椒江口海域大型底栖动物数量与多样性的分布特征

入海河口受到海水、淡水以及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生境复杂,其区域的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变化能表征入海河口的环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强度.对2010年4月(春季)、7月(夏季)和10月(秋季)椒江口海域大型底栖动物数量与多样性的分布特征开展研究,并分别用多样性指数法和丰度/生物量曲线比较法(ABC曲线)探讨底栖动物群落受污染扰动的程度.结果显示:椒江口海域3个季节共采集大型底栖动物60种,其中多毛类和软体动物是该海域的主要类群.季节分布上,春季种类数、丰度、生物量以及各项多样性指数均明显低于夏季和秋季.最高丰度(187.11个/m2)和最高生物量(69.82 g/m2)分别出现在夏季和秋季.空间分布上,底栖动物种类数、丰度、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各季均呈现近岸站位明显低于大陈岛附近站位的现象;夏季和秋季,生物量在S7和S8号站附近形成一个明显的高值区,其中S8在秋季生物量达到913.63 g/m2;均匀度指数则分布较均匀.本研究表明,椒江口海域大型底栖动物数量与多样性的分布特征与多毛类的分布特点密切相关,多样性指数法和ABC曲线法对群落受污染扰动程度的评价结果截然相反.     

盐碱池塘底栖动物的初步研究

研究了不同放养模式的高青盐碱池塘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生物量及其季节变动。结果表明,盐碱池塘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简单,主要优势种是羽摇蚊幼虫和奥特开水丝蚓,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无鱼对照池比养鱼池高得多,平均密度（nar/m^-2）和生物量（ρA/g m^-2）分别为1103（40－2085）m^-2和4.61(0.15-12.91)g m^-2,养地池底栖动物nar/m^-2和ρA/g m^-2分别为54－161m^-1和0.14-0.54g m^-2。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在春夏之交有一高峰,对盐碱池塘底栖动物种、量特点及其与鱼类捕食和一些生态因子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丹江口水库底栖动物群落次级生产力空间分布

于2007年7月—2008年5月,分季度对丹江口水库底栖动物群落及水环境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运用经验公式估算丹江口水库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产力,并分析底栖动物密度、生物量、生产力及P/B系数的空间分布,探讨环境因子与底栖动物群落生产力空间分布的关系。结果显示,丹江口水库底栖动物年平均密度、生物量及生产力分别为4 761 ind·m~(-2)、1.61 g DM·m~(-2)和35.45 g DM·m~(-2)·y~(-1),P/B系数为22.0 y~(-1)。不同区域生产力差异很大,湖泊区达61.80 g DM·m~(-2)·y~(-1),而支流区仅有5.48 g DM·m~(-2)·y~(-1)。P/B系数同样在湖泊区达到最大,为34.0 y~(-1);在丹江过渡区最低,为13.1 y~(-1)。颤蚓是生产力的主要贡献者,周年生产力为31.85 g DM·m~(-2)·y~(-1),占总生产力的90%。湖泊区由于其稳定的水动力条件,为颤蚓提供了非常适宜的生境,因此具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与之相反,支流区由于水体扰动较大,底栖动物生物量及生产力水平均较低。从生产力的角度研究丹江口水库底栖动物群落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影响因子,对丹江口水库的生态管理具有参考价值。     

东寨港红树林区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研究

于2010年3-12月对海南东寨港红树林区进行4次采样,研究该地大型底栖动物生物量、栖息密度的时空变化规律以及不同季节红树林群落大型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季节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类、数量差异极大,大型底栖动物种类以冬季为最多(45种),夏季为最少(28种),生物量以秋季为最高(272.78 g·m-2),夏季为最低(165.93 g·m-2),密度以冬季为最大(679.25 m-2),夏季为最小(504.95 m-2).对各站位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量、栖息密度及不同红树群落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进行站位-季节间无重复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栖息密度、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在季节间差异显著(P＜0.05),生物量、均匀度指数在站位间差异显著(P＜0.05).分析表明温度、盐度、底质和红树种类是导致大型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东寨港红树林恢复有利于底栖动物生物量及物种多样性的增加.     

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于2006年夏季在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内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研究.通过9个样点的样方取样,分析了保护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种类、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 保护区内共录得大型底栖动物6门10纲112种,其中热带、亚热带分布的种类62种,温带、广温种46种,外来种4种;淡水生物22种,非淡水生物90种.(2) 各样点生物量(以鲜重表示)在1.31346.05 g×m-2范围内,栖息密度为161136 ind.×m-2,不同生境之间的差异极显著.(3) 生境多样化、人为干扰小的样点a多样性较高,生境单一、人为干扰强烈的样点a多样性则较低.(4) 保护区内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差异较大,这是由不同生境的盐度差异造成的.聚类分析把该区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划分为淡水、河口、滨海3个生物群落,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更直观地显示了各个样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距离和相似的情况,并支持聚类分析的结果.讨论了保护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水平分布的特点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珠江口滩涂围垦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

为了解海岸滩涂围垦对沿海生态系统的影响,采用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来进行影响评价.对珠江口伶仃洋西海岸的6个自然滩涂和5个围垦滩涂的大型底栖动物进行比较研究,采用4种生物指数、聚类分析(CLA)及非度量多维测度排序(NMS)对其进行群落特征分析.结果显示:自然滩涂底栖动物种类数平均7.5种,栖息密度386.63 ind m-2,生物量15.593 6 g m-2,均普遍高于围垦滩涂.滩涂围垦可造成滩涂生境改变,从而导致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简单,生物组成单一,群落相似性较低.因此必须科学制定围垦方式并进行围垦后生态保护,在满足用地需求和生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图5表3参24     

青岛汇泉湾排污口附近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

为了解污水排海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于2015年8月对青岛汇泉湾第一海水浴场中潮带一个排污口附近不同距离站位的大型底栖动物,通过野外采样调查、室内生物鉴定和环境因子测定以及多元数据统计分析,对其丰度、生物量、种类组成、多样性、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域大型底栖动物的平均丰度为(825.6±115.9)ind/m~2,随着与排污口的距离增加,丰度呈下降趋势.大型底栖动物的平均生物量为(77.7±46.2)g/m~2,随着与排污口的距离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本次调查共鉴定出大型底栖动物34种,包括节肢动物门甲壳类动物12种,软体动物门动物10种,环节动物门多毛类动物10种,纽形动物门动物1种及鱼类1种.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与排污口的距离增加,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和优势种组成呈现出了显著的变化.距离排污口最近的S1站位的优势种为双扇股窗蟹、宽身大眼蟹、菲律宾蛤仔和颗粒拟关公蟹,距离排污口20-80 m的S2-S3站位的优势种为双扇股窗蟹、日本外浪漂水虱、中阿曼吉虫、叉毛矛毛虫和日本拟背尾水虱,而距离排污口最远的S5站位的优势种为日本外浪漂水虱、中阿曼吉虫、叉毛矛毛虫和河蜾蠃蜚.各种多样性指数在空间分布上都呈现出了相同的格局,即随着与排污口的距离加大,先增加后减小.基于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和ABC曲线的结果表明,研究海域大部分沉积物环境处于轻度污染状态,部分区域处于清洁状态.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污水排海会导致沉积物有机质含量增加从而对大型底栖动物产生影响.本研究表明大型底栖动物数量和群落随与排污口距离增加而变化,在海洋环境监测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黄浦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为了解黄浦江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特征,于2013年11月(枯水期)和2014年7月(丰水期)采集黄浦江干流及上游支流共11个断面的沉积物和底栖动物样本。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29种,其中环节动物14种,节肢动物10种,软体动物5种;优势种为霍甫水丝蚓(Limnodrilus hoffmeisteri)、巨毛水丝蚓(Limnodrilus grandisetosus)、河蚬(Corbicula fluminea)和闪蚬(Corbicula nitens);黄浦江大型底栖动物平均密度为3 646.4 m-2,平均生物量为16.74 g·m-2。环节动物平均密度(3 575.6 m-2)最大,软体动物平均生物量(9.35 g·m-2)最大,环节动物主要分布在中下游,而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主要出现在上游及上游支流。相关性分析表明,水体高锰酸盐指数(CODMn)、总氮(TN)和总磷(TP)浓度等为黄浦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     

桑沟湾大型底栖动物的次级生产力

根据2009年夏季和冬季在桑沟湾9个大面站进行的大型底栖动物定量采集样品资料,利用Brey(1990)的经验公式对调查海区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丰度、生物量、次级生产力和P/B值的研究计算.结果表明,该海域大型底栖动物年平均丰度为1 226.7 ind m-2,年平均生物量为3.62 g(AFDW)m-2,年平均生产力为4.76 g(AFDW)m-2 a-1,P/B值平均为1.45 a-1.调查期间由湾口到湾底,次级生产力呈明显的梯度升高.相关分析表明,水深和水温是影响次级生产力的重要环境因子.通过比较,发现桑沟湾大型底栖动物次级生产力与南黄海相近,高于东海、长江口和深沪湾,低于渤海、胶州湾、大亚湾和海坛海峡;P/B值低于长江口、海坛海峡和深沪湾,高于其它海区,说明桑沟湾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中,个体小、生活史短、代谢快的种类所占比例低于海坛海峡和深沪湾,高于其它海区.图2表3参25     

长江口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次级生产力及其影响因子

根据2010年8月至2011年5月在崇明东滩潮间带进行的大型底栖动物定量采集样品资料,利用Brey(1990)的经验公式分析了调查区域内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密度、生物量、次级生产力和P/B值.结果表明:以去灰干质量(AFDM)计,5月、8月和11月总平均栖息密度、总平均生物量、总平均次级生产力和总平均P/B值分别为637.83 ind m-2、6.82 gm-2、6.71 g m-2a-1和1.01 a-1.纵向梯度上,总平均栖息密度、总平均生物量、总平均次级生产力三者大小排序均为东旺沙≥捕鱼港>团结沙.分析表明,潮间带次级生产力受软体动物影响明显,其中河蚬(Corbicula fluminea)、黑龙江河蓝蛤(Potamocorbula amurensis)、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光滑狭口螺(Stenothyra glabra)、泥螺(Bullactaexarata)和中华拟蟹守螺(Cerithidea sinensis)这6种优势种贡献了崇明东滩潮间带65.24%的次级生产力.调查区域总平均P/B值为1.01 a-1,推测东滩大型底栖动物平均一年更替一代,群落结构不稳定,受外界影响较大.运用主成分分析(PCA)对断面环境状况进行分析,显示团结沙生境状况最稳定,捕鱼港次之,东旺沙最剧烈.对次级生产力影响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除生物量、栖息密度外,水体总氮、总磷对其也存在较大影响.采用典范对应分析(CCA)解析断面各季节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次级生产力与环境变量的关系,显示断面群落次级生产力环境影响因子不尽一致,东旺沙影响因子为Sal、TP、TOC及DO;捕鱼港影响因子为TN、TOC、Chla及DO;团结沙生境状况极稳定,受环境因子影响极小,分析其次级生产力影响因子可能更偏向于沉积物理化因子.     

长江口及毗邻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的次级生产力(英文)

根据2005年与2006年在长江口及其毗邻海域,采用改进型0.1m2的Gray-O’Hara箱式采泥器,对85个站位进行的大型底栖动物定量调查资料,利用Brey’s(1990)的经验公式对底栖生物的次级生产力、P/B值及其空间分布状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该海域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330种,平均栖息密度为(146.4±22.3)indm-2,平均生物量以无灰干重计,为(2.31±0.41)g(ash-free dryweight,AFDW)gm-2.调查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的平均次级生产力以无灰干重计,为(2.48±0.38)g(AFDW)m-2a-1.在空间分布上,底栖生物的次级生产力自西向东,或自近岸向外海逐渐升高,并在调查区中部形成垂直于河口并与海岸大致平行且呈带状分布的高生产力中心,之后,次级生产力随水深增加呈现下降趋势.根据地理位置差异,整个研究区域被分为5个亚区,次级生产力在各亚区之间呈现显著差异.其中位于最西侧的河口亚区(HK)与杭州湾亚区(HW),由于受到强大的淡水注入以及污水排放影响,成为整个研究区的低生产力中心.通过与其它研究相比较可以得出,对于理化条件复杂多变的河口区,大型底栖动物通常具有较低的次级生产力.此外,研究区大型底栖动物的平均P/B比为(1.48±0.06)a-1,显示该区域大多数物种通常个体较小且更新率较高.     

滇池流域入湖河流水文形貌特征对丰水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河流水文形貌特征,作为决定物理生境的重要因子,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关系密切。了解水文形貌特征对大型底栖动物的影响,对于完善环境因子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影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滇池流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为研究对象,旨在识别与流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变化密切相关的河道水文形貌因子和河岸带水文形貌因子,并解析两类因子对底栖群落的相对影响。基于2012─2013年滇池流域55个河段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和水文形貌变量数据,利用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CCA)和偏典范对应分析(Partial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p CCA)识别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关键因子并探讨河道水文形貌和河岸带水文形貌因子的相对重要性。结果显示,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关键河道水文形貌因子为底质组成、河道人工化情况、河道坡降和水温,总解释量为21.6%;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关键河岸带水文形貌因子为林地比例和其它用地比例,总解释量为9.2%。研究结果表明,河道水文形貌因子比河岸带水文形貌因子对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的影响更为重要,这对于提高湖泊流域生物监测水平、优化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和保护底栖动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苏州河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变化

2005年4月至12月,对苏州河4个断面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密度、生物量、多样性指数以及优势种组成进行调查,并与1999年、2001年和2003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探讨苏州河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变化。结果表明:苏州河底栖动物种数从2001年最多的14种降至2005年最少的8种;平均密度由1999年最高值34 445.1 m-2降至2001年最低值3 746.6 m-2,其后又上升至2005年的22 770.8 m-2;生物量由1999年最高值285.33 g.m-2降至2005年最低值31.78 g.m-2;Shannon-W iener多样性指数平均值则由2001年最高值1.20降至2003年最低值0.49;P ielou均匀性指数由2001年的0.67降至2003年的0.40。赵屯、黄渡断面优势种从1999年、2001年的铜锈环棱螺(Bellamya aeruginosa)变为2003年、2005年的霍甫水丝蚓(Limnodrilus hoffm eisteri),而北新泾、浙江路桥断面优势种未发生变化。根据苏州河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变化,将苏州河底栖动物群落的恢复划分为2个阶段:1999年、2001年苏州河底栖动物恢复较快,2003年、2005年恢复较缓。     

澜沧江梯级水电开发对漫湾库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及重金属沉积的影响

梯级水电开发对于河流生态系统具有复杂和深远的影响,大型底栖动物及沉积物可以很好地反映水生态系统的变化及演替趋势。结合澜沧江干流梯级水电开发,分别于2011年和2016年在漫湾库区开展大型底栖动物及沉积物定点采样调查,分析梯级水坝运行对库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采用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对库区沉积物重金属(As、Cd、Cr、Cu、Pb和Zn)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估,基于CCA和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与重金属沉积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澜沧江梯级水坝运行后,漫湾库区静水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密度和生物量增加明显,特别是软体动物中的河蚬河蚬(Corbicula fluminea),其密度和生物量在库区静水区占据绝对优势;库区静水区Margalef丰富度指数(d)增加显著,而Shannon-Weaver指数(H′)表现为旱季降低,雨季增加的趋势;库区沉积物重金属主要生态风险来源于Cd,其次为As,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在静水区增加明显,特别是高水位的旱季,而过渡区增加不大;CCA分析表明沉积物中重金属Cr、As、Pb的含量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及物种组成影响较大;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昆虫纲密度与沉积物中Cr的含量呈显著正相关(P0.01),软体动物门密度与Cd、As、Cu、Zn、Pb的含量和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呈显著正相关(P0.01)。随着澜沧江梯级水坝的运行,漫湾库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及沉积物仍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需进行长期的定点监测及深入研究。     

平原河网地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生物,具有活动范围相对固定、生命周期较长、生活习性相对稳定等特点,可有效指示河流水质和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有关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水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是河流生态系统的研究热点。底栖动物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其群落结构特征受当地的自然环境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双重因素影响。为研究典型平原河网地区的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对水环境状况的响应特征,在上海市选取了83个河道断面进行大型底栖动物采样分析,共获取底栖动物20个分类单位（种）,其中软体动物10种,环节动物6种,节肢动物4种。上海河道底栖动物群落结构总体呈现结构单一、物种丰富度低、高度耐污性等显著特征,环节动物的栖息密度和出现频率均最高。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性直接影响底栖动物空间分布的异质性,由市区至近郊、远郊,物种数从11种逐渐上升至15种,而栖息密度则由8 776.3个/m2下降至690.3个/m2。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水质理化指标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良好的对应性,水质空间变化导致环节动物和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交错性,耐污性较强的环节动物主要分布在有机污染重、溶解氧低的市区河道断面,而喜清洁环境的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主要分布在水质较好的郊区断面。寡毛纲物种的栖息密度与溶解氧质量浓度呈显著负相关性。     

胶州湾多毛类环节动物数量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根据1998~2002年胶州湾10个站各季度大型底栖动物调查结果,讨论了多毛类环节动物在各站出现种数、生物量、栖息密度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海底底质是影响多毛类数量分布与变化的重要因子,沙质软泥有利于多毛类生长,而粗沙砾石底质多毛类分布较少;春季多毛类种数、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均较高;在一定条件下,盐度是多毛类的限制因子,当盐度升高时,其生物量和栖息密度呈增加趋势.图2表6参14     

椒江河口滩涂贝类时空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在椒江口两岸共布设6条潮间带采样断面,于2007年10月和2008年1月、4月和7月进行大型底栖动物及环境因子(水温、沉积物温度、沉积物结构、盐度、滩涂宽度、总有机物和油类含量)的调查和测定;运用典范对应方法分析了贝类栖息密度和生物量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共记录到贝类动物23种,其中腹足纲16种,双壳纲7种;(2)贝类柄息密度和生物量季节变化不显著,空间变化显著,平均值分别为610.01 ind m~(-2) 和25.40 g m~(-2);岩头断面中国绿螂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餐的季节均值分别可达2 415.28 ind m~(-2) 和110.41 g m~(-2),远高于其他物种;(3)典范对应分析结果显示,滩涂宽度、油类含量、有机质含量和沉积物粒度等环境因子与贝类的分布存在较大相关性.图5表3参28     

黄河三角洲滩涂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数量特征

在对黄河三角洲河口滩涂区主要市地类型大型底栖动物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物种丰度、生物量、丰富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及生态优势度指数等指标对3种梯度带8类典型样地下的大型底柄动物进行群落特征调查分析.结果表明,①黄河口滩涂区共有大型底柄动物30种,隶属于节肢动物门、软体动物门及环节动物门,共7纲24科25属;大型底柄动物种类南多到少为节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平均生物量为19.48 g·m-2,平均丰度为679.04 ind·m-2,生物量由多到少为节肢动物>软体动物>环节动物.②随着南水生生境过渡到旱生生境,河口滩涂区大型底栖动物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均有减少趋势,生态优势度有增加的趋势,其生物种类、生物量和丰度表现为芦苇湿地>海防林带>盐碱滩.③随着季节的变化,不同样地类型的物种丰度和生物量变化幅度很大,夏季比春季高;但生态优势度指数随季节变化不明显,由春季到夏季底柄动物在物种均匀度上表现为减弱趋势,而物种多样性总体上表现为增加趋势.     

基于习性和食物网的白洋淀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恢复研究

白洋淀由于长期受人类活动影响,部分区域内源污染严重.针对该类区域,"十三五"水专项开展了生态清淤试点工程以实现内源治理.在清淤过程中底栖生物容易遭到严重破坏,与之密切联系的食物网受到影响.在沉水植物补种成功后,如何科学地恢复底栖动物群落并维持长效稳定,急需寻求解决方案.本研究于2018年对白洋淀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进行调查,根据调研结果、习性特征和食物网模型,提出了受损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恢复方案.研究发现,春季优势种为螺类软体动物和虾类甲壳类动物,夏季和秋季为螺类软体动物和昆虫类摇蚊幼虫.全年主要优势种为中华圆田螺、中国圆田螺、羽摇蚊和大红德永摇蚊.通过食物网模型计算,确定了软体动物是2010年和2018年的关键功能组.因此,综合优势种和关键种,底栖动物群落恢复物种主要选择虾类、螺类和摇蚊幼虫.根据底栖动物的习性,确定甲壳动物和摇蚊幼虫以自然恢复为主,螺类以人工恢复为主的恢复方式.针对螺类关键物种,根据2018年调研生物量、工程经验值和生态容量综合确定其恢复投加量合理范围.通过以上研究,建立了基于食物网成熟度和稳定性的底栖动物群落恢复优化调控方案,为受损底栖动物群落的恢复提供借鉴.     

南黄海大型底栖生物次级生产力研究

根据2000年秋季和2001年春季在南黄海24个大面站进行的大型底栖生物定量采集样品资料,利用Brey’s(1990)的经验公式对调查海区进行了大型底栖生物栖息密度、生物量、次级生产力和P/B值的研究计算.结果表明,该海域大型底栖生物平均栖息密度在2000年秋季为154.2个/m2,与2001年春季的147.8个/m2相当,平均生物量以去灰干重计,秋季为6.92g/m2,远高于春季的2.81g/m2;年平均次级生产力以去灰干重计,为4.98gm-2a-1.与生物量的分别格局相似,次级生产力在所调查海域的西南和东南部有两个高生产力分布区域,而该二区域正好在黄海冷水团的两侧,由此验证大型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和次级生产力受海水温度的影响较大.平均P/B值在研究海域为1.10a-1.与渤海研究结果比较,证明了底栖生物群落生产力随水深增大而下降,P/B值随水温升高而升高.图2表2参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