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模式构建

创新驱动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绿色创新兼具创新和绿色的双重属性,研究构建了涵盖创新效率与绿色效率的DEA-RAM联合效率模型,对中国16个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基于绿色创新影响因素间存在的交互属性,使用能够处理多重交互、组合式路径问题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模式构建加以探讨。研究发现:当前中国重污染行业处于"创新却不绿色"的转型阶段,创新活动运行良好,但行业环境污染负外部性依然明显,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重污染行业各行业绿色效率普遍低于创新效率,行业政策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绿色效率的拖累,改善绿色效率成为提升绿色与创新效率协同效应的关键;组合式效率提升模式中,小规模重污染行业企业应该以环境规制、外商科研支持为基础,辅以精简的科研人员,而政府科研支持此时并不重要;抛开企业规模大小因素,重污染行业企业应以环境规制、政府科研支持为基础,辅以精简科研人员和少量优质外商科研支持。基于研究结论,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转型,需要不断加大科研资金投入,促进绿色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继续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提高企业绿色环保自觉性;转变政策实施理念,积极探索绿色创新政策的多元互补方式。     

绿色产业政策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以绿色政策工具为手段,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各种策略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绿色创新,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存在严重缺口。文章将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视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试验区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绿色金融产生的信贷资源配置效应,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源从重污染行业流向绿色清洁行业,这不仅缓解了试验区非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加重了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倒逼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在引入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后,结果显示,试验区设立更易诱发制造业行业中成熟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地,从地区市场环境和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绿色金融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创新激励效果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分位区间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政策效果的评价结果,目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以绿色金融为主要手段的区域型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在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但是,在未来还需精准化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不断丰富和完善试验区内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该研究为绿色金融在环境污染治理标准和治理体系中争取“一席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于绿色产业政策视角的可行思路。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北大核心CSCDCSSCI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绿色创新发展、绿色协调发展、绿色开放发展、绿色共享发展4个维度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利用TOPSIS熵权法对2010—2018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已经具有了一定水平,但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各示范区差异较大;(2)绿色开放发展和绿色创新发展对示范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贡献较小,绿色协调发展、绿色共享发展贡献较大;(3)主要原因是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地理位置、基础设备、创新能力差异显著,各示范区创新要素投入和配置不同。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应采取贯彻落实国家绿色高质量发展战略、构建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协调机制、坚持绿色创新驱动发展原动力、促进示范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资源平台建设、完善绿色高质量发展政策机制、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对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金融调控手段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是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大探索。绿色信贷政策在重塑重污染企业信贷融资环境,倒逼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激发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热情的同时,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脱实向虚”？文章立足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和绿色信贷政策日趋深化的现实背景,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前后,重污染企业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波动情况,以此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为评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参考。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代理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产生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随企业产权性质、区域环境执法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与国有产权性质、弱环境执法区的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信贷政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强环境执法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从...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

土地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双碳”目标的提出,将推动地方政府改变过去依靠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粗放发展模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为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政策的提出必然会对地方政府偏向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行为产生影响。文章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86个地级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该试点政策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的出让面积和宗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还会受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官员任期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的试点城市会进一步减少对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当低碳试点城市的市委书记任期小于等于3年时,该试点城市的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会显著减少,而市委书记的年龄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大型城市,其重污染行业...     

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绿色发展效应

将2014年湖南省长株潭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试点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双重差分方法分析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1)理论上看,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通过绿色政策供给、绿色技术创新、绿色资金支持和绿色红利外溢而影响区域绿色发展水平;(2)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发展,从双重差分结果来看,2014年长株潭地区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实践对区域绿色发展的贡献率为17.7％,且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和反事实检验.(3)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耕地资源禀赋的显著影响.为更好地保持、提升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的绿色效应,应该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采取多元化手段完善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体系,提升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能力.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新作——《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发展研究》评介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自2014年国家正式启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指导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规划文本和政策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2016年颁布实施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四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战略定位,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六大战略重点任务(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城镇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环境分权与区域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途径,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是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环境分权出发,探索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权责分配关系。将环境分权纳入环境与经济整体分析框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探索环境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内在作用机理,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区域绿色发展空间正向溢出显著,本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其他区域的绿色发展。②全国层面环境分权、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监察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③环境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互动效应整体为负。在地方环保部门拥有较大环境管理权力的同时,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提高将造成区域绿色发展的恶化,其影响大小又与环境管理权力的类别相关。④不同地区环境分权的经济环境效应存在差异。随着国家对环境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但环境分权与财政分权结合所得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为实现中国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在考虑地方财政权力的基础上,从区域差异与环境管理权力类别差异两方面入手,建立差异化的环境管理体制。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系统人员数,以此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网络;另一方面,环境行政与监测权力应适当下放,环境监察权力应适当上移。同时,应下放环境保护责任,增加环境转移支付,在实现地方权责匹配的基础上弱化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的联动效应。     

绿色信贷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吗?——基于重污染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视角

基于企业金融资源配置视角,文章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首先,绿色信贷政策有助于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过度投资动机的同时,也改善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倾向,该研究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更换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应可分为直接效应和派生效应。直接效应体现在重污染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变化即长期债务比重下降,派生效应表现为企业寻求替代性融资的动机激增了商业信用规模。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长期债务比重的下降和商业信用额度的增加均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该传导路径受到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面临的金融错配程度越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提升效果越弱,且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的微观治理功能也被弱化,进而阻碍了绿色信贷发挥政策功效。文章的研究结果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性,绿色信贷政策克服了传统环境规制可能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冲击的弊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了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有助于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为实现"治污"与"提效"的双赢局面提供了契机,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政策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出于对环保和未来能源供应的考虑,可再生能源在世界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其中,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颇为世人所瞩目。本文从国有光伏产品市场特点出发,分析了国产光伏系统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所在,指出了当前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企业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苏州重污染河道水体浮游植物消长规律初探

为了掌握苏州城市河道景观水体藻类富集、消长规律,为制订河道水环境质量改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于2004年5～12月对苏州苗家河试验区进行了水质状况以及浮游植物种类和数量的调查研究。试验区河道共检出浮游植物6门73属,通过对数量进行比较,明确了苏州城市河道以绿藻－硅藻为优势种的浮游植物分布特征。通过对不同季节水体叶绿素a含量、浮游植物生物量和数量进行分析,发现浮游植物变化呈现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的季节规律。这一变化结果初步揭示了河网地区城市滞流污染河道水体中浮游植物的种群分布和季节上的消长规律,可为水环境质量改善与生态修复提供重要参考。     

矿业城市低碳发展与绿色矿山建设

我国矿业城市既需要为国家矿产品和能源需求提供产品,也需要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路径,而低碳经济是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动绿色矿山建设,正是矿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转变矿业发展方式和最终促进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矿业城市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的相关问题,提出与绿色矿山建设相结合的符合矿业城市特点的低碳发展之路。     

绿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

通过介绍国外绿色旅游产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及非政府组织的行为．结合苏格兰酿酒工业旅游与北京蟹岛生态农业旅游中发展绿色旅游的经验总结．分别提炼出绿色工业旅游的运作模式和绿色农业旅游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通过构建由观念、牡会经济体制与科学技术三个层次形成的保障体系．来保证绿色旅游经济的正常运转。最后．从绿色旅游产业地域与行业选择、绿色保障制度体系建立、赢利机制构造和绿色旅游消费者培育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绿色旅游产业发展的行动纲领。     

中国的生态足迹与绿色发展

从2008年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联合,通过与国内外智库的合作引入"生态足迹"理念,从自然资源消耗与"生物承载力"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研究表明,2007年人类在消耗着1.5个地球。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2007年已经是1961年的4倍,尽管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已经突破了1个地球的均衡水平。与全球平均类似,中国生态足迹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碳足迹,占54%。解决中国的生态足迹超支问题,关键是降低碳足迹。目前,中国的能源供给仍然高度依赖于化石能源,超过一半的能源供给来自于煤炭,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将面临化石能源枯竭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能耗大国,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提前应对自身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发达国家的高增长高资源消耗的老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为全球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探索的机会。     

辽河流域工业行业污染减排潜力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降低产污强度,从源头减少污染产生是促进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基于2008年辽河流域工业行业环境统计数据,以COD,NH3-N两项指标为研究对象,识别出7类重点行业,其COD,NH3-N产生量分别占工业产生总量的77%、90%,排放量占工业总量的81%、77%。分析了重点行业的产污强度及末端去除率水平,表明工业行业产污强度高是工业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发展清洁生产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设计工业行业发展清洁生产情景并测算出到2015年辽河工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结果显示,通过适当限制重污染行业增长速度、重点降低产污强度、适当提高末端去除率,在流域工业行业产值年均增长率14.75%的情况下,2015年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2008年相比,COD削减45%-55%,NH3-N削减21%-33%。以此为流域工业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提供技术支持。     

廊坊空气重污染的大气环流形势和气象条件

利用2013-2014年廊坊环境监测站空气污染资料、廊坊气象观测站气象资料以及NECP/NCAR再分析资料和倾斜旋转T模态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廊坊空气重污染的大气环流形势和气象条件。结果表明:空气重污染主要有5种大气环流配置形式,其中廊坊850h Pa高空为高压脊前,地面分别处于弱高压场或低气压场中是最主要的2类,当地面为低气压场控制时,容易造成严重污染;空气重污染的有利气象条件是:地面风力≤2级,风向静稳以及偏西、西西南及偏东风;空气相对湿度在50-95%之间;日降水量≤1.8mm;气温、气压接近各自平均值。     

中国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

中共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大发展目标,提高碳排放效率无疑是实现这一重大目标的必由之路。在“双碳”约束趋紧和金融业“脱实向虚”倾向依然存在的现实背景下,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提升碳排放效率、推动“双碳”目标如期实现的客观需要。而各区域碳排放效率和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的现状,使得实现区域间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效协同已刻不容缓。该研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空间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测算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而全面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已基本稳定在中级协调等级,其向优质协调等级迈进的关键是提升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东部地区在考察期末升至良好协调等级,西部和中部地区均稳定在中级协调等级,东北地区主要处于初级协调等级。(2)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对空间差异的贡献率相对较小。(3)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多极分化现象,西部和东北地区...     

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

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本篇论文对绿色发展的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以及发展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从功能界定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在机制分析中,论文构建了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分析了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机制。其中,绿色福利是绿色发展的目标,绿色财富是绿色福利和绿色增长的基础,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计和绿色福利增进的手段。作为绿色发展的核心,绿色增长有赖于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在发展战略上,论文探讨了绿色发展能力(包括识别能力、投入能力和评估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绿色规划是绿色发展战略的战略引导,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放弃GDP本位主义,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方发展规划的实践中。在政策工具上,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对中国发展而言,绿色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是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等五大建设的抓手。最后,论文给出了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包括完善绿色发展规划、强化绿色投入以及突出绿色政绩考核等。     

环境保护费改税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吗?——来自《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税制的重要改革,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实现了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平稳过渡。文章借助《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6—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地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换言之,当《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明显提升。(2)环境保护费改税主要通过施加更强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从而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可见环境保护费改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行政干预过多、强制性和规范性缺乏等问题,进而提高环境合法性压力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3)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委托代理成本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并不显著,说明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会弱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政府应当继续完善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实施细则,建立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征管协作机制,切实保障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和缴纳,提高企业环境合法性压力。同时,政府还应当建立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机制,引导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取向,出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控指引,与环境保护税制度一起共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臭氧污染的影响效应

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中国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也是实现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为进一步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该研究选择近地面臭氧浓度为研究对象,利用2014—2019年中国215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实证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城市近地面臭氧污染的影响,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并运用事件研究法、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控制其他环境政策和使用季度数据进一步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在样本期内,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可以显著降低近地面臭氧污染。不同地理区域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近地面臭氧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2)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的样本中,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并不会直接造成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不利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臭氧污染的治理,会间接造成“污染天堂”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有利于促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臭氧污染的治理,间接带来“污染光环”效应。(3)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的样本中,虽然金融发展水平本身对臭氧污染没有显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