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资源产业内部经济性研究

本文研究了再生资源产业内部经济性、影响因素、评价方法的选择、指标的确定和内部经济性评价。研究表明:再生资源内部经济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回收价格、加工成本以及产品销售价格;基于作业成本模型是评价再生资源产业内部经济性的最合适方法,通过指标确定和内部经济性评价两个步骤进行研究,指标包含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成本、销售收入和收益,内部经济性评价包含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和机会成本。本研究为产业经济性研究和各种类再生资源内部经济性评价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     

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评价模型及实证

城市再生资源的利用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而如何使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在其处理流程中达到各自的最大满意程度是实现其有效利用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对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首先构建了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用G1法与熵值法的组合方式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权重,然后以模糊数学原理为基础构建了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模型,对大连的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模糊综合评价适合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评价,而且评价结果与实际相符合。大连市六个方面的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排序依次为:政府、社区、回收企业、加工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同时也对满意度的结果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大连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最后对评价模型的运用进行了总结。     

中国废旧汽车再生资源潜力分析

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废旧汽车再生资源成为资源供应的又一重要来源,关于其回收潜力的研究则是再生资源有效再利用的重要前提。本文建立了汽车产品在生产-消费-报废-排放全过程物质代谢的动态分布模型,基于威布尔分布密度函数构建汽车寿命模型,并进一步建立汽车消费量及再生资源回收潜力预测模型。利用1990-2010年我国轿车、客车、货车消费的相关时间序列样本数据,分别从国家、区域两个层面预测了汽车报废量的动态变化趋势及再生资源回收潜力,并探讨了三种类型汽车消费比例及各类型汽车平均寿命的改变对其报废量及再生资源回收潜力的影响。据预测,2020年当年将产生废旧汽车近1 400万辆,再生资源回收潜力约3 100万吨;其中我国东部地区废旧汽车再生资源潜力超过全国的50%。不同类型汽车消费比例的变化或汽车使用寿命的延长均对再生资源总量及回收年限均产生影响,在进行废旧汽车回收拆解及资源化利用等园区、基地规划时应予以充分考虑,以实现产能的匹配及再生资源的高效配置。     

再生资源供应链的结构、行为和绩效分析

再生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类型,兼具资源资产产权和环境产权,两者相互作用引导其开发利用自组织形成了正规与非正规回收利用者相互交织的完整逆向供应链系统。协调其中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减少逆向供应链的环境污染和整体运行损耗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提升的关键手段。为此,本文以北京市废旧电视为例,利用实地调研的方法,系统分析了再生资源供应链的结构、行为和绩效(SCP)。结果表明:(1)消费者选择一级回收者时具有价值性、便捷性和规范性三种偏好。销售商回收模式可较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成为其首选方案,然而,"以旧换新"限制了无需购买新电视的人群。游商以45%的份额占据了剩余一级回收市场的主导地位。(2)一级与二级回收者间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二手市场扩大了一级回收者的利润,中间商则为一级回收者提供了稳定的需求保障。(3)受到非正规拆解作坊的挤占,正规拆解企业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降低了拆解企业对收购产品的质量要求,致使中间商偷换有价组件和跨境转移电子废弃物等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正规拆解企业会提高收购价格,致使政府补贴的基金大部分转移至回收环节,巩固了现有的正规与非正规回收者共存的供应链结构。(4)个体中间商及非正规拆解利用作坊是再生资源供应链低效率的关键。本文调整了现有的家电基金制度,建议在电视销售环节向消费者征收40元/台的基金,并将其中的10元/台用于扶持政府可管控的正规主体中间商,代替个体中间商的功能,其余金额可用于弥补现有基金的亏空。该种模式可充分利用现有的一级回收者及二手市场,并可有效提升再生资源供应链的整体绩效水平。     

基于“绿色账户”激励的回收居民再生资源合作演化

废旧物资的充分回收利用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探寻促进废旧物资回收的激励机制对多方主体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源化处置意愿、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废旧物资回收工作的推进至关重要。因此,该研究基于现行的“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构建了地方政府、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居民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系统演化稳定性的影响,探讨了影响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政策优惠力度、补贴水平以及“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是影响系统演化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低于一定水平时,将导致系统演化为最不利于废旧物资回收的策略组合（消极作为,牟利导向,随意丢弃）。(2)政策支持力度和补贴水平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选择“环保导向”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支持”策略具有抑制作用。(3)“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对居民选择“分类交投”意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超过某一阈值时,将导致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牟利导向”行为的发生,使得“绿色账户”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为优化“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     

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评价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两规”）编制成果是指导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两者的协调对于“两规”的协调编制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两规”的内在联系,基于“两规”编制成果,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4个方面构建了“两规”编制成果的协调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先计算了“两规”规划目标年和基期年的指标计算增长率,再采用协调度模型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的协调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因子的权重,最后采用指标加权求和法进行综合计算;并进一步通过ArcGIS软件空间叠加分析确定“两规”空间布局的差异。以南京市为例,计算了该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程度分值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差异。评价结果表明：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分值为9158,协调类型为中级协调;指标准则层中经济与资源相关因子的协调程度较好,但社会与环境相关因子协调程度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是“两规”土地利用数据率与规划率及基期年存在差异;因此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在实施和修编中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数据库与规划年限的统一     

岷江上游生态脆弱性评价

岷江上游流域是我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之一,由于地质变化频繁、高差显著、气候干旱,加上人为活动影响,生态脆弱性的表现十分明显。通过对其生态环境脆弱性因素及成因机制的分析,构建了由土地生产力、地表起伏度、干燥度指数、土壤侵蚀强度、草场退化荒漠化率、物种消失率等14个指标组成的岷江上游生态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本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全国和四川省情况及奋斗目标,建立了Ⅰ到Ⅲ级的评价标准体系;利用模糊数学聚类方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分析计算,得出了岷江上游生态环境为第Ⅲ级,即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结论。评价结果符合岷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     

循环经济下再生资源规范回收行为研究

提出将再生资源回收分为规范回收与非规范回收两种类型,认为回收行为是建立规范循环经济体系规划的数据基础和政策效应的微观基础。以废旧家电为例,设计了包括废旧家电回收再利用形势感知、回收现状、回收再利用态度、回收影响因素、回收行为以及废旧家电生态消费态度、生态消费问题感知、生态消费影响因素、生态消费行为等9类共31个问题,通过对312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分析了样本个体废旧家电回收因素、样本家庭实际回收行为及现状因素、样本个体废旧家电回收方式的影响因素等废旧家电回收问题及行为总体状况,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深入挖掘了样本不同的社会—经济、社会—人口属性及其他相关因素在废旧家电回收行为上的差异性,给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再生资源规范回收的实施对策。     

医疗废弃物暂存处选址的多目标渐进覆盖模型与求解

暂存处选址是农村医疗废弃物回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考虑社会效率、经济效益、"邻避效应"基础上,以暂存处覆盖水平下的总废弃物收集量最多和总成本最小为目标,建立了暂存处选址多目标渐进覆盖模型,选取新乡县医疗机构为对象,采用多目标改进遗传算法计算,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政府构建农村废弃物回收网络、暂存处的设置提供了定量的决策方法。     

基于生态系统水平的洞庭湖生态风险评价

以“生态系统服务”为生态风险评价终点,通过量化外界压力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压力 响应”模式,建立基于生态系统水平的生态风险评价方法。该方法将生态系统整体作为分析对象,同时考虑了生态系统的各种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复杂关联作用。运用该方法评价了洞庭湖的生态风险,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东洞庭湖的生态风险程度最高,西洞庭湖次之,南洞庭湖最低。造成洞庭湖生态风险的主要压力源为城市化、生活和气候变化;主要胁迫因子为有机污染物、营养物质和水流量变化。受影响较大的生态系统指标为生物多样性、河湖连通性和碳循环;营养循环价值、净化水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3项生态系统服务风险程度较高     

可再生能源资源评价体系与方法

本文根据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特性以及与技术、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了可再生能源的资源评价体系,分析了资源量、生产率、生产经济性及不确定性分析等各环节中的具体评价方法和指标框架,并提出了最小和最大经济获利开发量以度量资源生产的经济性潜力     

可再生资源非线性收获的策略研究

本文运用非线性理论建立了可再生资源二次非线性收获的动力摸式。研究结果表明：为了保证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缓利用、收获，必须把收获强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我们因此可以得到持续的最大产量。我们发现虽然对可再生资源的收获策略有线性和非线性之分，但是得到的可再生资源的最大持续收获量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必须采用合理的可再生资源收获策略。避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枯竭。我国可再生资源十分短缺，需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可再生资源保护之问的关系，保护好我国珍贵的可再生资源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基于水质的水资源模型与水质经济学初探

在对传统的以水量为核心的水资源模型理论与实践矛盾的分析基础上,阐述了水资源社会及自然循环规律,提出城市-流域系统中水资源利用的水质自然与人工再生过程和自然、人工修复的双要素.提出水质再生和水量循环的水资源模型及其假设和约束条件,确定了模型适用的边际条件和范围,据此进一步辨析了城市污水回用与再生水的异同,将再生水置于流域尺度的城市群上下游用户层面,提出污水回用(包括中水利用)是降低需求,再生水是增加总量的基本结论.在以水质为核心的水资源模型基础上,对现有水资源经济学定义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水质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并讨论了水质经济学指导下的供水服务和价格模型结构,重新定位了再生水的战略并提出以流域水体的净化成本和人工水质改善成本共同形成的全成本高低来表征流域水资源短缺程度的缺水等级划分新思路.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寻我国资源再生利用的产业化发展道路,选用产业集中度、区位熵、Gini系数、Hoover系数以及EG系数,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总体水平上对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对2004-2009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各个因素对产业聚集的影响。研究表明:①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从2004年开始就处于较高水平,由极高寡占转变为中度寡占市场,趋向合理化发展态势;②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聚集度较高,属于再生资源产业高水平专业化地区,而湖南省以外的其他内陆地区发展水平均较低;③新古典经济、新经济地理和政策制度三方面因素分别对产业聚集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对外开放度均与再生资源产业集聚水平正相关,是近期影响产业聚集的关键性因素,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产业聚集。最后,针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增强我国资源再生产业聚集的建议。     

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以渔业资源为例

自然资源由于其较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使其因代际问题所导致的私有市场失灵比一般的产品严重,原因是自然资源代际利用中当代人都倾向于最大限度使用资源,从而引发自然资源“公地悲剧”问题比一般产品严重。再生自然资源虽然在代际利用中的利益冲突比非再生自然资源低,但代际问题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依然存在。因此,再生自然资源的代际可持续利用需要政府依据其经济特性进行一定的规制,制订出合理的使用制度。以渔业资源为例,在沙发尔（Schaefe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学分析法,分析了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中的成本与收益,提出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使用的制度安排和优化措施,包括边际成本动态规制、明确界分所有权、实施可交易配额和公共补偿性规制。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分析

开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提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参考大量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发展、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生态环境质量4个方面,选取18项代表性指标,建立了城市循环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并对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②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由城市群外围向中心逐渐递增;③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上升,循环经济水平呈不规则“W”变化。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乡镇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循环经济园区发展的技术经济分析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剖析江西星火工业园发展循环经济案例,对循环经济园区的发展进行了技术经济分析。循环经济园区是一种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园区内,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新的产业链得到延伸,逐步形成产业网,节省了自然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知识信息得到共享,交易费用减少,提高了企业综合效益。园区以物质与能量循环利用为目标、以产业集群为载体,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全面合作,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显著。     

A strategic quantitative approach for sustainable energy production from biomass

European legislation has created a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field of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in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Italy. The applications of biomass and/or biofuel for energy generation have been assumed to provide a high level of sustainability due to the perception that renewable resources are inherently sustainable. Thus, renewable fuels applied to heating and/or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re potentially carbon dioxide neutral. However, before accepting this assumption, it is essential to analyse the actual level of sustainability in the whole supply chain (SC). This requirement has been clearly identified by the recently updated European Directives on renewable biofuels for transportation.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this concern has been directed at energy production from biomass. Thus, approaches derived from Green SC Management (GSCM) methods could provide an effective tool for evaluating,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e sustainability level of a specific biomass SC.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biomass SC activities can define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level. The approach wa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nd the resultant output could support more effective GSCM strategies (e.g. defining logistics carriers, evaluating new biomass suppliers, etc.) for managing biomass SCs. Moreover, the approach could be applied by competent authorities for a quick evaluat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level of biomass energy production installations. The approach has been tested in a real case study based on an installation, located in Southern Italy, which uses liquid biomass for energy production.     

广义物质循环模型及对循环经济的政策内涵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资源开采、生产、消费及消费末端各个环节的环境问题都十分突出。然而传统的物质循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在总结传统物质循环的特点与局限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旨在提高经济系统全过程资源效率与环境绩效的广义物质循环的概念及理论模型；剖析了广义物质循环的资源与环境政策内涵，并据此提出我国资源环境的生命周期政策途径；最后以广义物质循环的内涵及基本原则为指导。深入探讨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源政策与环境政策。本文认为。建立与发展以广义物质循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实现经济与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