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来自种植业的检验

识别农业低碳发展空间异质性,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狭义农业——种植业为研究对象,借助低碳农业发展理论,构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熵值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357个市域尺度下的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综合水平由西南—东北一线向东南、西北两侧递减,而碳生产水平指标对综合水平的影响最大;空间相关性表现为,西南地区、大兴安岭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呈"高—高"聚集,辽宁、新疆和华中地区基本呈"低—低"聚集,其他地区则呈高低聚集的状态;此外,地形引起的社会经济等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2)在空间上,劳动生产率和农业规模化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呈"U"型与倒"U"型特征,劳动生产率对农业低碳化水平的影响由西到东呈"正向-负向-正向"的"U"型变化趋势;农业规模化呈南北低、中部高的倒"U"特征。城镇化水平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则由西向东逐步递减。     

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来自种植业的检验

识别农业低碳发展空间异质性,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狭义农业——种植业为研究对象,借助低碳农业发展理论,构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熵值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 357个市域尺度下的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综合水平由西南-东北一线向东南、西北两侧递减,而碳生产水平指标对综合水平的影响最大;空间相关性表现为,西南地区、大兴安岭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呈"高-高"聚集,辽宁、新疆和华中地区基本呈"低-低"聚集,其他地区则呈高低聚集的状态;此外,地形引起的社会经济等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2)在空间上,劳动生产率和农业规模化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呈"U"型与倒"U"型特征,劳动生产率对农业低碳化水平的影响由西到东呈"正向-负向-正向"的"U"型变化趋势;农业规模化呈南北低、中部高的倒"U"特征.城镇化水平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则由西向东逐步递减.     

农地流转、农户兼业程度与生产效率的关系

以中部地区142个村1 370户农户的调查结果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法、DEA分析法研究农地流转前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变化,进一步采用Tobit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农户兼业程度对两类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从综合生产效率来看,中部地区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生产效率均较低,仅有0.204,农地流转使转入户提高了1.1%,转出户降低了15.7%;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流转后转出户的技术效率低于转入户1.8%、规模效率与转入户扩大为10.4%,说明农地流转促使土地由转出户向生产技术更高、经营规模更集中的转入户家庭转移。(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分化会显著提高转入户的生产效率,显著降低转出土地农户的生产效率,且兼业程度越强兼业分化的正方向影响作用越弱。(3)在其他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实和农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生产效率均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在农地流转中,建议政府应考虑流转农户的差异化以及兼业程度的影响,针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分别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一要对兼业程度较高的转出户实行农民身份退出机制,在城乡居民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逐渐提高的基础下,稳步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促使土地要素向高生产效率的农户转移。二要从农地的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经营权,对土地经营权予以登记,让真正种地的农民得到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惠;适度降低转入户的兼业化水平,促进农民职业化,鼓励规模化经营。     

农业保险的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农业保险能够抵御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进而提振农业经济、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影响农业收入。该研究以2007—2019年中国省级农业保险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发展规模、保障水平及赔付水平三方面分析农业保险“造血”增收效应,并进行内生性处理与区域异质性分析;同时,基于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视角,兼顾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专业化以及绿色化五个维度,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就农业保险影响农业收入的“造血”增收作用机制进行考察。研究发现：(1)农业保险可促进农业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造血”增收效应,且农业保险赔付水平对农业收入影响效应最大,为8.869%;保障水平次之,为4.444%;发展规模最小,为0.016%。(2)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及绿色化水平是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实现“造血”增收的有效路径,而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与赔付水平而言,仅有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与机械化水平是其实现“造血”增收的有效路径;当前偏低的保障水平与赔付水平抑制了农业保险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进而提升农业收入的中介传导机制。(3)农业保险对农业收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农业保...     

耕地流转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武汉都市圈为例

首先从理论上揭示在不同耕地流转市场、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细碎化程度的条件下,耕地流转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然后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以武汉都市圈775份水稻种植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样本农户水稻生产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834,仍存在16.6%的技术效率损失。(2)耕地流转能够提升农户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且耕地转出和耕地转入都对技术效率有正向作用,相对于耕地转入而言,耕地转出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3)耕地转入规范户的技术效率高于未流转户,耕地转入欠规范户的技术效率低于未流转户。(4)耕地转入规范户的技术效率随着耕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呈现上升的趋势,耕地转入欠规范户的技术效率随着耕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5)耕地转入规范户的技术效率随着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增加呈现下降的趋势,耕地转入欠规范户的技术效率随着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增加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且耕地细碎化对不同经营规模转入欠规范户技术效率的影响不同。研究结论:耕地流转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受制于耕地流转市场规范化程度、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细碎化程度;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受到耕地流转市场规范化程度的制约;耕地细碎化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耕地流转市场规范化程度和耕地经营规模。     

循环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分析

农户是循环农业最直接的生产主体,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本文以湖北省六个国家和省级生态农业试点县市区为研究范围,借助农户调查的微观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因子分析法和OLS方法,建立"循环农业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外生性决定因素回归模型",从计量角度测量了各种外生性因素对循环农业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地理位置和环境设施等因子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政府、农业技术协会和农业企业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农业企业和技术协会为直接影响,政府为间接影响.二是"政府+协会+农户",以及"政府+企业+协会+农户"的发展模式对提高农户技术效率具有更明显的效果.对此,本文认为,必须将农户、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农业技术协会联合起来,做到四位一体整体推进,共同促进循环农业的发展.     

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北省769户农户的调查

保护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对巩固我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湖北省潜江、宜昌、襄阳和黄冈四市的769份实地调研数据,以家庭负担为切入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研究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条件下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赡抚比越大,农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越强;(2)不同年龄段农户所面临的赡抚情况存在差异,使得赡抚比对非老龄组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在老龄组农户中却不显著;(3)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赡抚比所带来的经济与时间的双重压力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造成赡抚比在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影响呈现出"显著-不显著-显著"的变化规律。     

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

生态生产有利于减少农业污染、保护地力、节约资源,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要求和重要路径。农户的生态生产行为供给了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品,不仅有利于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还可能在未来获得增产增收回报。然而当前农业生产中,农户采用生态生产行为的动力不足,能力不强,严重制约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户受自身资本禀赋约束。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资本禀赋状况及配置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受资本禀赋约束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基于长江中游四省稻农的实地调研数据,首先构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综合值,运用熵值法计算出农户资本禀赋总量与分维水平并划分农户资本禀赋结构,进而探析了农户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户资本禀赋总量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分维水平中农户物质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水平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生产行为。(2)农户资本禀赋结构中,经济资本占优、社会资本占优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生态生产行为。(3)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分析中,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经济资本禀赋水平与经济资本禀赋占优显著正向影响其生态生产行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多维度提高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和优化农户资本禀赋结构配置来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采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日本第四次修订《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及启示

日本政府2015年推出了《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的第四次修订,以保证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推动集约化农业经营,保障农业收入稳定;推动农产品出口和农业技术创新;改善补贴政策,稳定农村人口作为下一阶段日本兴农政策的核心内容。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许多与日本相似的问题,如农业经营规模小、效率低,务农收入低、人口显著减少等。在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老年化加速的背景下,分析和借鉴日本最新的兴农政策,提出对我国农业政策的若干启示:1以我国近期最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和农药残留、化肥实施等国家标准的落实、健全为法制保障基础,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规范化经营管理、建立食品生产全程可追溯机制、加强省县乡三级农产品和食品监测检验能力建设,以尽快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水平;以培育需求和引导兴趣、技术支持、市场协助建设为手段,激励农户和消费者自主投入生态农业发展。2重点完善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统筹和政治、经贸、投资谈判支持,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推动已起步的"一带一路"食品与农业投资发展势头,以壮大我国农产食品出口和农业海外发展。3近期以加强土地流转监管法律政策和财政金融配套扶持政策的建设为主,使支持力度集中于土地实际经营者,以有效提升新型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和质量。4将农业补贴由集中于农业生产补贴向兼顾农户收入保障和生态保护、农业发展转移,将农户收入保障形式由财政补贴向保险保障转变,以求农业补贴和保险更高效、长久地兼顾农户收入保障和支持引领农业发展。     

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广东省1995-2013年的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验证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EKC"倒U型"曲线,并运用VAR模型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结果表明: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进入转折期;而VAR实证结果则验证了EKC结果,并发现面源污染对经济发展具正向影响,而负向效应较滞后。因此,要重视农业面源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治理力度,提高农户生态环保意识。     

经营规模对农户异质性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4个长江中游粮食主产省份979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经营规模对异质性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 表明:(1)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可分为投入减量型生态生产行为和技术采用型生态生产行为.(2)经营规模与投入减量型生态生产行为呈U型关系,与技术采用型生态生产行为呈正比例关系.(3)进一步区分不同经营主体,农户投入减量型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小农户与种粮大户间存在差异,而技术采用型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小农户与种粮大户间差异较小.对此,政府应加强公益性农民施药用肥的知识与技能培训,并在对象选择上,考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区间及其经营主体类型;在内容倚重上,不仅要强化农户学习科学的施药用肥技术,更要普及过量施用农药化肥的负外部性的相关知识.     

农业保险发展的碳减排作用：效应与机制

农业保险发展能够引导农业经营者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中的碳排放行为。首先,基于农业经营规模、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技术进步等路径,对发展农业保险的减碳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基于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保险发展的碳减排作用效果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是:(1)总体来看,农业保险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减少。平均而言,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每增加100万元、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农业保险保费每增加1元和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保险保费每增加1元/hm~2时,该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总量分别实现71 t、364 t和254 t的减排效果。(2)在异质性分析中,农业保险发展对碳排放总量的削减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和非粮食主产区省份;而在中、西部省份和粮食主产区的样本中,农业保险发展没有起到推动农业碳排放总量降低的作用。(3)进一步分析中,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密度和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也是负向的。(4)在机制分析中,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和粮食作物比重增加是农业保险减碳的有效机制;而农业保险发展虽然能够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但并不会进而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低碳化转型。据此形成的政策含义:一是,可以继续通过补贴推广农业保险,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用有利于碳减排的规模化经营与作物结构模式;二是,在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简化赔付手续、规范定损标准,强化参与农业保险的收益教育,使农业保险产品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创新和发展绿色农业保险,以引导农业生产者采纳绿色低碳的生产技术。     

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技术培训参与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加速和农民合作社的涌现,我国农户的异质性不断提高。本文将农户是否流转土地、是否加入合作社视为农户异质性的重要表现,考察其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基于鲁晋宁三省1 039户农户数据,构建了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进行计量分析,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租入土地不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农业技术培训参与,但加入合作社会让农户参加更多培训。具体而言,租入土地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是不租入土地农户的1.04倍,而加入合作社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是未加入合作社农户的2.11倍。当前农业技术培训过于大众化造成的低瞄准性,是租入土地的规模经营农户没有对培训表现出更多需求的重要原因。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农业技术培训政策需要做出适当调整,应结合已经分化的农户需求实行分层定位,提供差异化的技术培训服务,增强对不同培训目标人群的瞄准度;应给予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服务的合作社更多支持。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产业集聚能提高农业碳生产率吗?

基于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主产区2017年蔬菜专业村设施蔬菜种植户调研数据,在对产业集聚如何影响农业碳生产率进行数理模型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实证检验。首先,运用路径分析方法总体衡量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是否会强化技术溢出与规模效应以及二者对农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然后,运用门限回归方法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即"锁定"与"拥挤"效应。最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差异性农户的异质性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影响技术溢出与规模效应作用的发挥。其中,技术溢出、基础设施建设伴随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与农业碳生产率之间呈"W"型关系,只有全面转型升级才是克服简单扩张导致的"锁定"与"拥挤"效应的最终途径,社会化服务供给缺陷则是约束农业碳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时,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高农业碳生产率农户的低碳增效作用更加明显。此外,生产专业化水平、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以及农户对消费者质量安全问题认知,也是影响农业碳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提高农业碳生产率的政策建议:①继续加强主产地建设,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②完善主产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标准、精准服务对象、完备服务内容。③推动农业产业集聚转型升级,实现集聚由"数量"向"质量"提高。④加强对农户人力资本、现代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加以倾斜。⑤运用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者低碳生产行为,将消费者绿色健康需求通过价格传导到农户方面,推动农户低碳生产。     

地方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水稻种植户的分析

农业生产效率变化是地方政府干预流转政策效果的重要表现。本文依据江苏省六个市的调研数据,在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农户生产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比地方政府是否干预以及不同干预角色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差异,为完善地方政府农地流转服务决策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样本农户的综合效率在0.406和1之间,平均综合效率为0.737,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地方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可能由于地方政府流转补贴以及大规模流转偏好,导致政府干预下农户经营规模过大,经营能力与规模不匹配导致了效率损失。(3)地方政府不同干预角色对农户生产效率均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出现"政府失灵",同时,地方政府主导型对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小于中介型,说明政府主导型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中介型干预的"政策失灵",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较好地减少了农地流转违约风险,约束了经营主体生产行为。(4)其他变量中,土地投入、地块数量、技术指导对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增加劳动与资本投入、以及自然灾害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对政府的农地流转角色和行为进行限定,将政府权力限定在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强化监管服务功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防范风险等方面,逐渐退出"双重"角色,依靠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切忌盲目推动农地流转,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适度规模为前提,确立效率优先和家庭经营模式为基础的农地流转政策。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农业碳生产率兼具“保增长”与“促减排”双重属性,是新时期绿色农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方面。文章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利用200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未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财政分权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和四大地区的农业碳生产率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且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2)不考虑控制变量时,农业产业集聚对本地农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U”型影响,但不利于周边地区农业碳生产率,考虑控制变量时,农业产业集聚对本地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周边地区农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3)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在四大地区、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和不同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地区都显著,且存在异质性。(4)财政分权在全国层面会削弱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在农业产业低集聚区（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农业产业高集聚区（西部和东北地区）有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因此,要推动农业产业集聚由“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充分发挥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活垃圾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一直持续增长下去?还是会存在着拐点?文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检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S”型,两个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6 890元和107 450元。(2)北京、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都已越过或接近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3)内陆地区除甘肃外,其余地区均已越过第一个拐点,但尚未越过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4)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75 720元,中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4 500元;西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181 795元。总体来看,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较强,政府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果较好;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还有待提高,政府应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以及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特别是西部地区环保意识还很薄弱。由此,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改变垃圾计费方式,有助于加速WKC曲线“拐点”的来临。(2)对不同地区应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3)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     

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必要前提,农业保险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二者协调发展有利于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在辨析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机理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对2008～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1)2008～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式增长态势且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性,上海、湖南和四川等地两大系统发展水平高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贵州和重庆两大系统发展水平相对落后;(2)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发展,呈现农业现代化发展优于农业保险发展特征,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重点方向;(3)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受到政府财政支持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影响。基于此,政府应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明晰农业保险功能,完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保险优质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