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城市发展的个性与共性问题

建国 50年来 ,长江流域各大、中、小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城市经济实力、城市性质与功能结构 ,城市生态环境以及区域成绩体系等产生了质的飞跃 ,向着更高层次的城市战略目标发展。从本流域各个城市发展过程与现状特征分析 ,具有五个比较鲜明的个性与共性问题 ,共同构成了长江流域城市化的特征与趋势。本文着重阐述了五个特征 :①城市化的速度 ,比例各省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特征 ;②流域内各省城市空间结构有自己的特点 ;③城市发展条件与形态有自己的个性 ;④城市用地的结构性特点 ;⑤流域内各大中城市的合理发展模式     

长江流域城市发展的个性与共性问题

建国50年来,长江流域各大、中、小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城市经济实力、城市性质与功能结构,城市生态环境以及区域城镇体系等产生了质的飞跃,向着更高层次的城市战略目标发展。从本流域各个城市发展过程与现状特征分析,具有五个比较鲜明的个性与共性问题,共同构成了长江流域城市化的特征与趋势。着重阐述了五个特征：①城市化的速度、比例各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②流域内各省城市空间结构有自己的特点;③城市发展条件与形态有自己的个性;;④市用地的 结构性特点;⑤流域内各大中城市的合理发展模式。     

长江流域交通发展问题探析

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各种要素配置最具有潜力的地区,但在强烈的发展势头下,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通过对长江流域交通运输业全面的分析,对长江流域地区交通运输所面临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剖析,认为交通运输就是长江流域地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没有形成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东西向交通运输方式单一;交通运输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流域内区域差异明显阻碍了区域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最后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和发展措施。     

长江干流地区区域发展与国家工业化

江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江河流域、特别是长江流域（干流）资源的开发对中国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农耕时期,受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自盛唐中期以后（公元640年）长江流域（干流）就开始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口集聚和社会生产场所。进入工业化进程以来,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人文素质,长江流域（干流）再次承担起推动国家现代经济发展主力引擎的职责,尽管这一发展经受过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不同影响。随着国家人地关系演进状态和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环境的变化,21世纪长江流域（干流）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将承担起较以往更为重大的责任,其中以重化工制造业的发展最为重要。然而,要切实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长江流域（干流）地区未来的发展应首先处理好自身的发展环境问题,诸如上游地区土壤侵蚀、沿岸城市空气污染、地区能源供应短缺、城乡用地冲突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一系列科学的区域发展政策。     

全新世以来钱塘江流域遗址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钱塘江流域是中国东部早期人类活动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其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完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目前学者广泛探索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史前人地关系,而对钱塘江流域的研究相对薄弱。基于全新世以来考古遗址及其所处环境的资料,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遗址数据进行核密度估计、地形地貌因子提取及其方向性分布计算等,探讨了遗址时空演变特征、规律及其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发现：(1)自然和人文因素不同程度影响了遗址数量及其延续性,其中海平面升降、气候变化等要素显著影响钱塘江流域遗址的分布、迁移和考古学文化演替。(2)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夏商时期,钱塘江流域遗址数量呈现出变形的倒“N”型,垂直空间上主要倾向分布在高程200 m以下区域,水平空间上聚集性显著,分布中心在钱塘江干流附近;(3)钱塘江流域各时期遗址通过坡度、坡向、距河远近等要素对环境变迁进行响应,遗址主要分布于坡度为0°～7°、坡向为90°～180°、濒河距离小于7 km的区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水资源依赖度增加,受自然环境限制程度降低。     

多重空间流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网络特征分析

城市间的网络关系是城市-区域空间组织结构和功能联系的本质和内涵,不同功能网络下的城市-区域空间组织模式也不尽相同。基于互联网信息、客运交通、企业总部-分支和知识创新合作四类功能网络,运用社会网络指标和节点区域分析方法,对比了长三角城市不同功能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信息网络最均质,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为核心,呈现出"一主三副+腹地城市"区域协同发展模式。(2)交通网络和企业网络结构相似度较高,核心区的边联系最强,以南京、上海、苏州为支撑点的三角形和以宁—沪—杭—甬为核心的Z型要素流动通道较为突出,北翼的边联系强度均低于南翼,整个网络由以省会为核心的三个独立的"单中心+周边城市"区域节点组织。(3)知识网络最稀疏也最极化,除核心区外的城市及其城际联系都较为弱势,形成了"一主一副两从+腹地城市"强等级性组织模式。(4)四类网络的结构差异主要受区域自然条件、地缘优势、产业特征、科研资源和城市发展策略等因素的影响。     

黄河流域限制开发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走绿色发展道路。该研究采用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2010—2019年黄河流域限制开发区36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一步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各影响因素联动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全流域限制开发区的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流域内各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明显,下游限制开发区的绿色发展效率最高,中游限制开发区次之,上游限制开发区最低。(2)全流域限制开发区高绿色发展效率地区由集群分布向连片分布转变,效率有效地区从集中在上中游地区转变成集中在中下游地区,黄河南岸限制开发区的绿色发展效率显著高于黄河北岸区域。(3)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环境规制、贸易开放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教投入均无法单独成为推动黄河流域限制开发区形成高绿色发展效率的必要条件。(4)存在4种模式可以促进黄河流域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分城市类型看,环境规制+外向经济联动模式能够推动黄河流域限制开发区的农业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基础动力+环境规制+外向经济+产业升级联动模式能够推动黄河流域限制开发区资...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文章基于2005—2018年黄河流域9省份10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基准回归及空间外溢效应分解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金融集聚对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除开放发展外金融集聚会通过邻近区域和跨区域的空间溢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3)金融集聚带来了金融资源的分布不均,金融集聚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加大了城乡间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扩大金融规模、提升金融效率;将金融资源导入到技术研发和创新创造相关领域,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绿色金融发展要求,加大传统企业技改支持力度,提升区域产品国际竞争力;通过完善金融环境有效发挥金融集聚对收入和增长的溢出及网络效应,推动区域共享型发展方式的形成;进一步引导金融要素在各区域内自由流动,实现信贷资源跨区域配置,通过区域间金融市场的互通有无带来黄河流域协调发展。     

长江流域的空间结构研究

在认识空间结构内涵与确定研究范围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方法,获得了长江流域的空间分异状况。长江流域空间结构符合核心 边缘结构模式,包括3个一级核心、8个二级核心、两大跨省成长三角、1条主轴、2条辅轴、3条地方轴、1个外围区和1个边缘区。长江流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低水平的离散型阶段、极化发展的非均衡阶段、扩散的多核非均衡阶段,未来将向区域一体化的高水平均衡阶段发展。从聚散原理、空间相互作用和国家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等3方面,分析了长江流域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长江流域空间结构的优化,要从内部要素与外部力量两方面入手做3件事情。一要加快单个节点的发展和尽快形成核心区域,尤其是上游地区要构建一个以成渝为双核的兼顾南北较大范围的成长多边形;二要加快东西通道的建设和注重主轴与辅轴间的连接通道的构建或完善;三要注重基于市场一体化的区域空间治理体制的创新.     

长江干流县域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

借鉴《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技术流程和评价方法,采用公路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区位优势度为评价指标,并通过引入地形起伏度因子修正交通优势度模型。在此基础上,以长江干流经过的29重点城市为研究区域,选取其下辖的108个县市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建模和制图技术,分析了长江干流沿岸县域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并解析了其成因。研究结果表明：从区域视角,长江干流县域交通优势度总体呈偏正态分布,空间上东西分异明显,干流途经县市交通优势度普遍偏高,东部地区县市的交通优势程度普遍高于西部地区,沿沪宁线和沿海地区较高,西部较高地势地区相对较低;从流域视角,具有下游集中偏高,中游分散较高,上游普遍偏低的特点;从行政区划视角,上海、南京和苏锡常地区下辖的县市的交通优势程度突出,中西部地区的武汉、和重庆中心城市下辖的县市的交通优势度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且缺少交通干线通过的县市的交通优势度较低。加强低值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各市与周边邻近省辖市的经济联系,从而提高长江干流县域城市的交通优势度水平,为长江流域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和保障作用。     

基于CVM的长江流域居民水资源利用受偿意愿调查分析

目前国内关于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大多关注补偿者的支付意愿,忽略了受偿者的意愿。为了研究受偿者的受偿意愿,课题组对长江流域相关地区居民的生态补偿认知情况和受偿意愿进行了实地调研,并采用Logit模型和回归分析法对该地区居民受偿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居民受偿意愿主要受文化水平、职业和生态补偿认知的影响。具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居民在补偿标准确立意愿方面表现越强烈;职业因素对居民在补偿主体选择、现金补偿计算依据和非现金补偿方式选择方面的影响较强,对生态补偿了解情况则对上述四个方面都有影响;此外,在选择补偿主体上,国家机关层面中居民选择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的意愿大于国家作为补偿主体的意愿;在选择补偿标准上,选择相对独立的评定或监督机构和企业制定补偿标准优于国家制定补偿标准;在现金补偿依据上,按影响程度计算更优于按耕地面积计算;在非现金补偿中,优惠政策优于其他形式的非现金补偿。基于研究结论结合长江流域特点提出六方面政策建议,以期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利益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包括:增强长江流域地区居民环境意识和生态补偿意识,让居民学会维护自己的资源生态权益;建立全流域多元主体参与决策机制,提高流域生态补偿决策效度;科学调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市场基础性作用;多元化实施全流域内生态补偿工作,呈现出流域生态补偿体系化效果;协调流域社会系统与流域自然系统关系,推动两大系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强化保障流域内居民发展权实现,建立全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机制。     

黄河流域技术创新对PM_(2.5)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黄河流域是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技术创新是破解流域PM_(2.5)污染防治难题的关键手段。该研究以2004—2019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市PM_(2.5)污染数据为样本,利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究PM_(2.5)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和关联性特征,并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气温、降水等自然解释要素纳入同一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黄河流域PM_(2.5)的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系统识别和甄别技术创新要素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程度和溢出效应,解析技术创新对PM_(2.5)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PM_(2.5)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和相关性,浓度值较高的地市主要集中于漯河、濮阳等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全局Moran’s I指数均大于0.80且显著为正,空间关联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为主;②专利授权量的增加通过排放源管控治理、移动源消减治理等路径对本地区PM_(2.5)防治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由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补贴等绿色技术壁垒的存在加剧了邻近地区污染治理难度,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③流域城市人均创新指数的提升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激发技术创新内生动力等机制同样促进了本地PM_(2.5)浓度下降,但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未能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带动作用。研究基于技术创新对PM_(2.5)防治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提出适应性对策建议,突出技术创新在空气污染防治中的关键作用,搭建和完善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强流域间联防联控机制与竞争合作机制,助推黄河流域空气质量改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区域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分析——基于山西的实证

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是提高经济转型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措施,开展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是解释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特殊性的重要视角。文章采用山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从空间分异与空间联系两个角度分析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表现特征。进一步,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空间分异分析表明:山西省空间结构中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均表现出显著的资源依赖型特征,核心区带动能力弱,外围区经济脆弱性明显,边缘区为集中连片贫困状态,这种空间结构不利于经济要素在各等级城市之间的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刚性特征,阻碍区域功能的转型升级;空间联系分析表明,山西省各行业空间网络联系差异显著,其中,采矿业已形成明显的多层级辐射状圈层结构;农业网络联系次之,形成极化显著的辐射状圈层结构;服务业中各行业联系普遍较弱,初步形成以核心区与次级核心区紧密联系为特点的点轴结构,但各种服务功能的互补性差,服务业功能联系弱;而制造业的区域联系最弱,资源型产业发展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工业化发展质量低,"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通过"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认为,由于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区域产业结构呈现刚性,核心区创新动力不足,外围区城镇化水平虚高,边缘区缺乏产业支撑。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之间要素联系松散,空间结构演进的"推-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基于等级-网络分析框架的泛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评价研究

城市中心性既体现在城市的等级位序,亦表现为城市在网络体系中的节点连通性以及节点之间的“流”强度。将区域城市等级体系和关系网络研究相结合,是城市体系理论与实践研究可探索的方向。以泛长江三角洲5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心城市指数表征城市的等级中心性,企业网络联系测度城市的网络中心性,结合城市的等级中心性和网络中心性特征进行中心城市评价。将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心城市划分为了5个等级和7种类型,分别是：1个全球城市:上海;3个国家中心城市:杭州、南京、苏州;温州等6个区域等级中心城市;宁波等8个区域网络枢纽城市;盐城等8个地区等级中心城市;淮北等6个地区网络枢纽城市以及19个地方一般城市。基于对中心城市的类型划分,可进一步研究提出针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分类引导政策。通过提升基础设施连通度、延伸产业链等措施来提升等级中心性较高城市的系统开放性;通过强化要素资源集聚,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等促进关系网络枢纽城市的等级水平。 关键词： 中心城市;等级体系;关系网络;泛长江三角洲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

黄河流域是巩固小康社会建设成果的重要战略区,实现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提高流域地区经济实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该研究通过改进的CRITIC赋权法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定,然后利用均衡熵模型、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进行时间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其高质量发展的因素。通过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平稳波动的发展趋势,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的均衡熵存在较为明显的时空差异。(2)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整体差异正在逐年下降,河段内差异贡献率变化比较平稳,河段间差异有所下降,超变密度贡献率有所上升。(3)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整体密度函数在研究期内变化较小。函数曲线拖尾情况较不明显,呈单峰形态,并且峰值有所增加,极化现象逐渐增强。(4)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影响最大的前5位障碍因子随时间变化有所变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发展维度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度具有明显差异,其中生态发展对整体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度最小。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黄河流域顶层设计,理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关系,应从国家...     

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

流空间成为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重要内容,而如何识别城市群流空间结构特征,揭示其对城市群实体空间的影响,是当前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的重点及难点问题。采用1992、2001、2010、2019年企业异地投资数据,构建长三角地区城市联系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K-means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区域经济网络整体特征演变,分析网络空间组织结构演化规律。结果显示：(1)1992～2019年长三角地区城市联系强度大幅提升,城市节点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离散和不均衡程度在不断缩小。城市经济网络“小世界”特性逐渐显著,无标度特性在逐渐弱化。(2)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网络从早期的“V型”结构转向核心城市相互连接的多边形网络结构;网络联系从核心城市间相互联系向外拓展至核心城市与其周边相邻城市之间的联系,空间邻近性网络联系特征开始显现;网络体系中参与城市从核心城市逐步扩展至全域,南京、杭州、合肥等核心城市形成相对独立的对外辐射网络体系。(3)长三角地区城市等级体系已经形成金字塔结构,以上海市为核心城市地位最为突出;杭州、南京影响力次之;宁波、合肥、绍兴、苏州、无锡、嘉兴等城市再次之。(4)长三角城市经济网络的发展演化从...     

黄河流域县域经济密度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科学评估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可以为区域经济分析和区域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本文以黄河流域504个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熵权灰色模型、Jenks最佳分类法和Kernel分析等方法,基于人均、地均组成的经济密度综合指数构建经济密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密度综合评价模型,从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集聚状态两个维度对2000年、2014年黄河流域县域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的特征状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流域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主要受人均密度系统影响,地均密度系统只是强化或减弱人均系统的分异强度。(2)黄河流域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密度差异明显。东部经济密度水平高,且形成了以郑州、济南为中心的高级别集聚状态,中东部以西安为中心形成了次一级集聚状态,而中西部经济密度整体水平低且仅有少量的弱集聚核心和集聚影响区。(3)流域中西部内部经济空间分异也发生变化。内蒙古、河南的经济密度水平较高,而其他省区的水平相对较弱;流域中西部高水平、中高水平经济密度区域及实力较强的集聚核心和扩展轴带分布在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陕西南部、山西中部,其他省区的集聚核心和扩展轴带较弱。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变

交通网络体系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有重要作用,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结构也将发生深远的变化。引入可达性的概念,以现状2010年与规划2020年的长三角综合交通设施网络为基础,选取长三角各城市之间加权平均最短旅行时间为度量指标,分析了高速铁路系统的发展对长三角区域空间格局未来演化的影响,揭示了高速铁路将全面提升长三角区域可达性水平,大大缩短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通过都市圈、经济轴带的形成与发展,促进区域均衡化空间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虽然高速铁路将推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但对城市可达性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市在新的高铁格局下应探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公路运输、火车客运及百度指数的综合分析

信息技术的应用与社会信息技术的传输,使大量的要素(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城市群空间内集聚与扩散,加密城市群空间内城市联系。在基于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以及百度指数4个要素的综合分析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探析。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内城市联系虽具备了网络化规模,但城市间的联系不均衡,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多中心的协调网络发展格局特征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空间流"特征呈现三角形网络结构,其三角形的顶角分别由上海(沪)、南京(宁)与杭州(杭)3个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在空间结构内部,形成若干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在空间分布上,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区域联系强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3)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5个核心城市排名处于网络中心的前列,扬州、南通、泰州、舟山等周边城市相对靠后,这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吸虹效应"有关,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心城市会向周边地区提供服务与经济辐射,完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体系。     

TRMM和GPM卫星降水数据在中国三大流域的降尺度对比研究

以中国三大流域为研究区域,分别针对TRMM 3B43和GPM IMERG降水数据,构建基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的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以2014年夏季(6～8月)数据为例,得到了三大流域1 km分辨率的降尺度降水数据,并进一步通过气象站点数据对降尺度结果进行验证.研究表明:(1) GPM原始数据整体精度优于TRMM数据,两种数据在黄河流域的精度评价指标优于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2)经降尺度计算,两种数据空间分辨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且表现出更多降水变化的细节与趋势,但精度指标对原始数据依赖性大,导致提升并不显著;(3)当联合使用NDVI及DEM作为GWR降尺度模型的辅助变量时,两种降尺度结果的差异值在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高海拔地区中更为显著;(4)黄河流域中,使用不同辅助变量下的降尺度结果在空间分布上总体相似.TRMM数据使用地形作为单独辅助变量的降尺度结果最佳,而GPM数据不同辅助变量下降尺度结果差异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