各地区的能源效率及时空特征。接着,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合理解释了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空间非均衡分布。同时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而降低。本文政策含义明显:在制定能源的空间布局政策时应当加大对邻省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能源效率较低省份的能源支出并努力提升这些省份的能源效率;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能源效率较高的省份,不宜从改进能源效率的思路来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     

中国城市PM_(2.5)减排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为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各级政府不断加大环境污染的防治力度。首先,文章采用2003—2018年中国2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共同前沿技术和Hybrid-Dynamic-DEA模型测算了中国城市层面的PM_(2.5)减排效率。其次,在考察了不同城市要素禀赋结构存在异质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城市PM_(2.5)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PM_(2.5)减排效率整体偏低,年均值仅为0.126,大气污染减排压力巨大。(2)样本期内中国PM_(2.5)减排效率呈现出缓慢上升再下降的过程。区域间PM_(2.5)减排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表现为东部地区最高,其次是东北部,再次是西部,中部地区最低。(3)从整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PM_(2.5)减排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异质性角度来看,在10%到90%分位数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对PM_(2.5)减排效率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升高而升高。在考虑了PM_(2.5)减排效率的指标更换、外生工具变量的构造等方面后,结果依然稳健。(4)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会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到PM_(2.5)减排效率。因此,各地政府要结合各自城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制定适应的大气污染环境治理政策,不能纯粹依靠政府的行政化管理手段,避免采取"一刀切"或"照搬照抄"的环境治理方式;要实施差异化的大气污染环境治理政策,对于东部沿海城市应不断完善产业发展政策,提高自身的环境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城市应加快引进沿海城市的先进管理经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或工艺的改造升级,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产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土地扩张

城市土地扩张速度过快是当前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利用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下,产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土地集约利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就全国层面看,第三产业规模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会抑制城市土地的扩张,土地集约利用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其对总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10.3%和12.6%;(2)就区域层面看,第三产业规模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会通过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对东部城市土地扩张产生间接负向影响;第二产业规模增加对中部城市土地扩张有直接的促进效果;(3)该研究揭示了不同产业发展类型对不同区域城市土地扩张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路径,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对控制我国城市土地的过度扩张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绿色引导效应凸显需经历一定时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整体呈下游、上游、中游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且中游地区始终以成本约束效应为主;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城市间扩散转移,以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上游地区环境治理力度较弱而不足以影响企业迁移决策。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应强化工业污染协同治理,提升环境政策精准性,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应用。     

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2010—2017年我国20个省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量化研究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车辆限行限购三类政策对增加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的政策效果,并从地区人口密度的视角研究了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表明:①三类政策对增加市场份额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各省份推广政策力度的差异解释了地区之间新能源汽车推广速度的快慢。②地区人口密度差异是导致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呈现地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的“示范效应”越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消除“充电便利焦虑”上的效应越大,车辆限行限购越能凸显出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便利性,因此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推广政策的效果越大。③财政补贴和免购置税的实施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此外,在经济越发达、人口密度越高、高学历人群越集中的地区,新能源汽车越容易被采纳。为了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完善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一是要完善新能源汽车采购制度;二是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适度超前的充电网络体系;三是要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使用环节的扶持政策体系。     

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2010—2017年我国20个省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量化研究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车辆限行限购三类政策对增加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的政策效果,并从地区人口密度的视角研究了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表明:①三类政策对增加市场份额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各省份推广政策力度的差异解释了地区之间新能源汽车推广速度的快慢。②地区人口密度差异是导致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呈现地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的"示范效应"越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消除"充电便利焦虑"上的效应越大,车辆限行限购越能凸显出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便利性,因此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推广政策的效果越大。③财政补贴和免购置税的实施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此外,在经济越发达、人口密度越高、高学历人群越集中的地区,新能源汽车越容易被采纳。为了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完善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一是要完善新能源汽车采购制度;二是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适度超前的充电网络体系;三是要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使用环节的扶持政策体系。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创新效率是城市创新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6～2016年城市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实证分析,并借助GMM估计方法揭示其驱动因子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结果发现:(1)创新综合技术效率上,创新效率由2006年的0.731增长至2016年的0.807,以2011年为拐点,呈现平稳发展期和波动变化期两段式特征。"东弱西强"梯度分异格局显著,二元格局差异逐渐弱化;(2)城市创新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上,Malmquist指数由2006年的6.2%提高至2016年的18.4%,增长态势相对稳健。空间分异总体上不明显,具有"发散-收敛-发散"的三段式演化特征;(3)GMM回归结果显示,驱动因子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和三大次级城市群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信息化进程、经济基础、外商活跃度有助于激励城市创新效率提升,金融规模阻滞作用显著,而第三产业规模、创新平台、政府支持力度则异质性作用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