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财富核算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以神农架林区为例

提出了绿色财富核算的概念,对绿色财富核算的内容和范围进行了界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绿色财富各组成内容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探索研究。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为例,首次在国家区域层面对绿色财富进行了核算。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神农架林区绿色财富总值为236.13亿元,自然资产总价值为46.91亿元,占整个绿色财富的比例为19.86%;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为189.23亿元,占整个绿色财富的比例为80.14%,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高于自然资产价值约60个百分点;同时,神农架林区的绿色财富要远远高于物质财富,绿色财富大约是物质财富的4.6倍,高出物质财富约185亿元,绿色财富在总国民财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为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自然资源管理等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定量分析基础。     

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体系研究

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是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类型,具有重要的科研、经济、观赏、生态等价值。就目前的管理实践来看,中国长期存在着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保护和资源利用之间关系不明确和资源价值难以科学评估等问题。同时,作为一项重要自然资源资产账户,珍稀濒危物种尚未开展价值核算技术研究,给资产负债表填报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文章首先在分析珍稀濒危物种质量评价体系现状资料基础上,构建了包括濒危程度、遗传状况、生长繁殖状况、物种价值4类代表性指标的质量评价体系;其次,在分析比较多种价值核算方法的基础上,依照国家发布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格认定相关规则和标准,采用保护性支出法探寻珍稀濒危物种质量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建立了珍稀濒危物种资产实物量价值核算模型,从而构建形成珍稀濒危物种资源实物量价值核算体系。该研究创新性地将珍稀濒危物种资源质量与价格关系作为核算模型构建的出发点,以此突破资源数量决定资源价值的局限,将资源质量有效地反映到资源价值量中,从而更为系统、规范地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体系相衔接。该研究可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价值量填报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提供指导,也可为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绿色GDP核算方法初探

以狭义绿色GDP涵义为基础,以广东省为例探讨了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并估算了该省2003年的绿色GDP。研究结果表明,2003年广东省自然资源价值损失为184.05亿元,占当年GDP的1.37%;环境污染损失为553.43亿元,占当年GDP的4.12%;绿色GDP为12 712.45亿元,占当年GDP的94.52%。     

可持续环境与自然资源发展核算

对自然资源耗减价值的核算范围、核算原理、核算方法及环境污染损失价值时间长度的确定进行了论述。为准确的核算绿色GDP，研究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准确的数量依据。     

基于绿色GDP的江苏省资源环境损失价值核算

结合江苏省1999—2010年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状况,测算了资源环境损失价值和绿色GDP,认为江苏省这12 a间自然资源损失价值增加,总计达30 971.656亿元,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的依赖性增强。环境污染损失总价值达939.11亿元,总体在波动中增长,环境损害持续。绿色GDP从1999年的6 589.37亿元上升至2010年的36 268.14亿元,12 a间每年绿色GDP占传统GDP的比例平均为86.65%,12 a累计绿色GDP达206 334.50亿元。同时,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损失占GDP的比例开始下降,12 a间分别下降1.414和0.26百分点;绿色GDP占传统GDP的比例逐渐上升,12 a来共上升1.95百分点。总体而言,经济增长对社会资源环境的负外部性减弱,结构效益得到体现。     

快速城市化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动态评价——以深圳宝安区为例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性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目前,协调评价在应用方面多集中于现状评价和短期动态分析,关注城市化长期进程的案例较少,且研究尺度多数是城市及以上水平,对于行政区及更小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以典型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城区——深圳市宝安区为例,选取与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9个指标,建立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协调发展度,对1994─2012年宝安区的经济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调性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年间,宝安区经济社会综合指数大致呈逐年升高趋势,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先稳定升高后大幅下降再持续升高最后略有降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经济滞后-环境经济同步-环境滞后的转变,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特征。可将1994─2012年分成3个阶段:城市化初期(1994─2000年间),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从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城市化中期(2001─2006年间),协调发展度大幅下降,从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2006年);城市化后期(2007─2012年间),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的变化。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度的变化特征与其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历程关系密切。研究成果可为城区可持续发展决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也可为其他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淮北市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协调发展研究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影响城市的整体发展。本研究鉴于淮北市资源型城市的特殊地位,用1998—2007年的数据对淮北市的经济和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研究,并采用协调度模型分析历年淮北市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表明,1998至2007年淮北市的总体发展形势是经济水平逐渐提高,生态环境状况逐渐改善,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逐渐走向协调,其中2003年到2004年是淮北市总体发展的转折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之间由基本不协调转向基本协调。最后提出在淮北市临近资源枯竭的关键时期应加强生态建设,加大产业转型力度。     

精准扶贫视角下生态系统服务与多维贫困耦合协调差异:以甘肃秦巴山贫困核心区为例

促进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新时代国家扶贫开发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以甘肃秦巴山贫困核心区为例,采用InVEST模型、市场价值法和影子工程法综合评估以水源供给、土壤保持、水质净化和固碳释氧为主的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基于农户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核算多维贫困指数。在综合测度两者耦合协调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其耦合协调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分类指导策略。结果表明:(1)甘肃秦巴山贫困核心区25个特困片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1 525.05亿元,其中,固碳价值最高。在各地类中,园地平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大,耕地最小;(2)在25个特困片区的多维贫困中,基本物质需求相对充裕,健康状况贫困、文化教育贫困和社会关系贫困次之,经济收入贫困最严重;(3)由耦合差异分析可知,车拉、藏族等9个片区为生计资本落后型,经济收入、社会关系和文化教育是制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显化的主要因素。南阳、崖城等12个片区为生态资产落后型,林地、园地等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地类缺乏制约了多维贫困的持续改善。临江、新寨和大桥3个片区为协调发展型,仅理川片区为衰退失调型;(4)依据不同耦合差异类型及制约因素针对性地提出了分类指导策略,为精准扶贫战略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石家庄市经济-交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研究

河北省石家庄市空气污染较为突出,研究其经济-交通-环境3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方法,对2000—2016年石家庄经济-交通-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和各系统之间演化方向、演化速率的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6年石家庄经济-交通-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指数由0.42增至0.77,表明研究期该区域3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逐步改善。从发展水平看,环境系统(0.53)交通系统(0.39)经济系统(0.35)。从演化方向看,经济与交通系统的发展趋势差异逐步缩小,经济与环境演化趋势差异逐步增大,交通与环境演化趋势差异缩小。从演化速率看,环境系统(0.01)经济系统(-0.04)交通系统(-0.11)。研究表明石家庄市环境质量加速改进,但经济发展、交通建设增速逐步放缓。     

基于CA-Markov模型的惠州市生态与经济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及模拟预测

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关系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土地科学的焦点。基于2000—2015年惠州市遥感影像,通过CA-Markov模型预测研究区2025年土地利用状况,以1 km×1 km惠州市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征生态,以GDP表征经济,运用经济协调度模型对惠州市生态与经济协调度进行耦合,开展时空演变分析及预测,同时采用Getis-Ord Gi~*分析其空间异质性,以此揭示快速城市化区域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和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模拟预测2025年的惠州市土地利用格局与其他时期相比,土地利用效率较高,景观破碎化现象相对于前期得到有效缓解。经济环境协调变化指数在近20 a变化较大,生态经济失调区域面积大于生态经济协调区域面积,空间分布上失衡,生态环境质量低和经济发展过快的两极化现象较为严重,生态与经济协调水平总体不高,发达地区周边的局部区域从不协调向协调转变,并有逐渐扩大趋势。经济协调度空间分布模式从2000年的冷点单一聚集发展为2025年的冷热点2种集聚模式共同分布,同时热点向冷点逐渐迁移。目前快速城市化区域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形势较为严峻,但已有转好的趋向,并且空间差异不均衡和两极化发展问题较为突出,发达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加大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实现生态与经济协同可持续发展。     

快速城市化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动态评价--以深圳宝安区为例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性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目前,协调评价在应用方面多集中于现状评价和短期动态分析,关注城市化长期进程的案例较少,且研究尺度多数是城市及以上水平,对于行政区及更小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以典型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城区——深圳市宝安区为例,选取与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9个指标,建立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协调发展度,对1994─2012年宝安区的经济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调性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年间,宝安区经济社会综合指数大致呈逐年升高趋势,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先稳定升高后大幅下降再持续升高最后略有降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经济滞后-环境经济同步-环境滞后的转变,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特征。可将1994─2012年分成3个阶段：城市化初期（1994─2000年间）,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从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城市化中期（2001─2006年间）,协调发展度大幅下降,从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2006年）;城市化后期（2007─2012年间）,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的变化。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度的变化特征与其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历程关系密切。研究成果可为城区可持续发展决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也可为其他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重庆市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与变化特征研究

开展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必要措施,也是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重要举措。基于30 m分辨率土地覆盖数据,通过构建核算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对重庆市2010—2020年GEP进行核算。结果表明：1)2020年,重庆市GEP为75 011.16亿元,GGI指数(GEP与GDP比值)为3.0;从三大服务看,调节服务产品价值占绝对主导地位,为全市GEP的91%;从各区县GEP看,奉节县GEP最高,渝中区最低。2)2020年GEP比2010年增加21.29%,GDP比2010年增长216.72%,实现了“两山”价值双增长。3)从GEP空间分布看,秦巴山、武陵山等重要生态屏障区GEP较高,城镇化较高的渝西城区域GEP较低;“三大片区”中GEP表现为,渝西片区>渝东北片区>渝东南片区。研究结果可为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考核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提供重要支撑和科学参考。     

基于遥感与GIS的黄河三角洲绿色空间生态服务价值评估

基于黄河三角洲1987、1997和2007年的TM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和野外调查结果,得到研究区三个年度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图。然后从土地利用的角度重新审视绿色空间的概念和内涵,建立基于土地利用类型的绿色空间生态评估体系,分析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绿色空间生态服务价值及其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987—2007年间黄河三角洲地区绿色空间土地利用变化显著,其中,水体面积增加明显,农田、林地面积略有增加,湿地和草地面积显著减少,未利用地面积略有减少。土地利用面积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其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研究期间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减少了77.72亿元,草地减少9.00亿元,未利用地减少0.16亿元;水体的生态服务价值增加54.54亿元,农田和林地共增加3.41亿元。研究区绿色空间生态服务价值呈逐年减少的趋势,20年间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减少了28.94亿元。通过对绿色空间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功能重要性进行评价,研究表明黄河三角洲地区单项生态服务价值以湿地、农田和水体占主要地位,这与各单项生态系统的面积及其单位生态服务价值量有关。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生态空间规划思想内核与技术框架初探

中国生态安全区域的土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58.81%,生态空间规划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重要的专项规划之一。为了合理保护和开发中国生态功能区,促进生态地区的生态服务与经济发展相平衡,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快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研究区域尺度生态规划编制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传统城市规划存在对生态资源定量分析不足,空间特征识别以定性判断为主、对生态环境不重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发展不协调、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文章首先总结空间性规划体系的演进,分析其体系下生态空间规划的定位、任务和功能等;其次,以"两山"理论(生态山、经济山)为导向,分别相应构建了中国生态空间规划的生态综合格局(生态安全评价、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测算)、产业绿色发展正负清单的核心框架;最后探讨了该技术路径在不同尺度空间上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同时,该框架在山东省级生态功能区潍坊南部山区生态空间规划中得以应用,对促进潍坊南部山区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与建议。     

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资产价值评估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实行永久保护是为维护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而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在国家、省、市等不同尺度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与红线划定和管理相匹配的配套政策也在积极探索中。针对尚未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定量研究现状以及生态红线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较为困难等难题,以山东省东营市为研究区域,构建生态资产及其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利用生态资产评估模型对不同类型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资产及其价值进行评估,获取生态资产现状及生态资产价值量,为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等相关配套措施的开展提供参考。根据评估结果,2010年东营市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资产总价值为365.79×10~7元,占全市自然资源生态资产总价值的20.77%,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对于维持东营市自然资源生态资产价值量具有重要意义,但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资产价值占比没有预期值高。建议在后期东营市生态保护红线的调整和完善工作中将生态资产价值量较大的地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以真正发挥生态保护红线的自然资源保护价值。     

镇江丘陵农区农牧结合种植制度研究初报

选择苏南丘陵区驸马庄村为基点,以稳粮、扩饲、促养、增收为总目标,通过合理开发土地资源,建立人工草场,协调粮、饲、经作物比例,改进生产技术,使粮食稳定增长,促进了畜、禽、鱼养殖,初步建立起农牧渔结合、种养加协调发展的体系,提高了自然资源与劳力资源的利用率,增强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经济、生态及社会效益同步增长。     

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壤多环芳烃的空间分布及来源: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已成为当前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快速城市化地区深圳市为例,利用不同功能区的土壤调查数据,研究深圳市城市土壤多环芳烃(PAHs)含量、组分与来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评估城市土壤PAHs的环境与健康风险。结果表明:深圳市主城区表层土壤中16种PAHs总含量为73. 47～2 309. 88ng·g~(-1),平均值为494. 34 ng·g~(-1); 7种致癌PAHs总含量为24. 45～1 274. 96 ng·g~(-1),平均值为257. 35 ng·g~(-1),占总量的52. 1%。在空间分布上以工业密集区表层土壤PAHs含量为最高,其次是人口和交通密集区,绿地比例大的区域最低。正定矩阵因子分解法(PMF)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煤、石油等高温燃烧与交通废气排放是深圳市主城区表层土壤PAHs的最主要来源。深圳市主城区表层土壤PAHs平均含量对儿童和成人的致癌风险平均值均小于10~(-6),表明深圳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优良,但局部样点对儿童和成人致癌风险的最大值达到10~(-6),存在潜在的致癌风险。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土壤污染防控应该引起重视,以保障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东昌湖表层沉积物的磷赋存形态

对东昌湖表层沉积物,应用Ruban等在欧洲标准委员会框架下发展的淡水沉积物磷形态分离法(SMT)测定铁铝结合态磷(Fe/Al-P)、钙结合态磷(Ca-P)、无机磷(IP)、有机磷(OP)和总磷(TP),分析TP与总氮(TN)和总有机碳(TOC)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东昌湖表层沉积物的总磷含量在428.67—933.95 mg.kg-1之间,平均含量为597.78 mg.kg-1;沉积物的磷以IP为主,占TP的70.06%—91.08%,以OP为辅,占TP含量的12.31%—26.40%.IP中以Ca-P为主,占TP含量的64.67%—94.51%,Fe/Al-P仅占TP的2.57%—10.40%,从各形态磷占TP的百分比来看,Ca-P>OP>Fe/Al-P.东昌湖表层沉积物向上覆水体释放磷的潜力不大.东昌湖沉积物TP含量与梁子湖、太湖、洪泽湖、东湖和南四湖的TP含量相当,低于玄武湖和滇池;Fe/Al-P含量比我国其它湖泊要小1—2个数量级;Ca-P含量较国内其它湖泊的Ca-P含量高.表层沉积物的TP与TN、TOC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TP分布受到TN和TOC的输入影响.     

三江源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因素分析

根据三江源地区1980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7期1∶10万土地利用数据集,运用Arcgis 10.0空间统计分析与数理统计方法定量研究了该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规律及趋势,阐明了影响土地变化的主要因素,为三江源地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土地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结果如下,(1)2015年三江源土地利用类型以草地、林地和水域为主,分别占总面积的71.20%、4.28%、5.47%。低覆盖草地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北部,中高覆盖度草地以及林地集中分布在东南部,水域在整个源区都有分布。(2)根据土地利用变化重要性指数(C_i),得知35年间三江源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变主要以低中高覆盖度草地、未利用土地与水域之间的转化为主。1980—2015年,低、高覆盖度草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波动增加,未利用土地面积有明显的减少趋势,35年间减少了17.61%,中覆盖度草地和林地基本保持不变,草地面积总体增加了13.45%。(3)从土地利用变化来看,建设用地增加最快,1980—2015年,建设用地增加了89.54%,它的开发程度也最大,为2.63%;未利用土地的耗减程度最大,耗减率为0.66%。(4)人口、经济结构变化及政策的实施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机制。     

基于不同填料的人工湿地环境经济价值核算及可持续性评价

为科学评价人工湿地的环境经济价值及可持续发展潜力,以3种典型的人工湿地(填料分别为砾石、沸石和陶粒)为研究对象,采用能值分析的方法,在人工湿地概念化设计的基础上分别核算3种人工湿地系统的环境经济价值,评价其可持续性。结果表明,3种人工湿地的环境经济价值相差不大,砾石1.30×10~(18) sej·a~(-1)、沸石1.20×10~(18) sej·a~(-1)和陶粒1.21×10~(18) sej·a~(-1),其中资源价值是其主要部分,分别占环境经济价值的81.54%、79.97%、80.20%;3种人工湿地的成本价值分别为砾石1.63×10~(17)sej·a~(-1)、沸石6.53×10~(16) sej·a~(-1)和陶粒7.87×10~(16) sej·a~(-1),其中建设成本价值所占比重最大,分别占成本价值的94.48%、91.27%和91.86%;3种人工湿地系统的经济效益比较接近,砾石(1.137×10~(18) sej·a~(-1))沸石(1.135×1018 sej·a~(-1))陶粒(1.131×1018sej·a~(-1)),而效益/成本比率呈现较明显差异,沸石(17.38∶1)陶粒(14.37∶1)砾石(6.98∶1);3种人工湿地系统的可持续性均较高,可持续性指数依次为沸石(209.29)陶粒(137.11)砾石(36.11)。环境经济价值中,资源价值占绝对优势,这表明中水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可以降低系统对环境的压力并发挥中水回收利用的潜力。沸石填料的人工湿地相对于其他两种类型的人工湿地具有环境经济效益最为显著、环境负载率最小和可持续发展水平高等优势,该研究可为人工湿地的填料选择及建设运行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