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视角

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研究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环境税作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是一种推进企业绿色转型的最有效的经济诱导制度安排,为当前研究的前沿。本文立足于宏观财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视角,以合法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基于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环境税会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即当环境税的税负水平提高时,企业绿色转型程度也会随之提高。②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存在异质性,即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高信息透明度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低信息透明度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③环境税倒逼企业绿色转型的渠道在于,环境税通过提高企业合法性压力和增加企业成本粘性,进而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这意味着,在现阶段政府通过提高环境税税率、增加执法刚性、降低行政干预等手段提高企业环境税的实际税负,可以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但为了更好地实现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政府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和完善环境税的税制结构、税率设计、征管模式等税制要素来提高环境税制度的弹性。同时,政府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市场化建设以及建立绿色投融资渠道,使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更加有效;企业应当提高信息透明度,积极地进行绿色转型以响应环境税的合法性压力和成本粘性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

环境保护税改革是中国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战略举措,环境保护税法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2.0版及独立型环境税税种,其是否会产生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的蓝色红利有待证实。以环境保护税法的施行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保护税法促进了企业劳动雇佣增加,相比于不在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的企业,位于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的企业就业平均上升约7.6%,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采用Change模型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回归的结论不变。(2)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法主要通过绿色管理创新效应、决策制约效应与预防性环保投资效应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通过治理性环保投资效应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的机制未得到验证。(3)环境保护税法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增加的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营商环境的改善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环境保护税法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另外,环境保护税法对具有不同特征企业的劳动雇佣影响存在差异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低和成本转嫁能力强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环境保护税法的影响。(4)就业结构分解分析发现,环境保...     

基于经济、环境与创新协同发展视角的最优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北大核心CSCDCSSCI

面对严峻的环境挑战,环境保护税被视为中国治理环境的重要工具。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延承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税基税率不合理、优惠政策不完善、征管效率较低等问题。从经济、环境和创新协同视角,综合评估环境保护税影响,优化环境保护税税率设计,对于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价值。该研究理论分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构建相应的影响仿真模型,利用微观企业和省级面板混合数据数值模拟2006—2019年不同环境保护税实施强度(IEPT)的综合影响,并采用情景分析方法预测2030年环境保护税的多维影响。结果表明:①2006—2019年中国环境保护税税率都处于较低水平,小于最优IEPT。总体上,最优IEPT与综合效应指数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IEPT的上升,综合效应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②随着时间推移,最优IEPT呈现总体上升趋势。③当经济、环境和创新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及诉求不同时,最优IEPT也将发生变动。文章提出了环境保护税改革的政策建议:①充分考虑区域、行业间企业经营和创新情况,结合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细化区域、行业环境保护税异质定价策略;②建立环境保护税税率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税税率,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③利用环境保护税的税收收入建立创新扶持专项资金,避免税率提高给创新型企业带来过高的环境成本。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金融调控手段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是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大探索。绿色信贷政策在重塑重污染企业信贷融资环境,倒逼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激发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热情的同时,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脱实向虚”？文章立足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和绿色信贷政策日趋深化的现实背景,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前后,重污染企业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波动情况,以此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为评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参考。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代理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产生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随企业产权性质、区域环境执法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与国有产权性质、弱环境执法区的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信贷政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强环境执法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从...     

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研究

中国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的时间位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时期。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的税率区间,因此实际执行的税率存在优化的空间。虽然征收环境保护税是为了达成环境目标,但是该项税收同样可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目标。本文拟对环境保护税这一市场化的环境政策价格工具进行优化,从这一崭新研究视角切入,探讨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原则,以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方法基于一个包括企业、政府和消费者的世代交替模型,各经济主体进行分散化决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政府向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且治理污染,消费者的内生寿命受到污染存量和人均产出的共同影响。根据市场均衡条件,本文得到描述物质资本和污染存量动态变化的非线性差分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解析证明和数据模拟。研究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同一个环境保护税率无法同时实现经济产出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意味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需要抛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策思路,转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政府提高环境保护税率,可以实现由经济产出最大化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转变。第二,相较于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税率,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转移路径上会造成各主要变量较小的波动,并用一定的经济产出换取更多的物质资本、更优的环境质量、更长的人均寿命、以及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支持了前述政府需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结论。第三,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基准模型中的数值为1.96,但污染物的异质性会影响最优税率的数值。污染物较低的自然扩散速度、较严重的健康损害程度、较高的治理技术水平都会提高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第二,通过提高环境保护税率体现发展理念的转变。第三,促进医疗卫生和污染治理技术进步。     

绿色产业政策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以绿色政策工具为手段,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各种策略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绿色创新,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存在严重缺口。文章将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视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试验区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绿色金融产生的信贷资源配置效应,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源从重污染行业流向绿色清洁行业,这不仅缓解了试验区非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加重了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倒逼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在引入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后,结果显示,试验区设立更易诱发制造业行业中成熟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地,从地区市场环境和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绿色金融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创新激励效果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分位区间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政策效果的评价结果,目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以绿色金融为主要手段的区域型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在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但是,在未来还需精准化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不断丰富和完善试验区内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该研究为绿色金融在环境污染治理标准和治理体系中争取“一席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于绿色产业政策视角的可行思路。     

中国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基于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视角

环境保护税赋予各省级政府在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和调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的权利，是中国治理污染的一项重要举措。从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的视角研究环境保护税减排效应，对调整污染治理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该研究使用2015—2020年24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8年中国部分省份提高环境保护税污染物适用税额为外部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环境保护税法》提高污染物排放适用税额的减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考察城市之间外商投资规模、区域位置和适用税额提高幅度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提高SO₂适用税额能显著降低工业SO₂排放量。DID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提高SO₂适用税额能降低16.8%的工业SO₂排放量。上述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部地区减排效应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减排效应不显著；外商投资规模与减排效果正相关，拥有较高水平外商投资规模的城市受到政策冲击的力度更大，相对于平均水平能够减少0.2%左右的污染物排放量，而较低水平的外商投资规模所带来的污染效应较低，政策的减排效应不显著。③进一步研...     

基于鲍莫尔-奥茨税的德国排污费制度的经济分析

1970年以来,排污费制度成为欧洲各国进行水质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普遍政策。其中,德国的排污费制度是以鲍莫尔-奥茨税为理论模型构筑的,是欧洲最典型的排污费制度。通过对德国排污费制度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一制度的积极效应和局限性,从而有助于推进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策设计。本文采用价格差模型和目的税模型对德国排污费制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一方面,德国的排污费制度对控制污水排放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德国的排污费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特别是价格差模型使得对基准以下的残余污染的课税基本上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也降低了费用效率性,因而通过排污费来进行污染控制的意义无法完全体现出来。基于这一分析结果,提出建议:第一,环境经济政策应该突破通过单一的政策分析来探讨费用效率性,要把重点放在通过精密的政策组合分析来达成多个政策目标上;第二,在今后的环境政策设计上,要明确地把分配问题缓和政策放到分析框架中的政策组合分析加以发展深化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铅锌冶炼企业污染风险控制体系研究

我国重金属污染形势十分严峻,然而重金属污染防治控制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尤其缺乏铅锌等重金属冶炼企业污染风险控制体系支撑。铅锌企业周边污染严重,亟需建立铅锌冶炼企业环境污染控制体系,推进环境保护工作。本文从企业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部分建立铅锌冶炼企业污染控制体系,通过企业生产边际成本与环境污染强度关系分析,可知在企业外部控制和企业内部控制共同作用下,才能使企业环境污染强度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实现环境保护目标。     

中国工业环境生产效率及环境保护税开征的研究

实证估计环境生产效率是近年来有关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研究分支之一。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了2005—2015年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或自治区的工业环境生产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有关环境保护税开征的若干问题。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的实证研究充分利用了面板数据的特征,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异质性与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生产效率相分离,进而得到理论上更为合理的各地区工业环境生产效率的估计值。另外,本文还从理论征收额与实际征收额的角度构建了排污费征收强度指标,以替代已有相关文献常用的排污收费金额作为排污收费制度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实证检验了该制度的有效性。相关实证结果表明:(1)虽然同样是基于参数化的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模型,但是否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异质性与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环境生产效率相分离,所得到的效率估计值存在着显著差异,由此也进一步表明了在面板数据中考虑地区异质性的必要性;(2)基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的效率估计可知,整体工业经济的平均环境生产效率已由2005年的0.488 8上升至2015年的0.780 9,且东部及个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具有较高的环境生产效率;(3)模型及代理变量选取的差异都会影响对中国排污收费制度有效性的实证评估结论,排污收费制度能否有效地改进工业环境生产效率的实证结果并不稳健;(4)若考虑地区异质性且以排污费征收强度作为排污收费制度的代理变量,则实证结果显示排污收费制度并不能有效地改善工业环境生产效率;(5)综合各地区的生态承载压力及工业环境生产效率,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可被重新划分为高排放高效率、高排放低效率、低排放低效率以及低排放高效率四大区域。     

环境税对高污染行业的影响研究——以湖南邵阳高COD排放行业为例

针对开征环境税对高污染行业的影响,选取湖南省邵阳市为研究区域,以COD排放为例,选择了COD排放量最多的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调查各行业的废水治理成本。通过调查发现行业平均治理成本差别较大,从1.55元/kg到8.11元/kg,调查时点区域排污费收费标准0.7元/kg,相比行业平均治理成本太低,就几乎不具有激励减排的功能,同时也不具备筹集环境治理资金的功能。通过分析湖南邵阳高COD排放行业征收环境税的影响发现,无论基于行业废水平均治理成本制定环境保护税税率,还是考虑边际治理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制定环境保护税税率,对行业大部分企业利税影响率均小于5%。而且基于行业治理成本征税,有利于淘汰行业中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促进行业整体资源优化配置,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对于推动供给侧改革,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环境税;影响分析;高污染行业;供给侧改革     

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模式构建

创新驱动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绿色创新兼具创新和绿色的双重属性,研究构建了涵盖创新效率与绿色效率的DEA-RAM联合效率模型,对中国16个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基于绿色创新影响因素间存在的交互属性,使用能够处理多重交互、组合式路径问题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模式构建加以探讨。研究发现:当前中国重污染行业处于"创新却不绿色"的转型阶段,创新活动运行良好,但行业环境污染负外部性依然明显,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重污染行业各行业绿色效率普遍低于创新效率,行业政策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绿色效率的拖累,改善绿色效率成为提升绿色与创新效率协同效应的关键;组合式效率提升模式中,小规模重污染行业企业应该以环境规制、外商科研支持为基础,辅以精简的科研人员,而政府科研支持此时并不重要;抛开企业规模大小因素,重污染行业企业应以环境规制、政府科研支持为基础,辅以精简科研人员和少量优质外商科研支持。基于研究结论,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转型,需要不断加大科研资金投入,促进绿色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继续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提高企业绿色环保自觉性;转变政策实施理念,积极探索绿色创新政策的多元互补方式。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机制检验

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绿色信贷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在构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绩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200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即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这一核心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更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改善企业环境绩效。(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因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行业技术复杂度、竞争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4)该研究不仅从行业层面分解排污强度指标,对资源再配置引发的行业内结构效应进行考...     

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逐步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外部制度压力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重要因素。那么,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和企业自律系统的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吗?本文从沪、深两市68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公司年报中手工收集环境数据,建立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用以衡量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运用内部控制指数及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及内部控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逐年提高之态势,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制度性体系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市场化进程与行业特征对内部控制功能发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市场化进程快或慢的地区,内部控制均能显著促进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内部控制的正向作用略强;无论在重污染行业还是在非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与环境信息披露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重污染行业的正向作用更大。为此,提出的对策建议是企业为回应监管部门、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应强化内部控制建设,尤其是要加强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实施,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信息的需求。     

水资源“费改税”如何影响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

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遏制高耗水企业无序扩张,对于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至关重要。该研究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自由现金流与技术创新双重视角探究水资源“费改税”对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水资源税能够显著抑制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排除其他政策影响与工具变量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征收水资源税能够通过减少高耗水企业自由现金流与刺激技术创新抑制过度投资。同时,征收水资源税对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更高的企业与用水强度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该研究认为,应持续完善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在加大用水量监控设备推广力度的同时,也要完善水资源税的激励机制;增强政策实施的灵活性,对不同经营现状与投资周期的高耗水企业,采取不同的策略引导其转变生产方式与投资行为;系统落实“节水优先”方针,既要加强节水监督力度,也要强化用水主体的节水意...     

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的争议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业绿色转型需要增量成本与差异化调控,而营商环境优化则要求降低企业成本与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致使优化营商环境进程中,法律规范存在重“形式平等”而轻“实质平等”的现实。只有实现营商环境法治化,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产业绿色转型中的权力职责与权利义务,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质平等需求方能真正落实。然而,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营商环境法治化就是限制公权力与产业绿色转型仅需补足经济成本两种误区。应当明确,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并非限制政府权力,而是要求政府合理行使公权力,即在法治框架内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有效公共资源。并且,产业绿色转型的经济激励仅能是一时手段,营商环境法治化不应仅关注局部的经济成本,更应为产业发展设置合理的框架与边界,重视产业整体的协调。事实上,产业绿色转型中企业与政府相比更具专业性与技术先进性,具有量体裁衣式的优势,必须构建企业需求导向的营商环境法治化,即分担转型成本与降低转型风险。一方面,分担成本路径要求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共治,包括规范制定、纠纷解决与生命周期;另一方面,降低风险路径需要产业绿色转型的制度激励,既要从主观上增强企业获取价值的确信,又应在客观上保障企业转型风险可控。     

工业水环境监管契约研究

对工业污水排放的有效监管是水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分析了我国目前监管主体所处的困境,考虑中央监察与公众参与的监督约束作用,构建了水环境监管体系。并设计出具有激励约束惩罚效力的水环境监管契约,建立委托 代理模型,通过求解得出监管契约中污水排放标准、监管频率、补偿额度以及罚款数额的最优值。在此基础上,以太湖流域两个成本类型差异较大的印染企业为例,定量设计两级水环境监管契约,分析公众参与程度和地方政府庇护企业程度对契约取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可以有效降低罚款额度,削减政企矛盾;当公众参与程度和惩罚额度一定时,通过环境问责等制度降低地方政府庇护企业的程度,能够减小监管频率,从而削减监管执行成本     

环境目标约束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

加快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鉴于中国资源禀赋的特殊性和区域能源分布差异,各地区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有很大差别。煤炭资源依赖程度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差异性影响值得高度关注。为系统评估环境目标约束对煤炭资源依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的内在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增长压力和绿色金融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环境目标约束制度为准自然实验,中国30个省份2003—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并讨论了经济增长压力与绿色金融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目标约束制度实施后,相比非煤炭资源依赖地区,煤炭资源依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受阻,说明存在“绿色悖论”效应。该结论在考虑相关政策影响、运用合成工具变量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在煤炭资源依赖地区,地方政府在环境目标约束和经济增长目标“双目标”压力下,更有动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受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洗绿”行为影响,绿色金融加剧了煤炭资源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