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生产者市场信任缺失将导致绿色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并由供给缺位引致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基于湖北省804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市场信任、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不仅对市场上售卖的农产品缺乏消费信任，而且缺乏绿色农产品生产信任，67.79%的样本农户对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表露担忧；（2）市场信任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激励制度相比，市场约束制度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更显著，且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能有效弥补农户市场信任不足；（3）政府和企业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和政府监管都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但企业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约束效果要优于政府。因此，要提升农户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加强激励与约束制度环境的建设，倡导多元共治以弥补政府职能的有限性。     

旅游环境契合度、地方依恋与旅游者亲环境行为——以武陵源世界遗产地为例

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对于旅游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旅游环境契合度与地方依恋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有重要影响.基于旅游环境契合度理论,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为数据调研地,通过对正在或曾在武陵源旅游的一千余名游客的问卷调查,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层次假设检验以及中介效应检验,以廓清旅游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旅游旅游环境契合度对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旅游环境契合度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地方依恋也对亲环境行为有着正向影响,地方依恋在旅游者-环境契合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据此给遗产地景区提出管理建议,引导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促进世界遗产地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社区认同的视角

居民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而居民感知公平是决定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社区认同的视角,探讨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以山东济南朱家峪古村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感知公平、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当感知到在旅游发展中所享受到的利益分成越公平时,感知到这种分成过程越公平时,感知到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越公平时,社区居民越能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之中。同时,相比较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分配公平更能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这是由中国现阶段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所处状况所决定的。2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当感知到旅游发展中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越高时,越会认为自己是旅游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一员,且有一种作为成员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越会对社区有一种忠诚感,越会认同自己所属社区的价值理念。此外,相比较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对社区认同影响最大,这是由中国所处的文化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3社区认同正向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社区认同的三个维度成员感、忠诚感、相似性均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其中社区忠诚感的作用最为显著。文章丰富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理论,为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提高社区参与程度提供了方法指导和决策参考。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实证研究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研究是旅游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以浙江乌镇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方法，分析了乌镇居民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的感知程度．以及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归纳总结了乌镇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一般认知态度状况．对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政策、改善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和提高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以往居民对旅游影响认知态度研究的研究成果。乌镇居民对旅游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效益感知强烈令人鼓舞。这与Liu和Var等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产生的各方效益感知明显是一致的。此外，乌镇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一致较强与现有研究成果也是相符的。所有这些证实了旅游地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居民更易倾向于正面感知。     

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探讨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中极富特色的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将如何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申请信息与专利被引数据,并根据历年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以具体污染物减排为核心的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提升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存在负向影响,且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2)尽管由于企业预期净收益下降,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呈边际递减规律,致使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呈倒“U”型曲线关系,但当前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仍以促进为主;(3)数字经济在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数字经济促使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也进一步提前了倒“U”型关系曲线“顶点”临界值的到来;(4)进一步分析发现,低碳转型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将有效缓解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扩大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的正向影响与数字经济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健全完善以间接环境约束目标为主,直接环境约束目标为辅的环境目标约束体系制度,重视考核间接环境目标的具体完成情况并在下一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报告,结合当地环境目标约束制定更灵活的创新“提质”激励政策机制,健全完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及其应用,借助数字信息化技术加强精细化环境监管,深化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科研的互动融合。     

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研究

环境质量是影响目的地旅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大范围的严重空气质量问题,雾霾成为备受关注的环境问题,关于雾霾的成因及其影响和防治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旅游城市饱受雾霾的困扰,雾霾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并成为当前旅游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新问题。北京是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学揭示雾霾对北京作为目的地旅游市场需求的负面影响,对于丰富雾霾影响的认识以及深化旅游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问卷星和微信平台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通过滚雪球方式获得了大数量较高可靠性的样本数据,研究了京外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决策行为倾向,分析了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感知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1在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亲友的口耳相传以及亲身经历等渠道的综合影响下,大陆居民对北京的雾霾及旅游健康风险、旅游体验风险均有十分强烈的感知;2在雾霾的持续困扰下,北京国内旅游需求减弱,市场增长速度放缓,同时也加剧了北京旅游市场的季节波动;3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更加敏感,雾霾严重地区的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感知强度明显大于雾霾不严重地区的居民,雾霾严重地区的居民在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也更加排斥北京。     

地方政府与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以浙江省横店镇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个案

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都有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地方政府可以说是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之关键。以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个案。深入探讨地方政府与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文章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横店镇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案例来看．我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走政府主导的模式．而只有强化地方政府的能力（包括规划、资源与领导能力等）。方能培育地方良治（good governance）与支持可持续发展。     

财政压力会降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吗——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尽管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环保考核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重发展,轻环保"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了公共价值冲突。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环境联邦主义理论,采用我国206个地级市2012—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关系。本文使用DEA方法中的Super-SBM模型测量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和Griffin公式测量并计算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公共价值冲突程度,最后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所提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压力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财政压力越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越低;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在于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即财政压力首先诱发地方政府出现了公共价值冲突,使地方政府陷入了一个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公共价值困境中,进而负面影响了其环境治理效率。研究同时发现,环保垂直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公共价值冲突在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中介作用,若地方政府实施了环保垂直管理,则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可以得到有效弱化。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打开公共价值"黑箱",分析公共价值冲突的来源和作用机理,探索公共价值冲突的应对策略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为中央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支持性证据。     

地方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水稻种植户的分析

农业生产效率变化是地方政府干预流转政策效果的重要表现。本文依据江苏省六个市的调研数据,在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农户生产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比地方政府是否干预以及不同干预角色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差异,为完善地方政府农地流转服务决策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样本农户的综合效率在0.406和1之间,平均综合效率为0.737,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地方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可能由于地方政府流转补贴以及大规模流转偏好,导致政府干预下农户经营规模过大,经营能力与规模不匹配导致了效率损失。(3)地方政府不同干预角色对农户生产效率均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出现"政府失灵",同时,地方政府主导型对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小于中介型,说明政府主导型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中介型干预的"政策失灵",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较好地减少了农地流转违约风险,约束了经营主体生产行为。(4)其他变量中,土地投入、地块数量、技术指导对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增加劳动与资本投入、以及自然灾害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对政府的农地流转角色和行为进行限定,将政府权力限定在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强化监管服务功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防范风险等方面,逐渐退出"双重"角色,依靠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切忌盲目推动农地流转,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适度规模为前提,确立效率优先和家庭经营模式为基础的农地流转政策。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

土地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双碳”目标的提出,将推动地方政府改变过去依靠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粗放发展模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为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政策的提出必然会对地方政府偏向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行为产生影响。文章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86个地级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该试点政策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的出让面积和宗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还会受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官员任期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的试点城市会进一步减少对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当低碳试点城市的市委书记任期小于等于3年时,该试点城市的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会显著减少,而市委书记的年龄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大型城市,其重污染行业...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调节

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其公共品特性,难以通过市场手段有效解决,而环境规制虽能弥补市场失灵问题,却会对企业短期绩效产生负效应,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理论与实践表明,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是企业能否兼顾环境保护与自身发展的关键,然而内部资金有限性与外部融资约束,掣肘企业技术持续创新,政府补助成为企业破除创新资源相对不足的重要途径。文章在构建双重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三者间关系模型基础上,以2009—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计量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一是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U型"关系,其强度仍未能刺激企业创新。二是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强度已达阻碍企业创新的程度。三是政府补助强化了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对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间的非线性关系却表现出负向调节效应。四是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作用。因此,制定与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维持适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以及优化政府补助政策,对于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下水权改革的节水效应及对用水效率的影响

水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群体生存不可或缺且无法替代的生态资源要素之一,赋予水资源商品属性,不仅能够增强水权的排他性,提高水资源价值,更能通过市场机制充分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实现水资源节约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水权改革试图通过明确水权、建立水权交易市场等途径促进农业节水、优化水资源配置。那么,水权改革是否能有效促进农业节水？是否能有效改善用水效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水权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同时对水权改革在国家层面的推行提供政策依据。基于此,文章在理论分析水权改革对农业节水及水资源配置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及港澳台地区）2003—2019年17年的长期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验证水权改革的节水效应及对用水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双重差分法（DID）回归结果显示,水权改革对农业灌溉节水面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万元GDP用水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国家级水权试点的政策效果要高于省级试点。(2)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依旧具有稳健性。(3)异质性回...     

旅游发展对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石,旅游是保护区的重要发展方式。立足于景观尺度,基于3S技术和景观指数,研究了1975~2007年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在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景观格局的变化。结果表明：近33 a来,保护区各类景观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草地、疏林/灌丛、耕地为净减少,而林地、冰雪/裸岩、建设用地、水域为净增加;从转出的比例上看,建设用地最大(13207%) ,其次是耕地(100%)、草地(606%)、疏林/灌丛(535%)、林地(447%)、冰雪/裸岩(321%)、水域最小(207%);在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的共同作用下,到1997年景观破碎化程度不断增加,到2007年则有所恢复。总的来讲,采伐活动与自然恢复之间的综合作用是九寨沟景观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旅游业发展对景观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旅游发展促进了保护区整体植被的恢复,但也增加了景区内的建筑用地面积,改变了景区局部地区的植被格局。只有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对旅游进行科学的规划管理才能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共赢     

基于双主体博弈的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稳定性影响研究

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是解决跨界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决定了任期长短对地方政府是否环境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针对地方政府任期对区域环境合作的稳定性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首先,分析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时两个地方政府非合作与合作情形下的均衡污染排放量,构建基于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并讨论两个地方政府采取冷酷战略时彼此合作的临界贴现因子。然后,基于有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讨论了临界贴现因子与任期长短的关系。研究发现,贴现因子高于临界水平是地方政府选择环境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地方政府的任期越长则临界贴现因子越小,地方政府之间环境合作稳定性越强。基于此,提出了地方政府任期及环境保护终身追责等促进区域环境合作的建议。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实现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有效管控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农牧民生计分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探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生计分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对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转换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释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机理,并引入生计分化变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17份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以及生计分化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金额与牲畜养殖规模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表明补奖政策在短期内对牲畜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补奖金额的增加,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最终趋于抑制。②根据非农牧收入占比和生计对牧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和深兼型五种类型农牧民。③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补奖标准以增强补奖弥补损失的有效性,重视发挥农牧民生计分化在牲畜养殖规模调控中的作用。     

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的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内容,探讨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理论层面解析了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机理,并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就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及机理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①回归分析表明,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②SEM建模分析发现,农村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各构成要素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条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40,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与基础设施条件之间呈现较强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68(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0.65(农户居住情况?基础设施条件)和0.54(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软环境方面,乡村文化活动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16;硬环境方面的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与软环境方面的乡村文化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5(环境卫生状况?乡村文体活动)和0.31(基础设施条件?乡村文体活动)。研究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助于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建、产业重塑,有效推动乡村形态、结构和功能转变。为更好地促进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当软硬兼施,以完善基础设施和丰富文体活动为重点,并同步推进环境卫生治理和居住条件改善。     

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的分析

地区差异化环境税政策为污染企业通过跨区转移回避环境成本提供了空间,由此带来了污染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显然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增加了环境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难度。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强度也会影响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应,忽略政府环境监管因素,有可能对污染减排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作出不恰当的推断。文章构建政府环境监管、环境税与地区绿色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5—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政府环境监管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环境税对邻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税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呈现倒“U”型特征,且政府环境监管通过提升环境税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政府官员的环境规制俘获概率,进一步增强了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税绿色创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明显,本地环境税绿色创新的非线性特征及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适用于东部地区。而邻地效应中,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在中部地区显著,而且显著增强了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果;人力资本跨区流动与污染产业跨区转移是造成环境税“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空间特征的重要因素。环境税高税率地...     

水电开发对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的影响与管治研究——以紫石乡锅浪硗水电开发为例

紫石乡背靠喇叭河自然保护区和红灵山景区,环境优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以雅安天全县锅浪硗水电站为例研究认为:锅浪硗水电开发将会造成紫石乡乡村旅游-农家乐消失,乡村旅游环境恶化,乡村旅游吸引力下降,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发生重大改变等不利影响。研究结合紫石乡村旅游发展管治现状与水电开发存在的影响建立至上而下和至下而上相结合的管治组织体系,针对水电开发的不同阶段提出了相应的管治策略。     

城镇化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等危害居民健康的负面问题。利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城镇化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率每上升10%,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37%,新生儿死亡率下降2.48%。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主要通过提高居民健康意识、促进医疗资源的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等途径增加人均预期寿命,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来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使城镇化真正造福于人。因而,未来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     

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内容,探讨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理论层面解析了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机理,并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就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及机理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①回归分析表明,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②SEM建模分析发现,农村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各构成要素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条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40,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与基础设施条件之间呈现较强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68(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0.65(农户居住情况基础设施条件)和0.54(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软环境方面,乡村文化活动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16;硬环境方面的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与软环境方面的乡村文化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5(环境卫生状况乡村文体活动)和0.31(基础设施条件乡村文体活动)。研究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助于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建、产业重塑,有效推动乡村形态、结构和功能转变。为更好地促进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当“软硬兼施”,以完善基础设施和丰富文体活动为重点,并同步推进环境卫生治理和居住条件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