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土地细碎化与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

利用湖北省1710份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来说,土地细碎化对农户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以及采纳密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面积/总农地经营面积)均产生负向影响;(2)对男性和低自我效能感知主体而言,土地细碎化对其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决策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而对女性和高自我效能感知主体,则未产生显著影响;(3)土地细碎化对强社会网络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产生影响,对其采纳密度决策不产生影响,土地细碎化对弱社会网络主体的是否采纳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4)土地细碎化对低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采纳密度决策以及高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产生负向影响,对低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以及高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采纳密度决策不产生影响;(5)土地细碎化对平原地区农户的是否采纳决策不产生影响,对其采纳密度决策产生影响,土地细碎化对非平原地区农户的是否采纳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据此,建议着力推进高水平良田建设,激励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的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农户异质性影响,实施精准施肥政策,并充分考虑不同自然环境特征(如地形等)的影响,针对平原和非平原地区的农户,采取差异化的激励策略.     

土地利用政策与盐碱地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研究

合理完善的农田排灌水利设施是盐碱耕地有效的排盐降碱的基本保障。本文基于山东省垦利县、吉林省镇赉县、新疆察布查尔县等我国3个典型盐碱地区域8乡(镇)14村的468户农户的入户问卷调查,以农村土地利用政策为切入点,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盐碱地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扩大盐碱耕地经营规模、增加块均耕地面积、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能提高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②水资源保证率越低,水费占农业生产总投入的比重越大,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农户参与意愿越强。在农田水利设施占用农户耕地的情形下,农田水利设施完备度与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③土地综合整治以及中低产田改造等政府对农田水利设施投入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因此,为促进盐碱地农业持续利用,针对已经发包的盐碱耕地,建议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存量盐碱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针对新增盐碱耕地,建议在土地发包过程中适度扩大单块耕地面积。探索性的实施盐碱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有助于稳定农户生产预期,促进农户长期投入。建立农业灌溉用水的资源管理机制,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配套及管理制度,适度提高水费征收标准,对于提高农户参与意愿、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盐碱地农业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技术培训参与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加速和农民合作社的涌现,我国农户的异质性不断提高。本文将农户是否流转土地、是否加入合作社视为农户异质性的重要表现,考察其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基于鲁晋宁三省1 039户农户数据,构建了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进行计量分析,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租入土地不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农业技术培训参与,但加入合作社会让农户参加更多培训。具体而言,租入土地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是不租入土地农户的1.04倍,而加入合作社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是未加入合作社农户的2.11倍。当前农业技术培训过于大众化造成的低瞄准性,是租入土地的规模经营农户没有对培训表现出更多需求的重要原因。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农业技术培训政策需要做出适当调整,应结合已经分化的农户需求实行分层定位,提供差异化的技术培训服务,增强对不同培训目标人群的瞄准度;应给予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服务的合作社更多支持。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内涵的界定,构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及政策变化对其影响机理分析框架和计量经济结构模型,基于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238家农户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获知苏家屯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具有明显的"非农化"和"非粮化"趋势,种植模式在空间上呈现"反图能圈"式分布。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从外部环境包括城市扩展、经济结构、市场价格变化、政策制度安排和内部环境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等7类因素14个因子对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土地投入强度三个方面进行回归分析,探寻其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结果显示不同因子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与显著性表现均有所不同。农户处于的外部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对土地利用方式和投入强度有显著的影响,而农户个人、家庭特征和拥有资源禀赋等内部环境因素对土地利用程度有显著影响。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政府应该从规范政府征地行为、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增加对农村的投入等方面合理引导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     

上海市郊区农业土地流转类型与土地利用变化响应差异性研究

在对农业用地流转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将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划分为三种类型：政府引导型、集体推动型和农户主导型。进而结合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农业土地非耕地化流转的驱动力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农业土地流转市场对于耕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模型运行结果表明：政府引导的农业土地流转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减少，集体推动的流转有利于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农户主导的农业土地流转促使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最后以模型运行结果为依据，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维持耕地总量平衡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南方沙化土地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实证研究——以鄱阳湖滨沙区为例

我国南方亚热带沙化土地在成因、危害和治理方式上均与北方沙地有很大不同,以沙化土地水土流失治理典型区周边的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村域基本情况,走访村落中的农户群体与关键人物,获得问卷与访谈数据,对农户沙地治理与利用行为、生态意识、生态认知、农业生产方式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人口特征分异上考察各类农户群体的行为和意识差异,运用Logistic二值回归模型验证农户治理行为的显著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沙地行为和生态意识在人口特征和土地利用方式上都有显著差异,其中年龄、学历、实际耕种规模、农业损失、沙地活动是影响农户参与沙地造林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对改善沙地生态治理模式和优化环境政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生态治理中的农户行为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可持续性问题研究——基于粮食生产过程生态足迹的实证分析

自然资源与农业生态可持续开发是保障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需求量逐年增加。这不但加剧了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还给我国农业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利用计量模型测算出我国人口高峰时粮食安全背景下粮食生产活动的生态足迹,然后依据生态足迹指数法判断其生态可持续性状况。结果显示,按照目前的粮食生产模式依靠自给实现粮食安全,我国人均生态足迹指数将出现负值。这意味着我国农业生态将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解决我国“粮食 耕地”矛盾与“粮食 生态”矛盾,实现粮食安全与农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把我国目前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粮食生产模式转向生态友好型的种植模式;另一方面需要改变我国依靠自给的粮食安全保障模式,通过适当降低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增加粮食进口缓解我国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压力。这对我国未来的农业发展道路以及粮食安全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地农业资源的时空性与持续利用研究：以陕西秦巴山地为例

山地是一种特殊的生态环境类型,受自然分异规律与人类经济活动的双重干预和影响,产生其特有的时空分异规律与层带组合格局。通过土地生态类型格局分析,可以揭示山地生态环境类型结构瑟功能的异质性和有序性,从而为探讨农业资源的时空性及其开发利用模式提供科学指导。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运用逐步回归和通径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湖北省1990年至2008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上稳中有升;农产品价格、耕地质量和财政支农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主要因素;农产品价格、耕地质量和财政支农政策既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直接原因,又是其他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的间接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耕地利用行为表现出市场化的趋势。因此,应稳定并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保障土地整理实施的质量,改善耕地质量,并加大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从而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和耕地利用集约度、提升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面源污染压力的演变规律,是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运用1998~200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模型对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选取各省化肥投入密度、农药投入密度、畜禽粪尿排泄物密度作为度量农业面污染源排放量的指标,选取各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源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三类污染源与人均GDP均处于曲线上升阶段,自发到达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拐点还需较长时间。政府应强化农业环境政策的干预力度,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力度。     

基于WTA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实现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公平合理的湿地保护局面的形成,对鄱阳湖湿地周边农户家庭生产生活的基本情况、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基于禁渔期、保护候鸟和封洲禁牧等保护措施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表明：（1）鄱阳湖周边农户的家庭收入与湿地紧密相关,湖区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认知和生态保护意识;（2）193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比例高达881%,农户户均生态补偿意愿为3399元/(a·户),由此估算出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额约为每年582亿元;（3）Tobit回归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受偿意愿受年龄、生态效益的认知及生态保护态度的显著影响,研究认为提高农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对湖区农户进行合理的生态补偿是解决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     

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评估--以江苏省为例

舒适性价值是农地资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非市场价值往往容易在公共决策中被忽视,从而导致大量农地资源被过分占用及农地资源内部配置的低效率。合理完整地评估农地资源的舒适性价值是促进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的关键。目前,对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的认识与研究,国内尚处在起步阶段。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意愿调查法,采用半结构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对不同行业和年龄的1 000名调查者进行调查,评估了江苏省耕地、草地、园地以及林地舒适性价值。研究表明,江苏省不同类型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差异较大,这种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文化紧密相关。在此基础上,核算了江苏省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总量,农地资源舒适性价值总量高达25.13亿元/年。因此,在农地资源综合利用决策中,要重视将农地资源的舒适性价值纳入决策体系,从而促进农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合理流转。     

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响应

利用重庆市梁平县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下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现有退地补偿政策下农户意愿普遍偏低,不同类型农户退地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影响纯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拥有的房屋数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Ⅰ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宅基地面积大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Ⅱ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小孩数、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非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宅基地面积和退地收益;其中,退地收益是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最显著的因素,对政策的支持度是农户退地决策影响力最大的因素。研究认为,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的因素存在差异,其核心问题还在于退地政策。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特征完善目前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这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顺利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苏州市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透析

苏州市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核心部位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 ,依靠乡镇企业和开发区建设 ,经济迅速发展。但这种高投入的增长也使苏州市新世纪的持续发展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 ,尤其是地表水水质下降、地下水过度开采、湖泊富营养化以及耕地数量锐减、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直接导致苏州市水质型缺水和土地资源危机。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 ,从乡镇工业发展、城市化、化肥农药使用以及科技能力等方面阐述了资源与环境危机产生的原因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1)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2 )科学编制环境保护和资源高效利用总体规划 ;(3)优化产业结构 ,建立资源利用和环境逐步改善的良性循环机制 ;(4)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活污染治理能力 ;(5)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步伐等若干对策和建议。     

论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建国以后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变迁过程，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现行农地制度的某些缺陷又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效率性、功能性、市场性制约。为此，我们应当立足于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构建农地财产权新框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培育起以农地承包权流转为主体的市场运行机制，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