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的法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与对策

现今环境犯罪依然多发,虽然《刑法》于此已有规制,但未实现有效惩治。其重要原因在于,传统分析(政治法律)方法存在滞后性与保守性,导致现行制度仍存有缺漏。基于完善环境犯罪立法思路引入的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分析方法相比,更加重视成本效益比较,更能为环境犯罪的惩治与预防提供参考。所以,有必要对环境犯罪进行经济分析,并提出"严厉"罪刑设置、增强刑罚确定性、提高资格刑适用等对策。     

污染环境罪行政从属性辨析——兼谈本罪的“违反国家规定”

《刑法》第338条表面上规定污染环境罪需要以环境行政法及其相关国家规定为前置条件,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依赖于环境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因而污染环境罪具有完全行政从属性,属于行政犯,"违反国家规定"即为从属性标志。然而,陆续出台的环境犯罪司法解释确立了污染环境罪的自然犯特征,本罪并非纯正的行政犯,在部分情形下即使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也应当将行为纳入刑罚的处罚范围。因此,本罪中"违反国家规定"应作分类解释,以便合理规制不同类型的污染环境行为,避免刑法过早介入或滞后惩罚。     

政策法规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降低环境犯罪定罪门槛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5日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规定了严重环境污染罪,建议修改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律规定,降低犯罪构成条件,增强可操作性。本次修正案将“危险废物”改为“有害物质”,扩大了犯罪行为类型;不再将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作为犯罪要件,只要“严重污染环境”就构成犯罪。     

环境要闻

言论“我们的环境污染不上刑法,污染再多,无法真正问责地方政府,这就叫环境不上刑法,环境不上‘大夫’。所以,我们今后要走‘刑上大夫’的环保问责路子。”——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冯之浚“通过国合会打开一扇大门,将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带到中国;通过国合会架设一座桥梁     

论单位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实现——以紫金矿业水污染为例

为了更好地惩治环境犯罪,我国《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现有单位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主体范围不确定、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不足等问题。可通过确定"双罚制"中的责任人员,提高司法效率;引入严格责任原则,减少主观方面认定的困难;增加单位资格刑设置,完善非刑罚措施等解决上述问题,最大限度促进单位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实现。     

河长制视野下的非法采砂入刑问题探析

非法采砂入刑以后,在实体上,存在法律规制效果过轻、法律规制条件不明的问题,在程序上,共享与转化机制存在法律障碍。因此,本文对此展开研究,希望借助河长制为平台来落实采砂管理责任,继续推动非法采砂入刑。通过河长的统一领导,统筹各方力量,加强部门联动形成打击合力,完善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并通过细化裁量基准、加强程序保障等措施来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刑法修正案（十一）》背景下污染环境罪刑罚适正性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呈现出刑事立法对于预防与从严惩处犯罪理念的贯彻,在回应风险社会诉求的同时,立法价值观、犯罪观、刑罚观层面客观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引发了学界对于刑罚介入边界的激烈争论。本文基于648份污染环境罪判决书,利用回归分析对污染环境罪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缓刑在内的多个判决结果与影响因素间的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污染环境罪刑罚存在刑罚力度整体轻缓,金钱类环境责任序位混乱,将环境修复作为量刑情节考量指引效果较弱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一方面通过宽严相济纾解刑罚适用“轻刑化”之困,并重新区分以危险犯和实害犯为基准的刑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生态修复规范化建立积极的司法导向,并以此重构罚金刑体系。从而达到犯罪控制与生态恢复双重目的,为污染环境罪刑罚研究添砖加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犯罪刑罚治理体系。     

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

文章从环境犯罪的概念入手,进一步阐释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通过对四个构成要件逐个剖析,对进一步完善环境刑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缺陷及其完善建议

《刑法》第338条以污染环境罪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现行环境犯罪体系存在环境立法观念偏颇、法益保护范围过窄以及刑罚力度不足三方面的缺陷。在我国环境问题依旧严重的今天,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刑法环境犯罪体系的重构已经势在必行,应当以刑法的规范观念为指导,以污染环境罪为基础建立我国体系化的环境刑法,同时根据社会危害性配置更加严厉的刑罚。     

论疫学因果关系推定法在环境犯罪中的运用简

污染型环境犯罪具有复杂、时间长、举证难的特点,运用传统刑法必然因果关系理论难以确定因果关系。疫学因果关系推定法建立在大量的客观统计数据之上,根据四大推定原则来进行因果关系推理,有利于认定污染型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但是又存在“高度盖然性”标准不明和容易被主观干扰等缺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有原则地在污染型环境犯罪中引入疫学因果关系推定。     

论疫学因果关系推定法在环境犯罪中的运用

污染型环境犯罪具有复杂、时间长、举证难的特点,运用传统刑法必然因果关系理论难以确定因果关系。疫学因果关系推定法建立在大量的客观统计数据之上,根据四大推定原则来进行因果关系推理,有利于认定污染型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但是又存在"高度盖然性"标准不明和容易被主观干扰等缺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有原则地在污染型环境犯罪中引入疫学因果关系推定。     

以严格的法治为生态文明护航

正治污用重典从环境保护立法及法律责任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各国都在积极倡导危害环境行为的"犯罪化"和"刑罚化",强化刑事司法措施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我国1997年《刑法》设立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规定了"致使公私财产遭受     

电镀废水肆意外排 花甲之人身陷牢狱

正江苏昆山的一名作坊主赵某,因非法从事地下电镀作业,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铬含量严重超标的废水,致使周边土壤、地下水严重污染,被判污染环境罪入刑一年,此外还要支付十几万的环境修复费。回顾这起2016年初宣判的苏州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环境侵权乃至环境犯罪所面临的严重后果,从而减少破坏环境的行为。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争议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后,污染环境罪适用已经一年有余,然而一些争议问题仍未厘清,尤其是主观罪过形态以及严格责任问题,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将污染环境罪认定为过失犯罪不存在理论上的不恰切,相反更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没有适用的空间。     

污染环境罪之“有害物质”的认定

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对象中,争议较大的是其他有害物质的认定。物质本身的复杂性、有害物质种类繁多、条文间的二次援引等,直接导致有害物质定义不清。为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应当适当放宽"有害物质"的评判标准,扩大刑法规制的范围;明确行政标准仅具有参考价值,是否属于有害物质应当结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     

常州市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正环境污染案件往往会同时触犯刑法和民法,因此不仅需要通过刑罚惩治环境污染犯罪,也需要追究环境侵权者的民事赔偿责任;而环境污染后的修复,也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本案作为入选2015年度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侵权十大典型案例,其在有效解决环境公益诉讼判决履行方面的创新举措,值得借鉴。违规处置2000吨油泥2013年4月,常州市武进区环境保护局12369热线接到群众举报,工     

生态破坏致人损害的责任认定

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因应环境时代法律的＂绿化＂需求,首次专章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有关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规则如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责任分担、第三人过错等做出了确认。该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沿袭既有做法将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限定为环境污染行为。这种做法在实践中的困境,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加以分析。     

法教义学视野下特殊类型的污染环境罪探究

根据2016年《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解释》第一条第八项规定,行为人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的"情形,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对于第八项的理论释义应当从"违法"的具体内涵、减少防污设施运行支出的具体手段、违法行为的主观侧面三个方面来进行诠释。同时,在释义基础上,对于本罪的罪过形式、保护法益等作出了学理反思。     

重典治酒驾给环保什么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酒后驾车有禁不止,为什么在重典治酒驾后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些又给环保执法以什么启示?《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罚。大家称之为"醉驾入刑"。《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对饮     

刑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利剑吗？——从“环境监管失职罪”适用条件降低谈起

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降低了包括环境监管失职罪在内的环境犯罪的适用条件。但刑法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途径,环境法律的多元化和环境法律关系的多样性也决定了需要多方主体协同参与、多种法律手段并存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