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别有57.7%和67.6%的受访农户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愿意继续退耕或退牧的农户分别占63.3%和57.8%。这表明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和愿意继续参与的农户占多数,但仍有不少农户持否定态度。农户生计类型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差异明显。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比和牧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和农业收入占比越小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建议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加强对农户生计水平和类型的考虑,将生态补偿政策与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而实现转变生计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重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关系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福祉。近年来,重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乡村建设重要论述精神,继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重庆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优于全国总体水平。但与农民群众的期盼及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地区相比较,重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还存在供需不匹配、投资主体单一、农民参与积极性有待提升、监测评价体系不健全等短板弱项。对此,文章建议从强化需求导向、拓展筹资渠道、增强农民参与积极性、完善监测评价体系等方面完善相关政策举措。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意愿研究:以新疆为例

基于新疆北疆371份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农民的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农民参与意愿与支付意愿,其中环境治理重要性认知、媒体信息传播力度和政策补贴是显著影响农民参与意愿与支付意愿的共同因素;环境污染认知、政府投入力度、开展乡村旅游显著影响农民的支付意愿;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显著但方向不同。建议强化宣传力度,培育农民环境意识;建立并灵活运用激励机制,制定完备有效的村规民约;动员基层干部党员、乡贤能人发挥带头示范效应。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有效措施,农户受偿意愿则是其参与退耕还林的真实心理预期反映。在两轮退耕还林交错期研究农户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意愿对于工程的有效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8月面对面访谈获得的398份有效农户问卷数据,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研究了宁夏泾源县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87. 2%的受访农户愿参与退耕还林,且平均最小受偿意愿为3 180元·hm-2;补偿方式的选择上,68. 8%的受访农户选择现金补偿,且补偿方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即年长农户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低息小额贷款、技术培训及工作机会;显著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是文化程度、家庭是否有长期疾病患者及对退耕补偿是否满意,前两者呈显著负相关,而后者呈正相关关系。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应在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的同时适当调整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农户参与三氯杀螨醇替代技术培训积极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病虫害综合防治（1PM）技术旨在结合生物、农学及物理防治方法,合理使用化学农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保护农业劳动者健康和生态环境.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环境保护部对外合作中心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启动实施的“中国含滴滴涕三氯杀螨醇生产控制及IPM技术替代全额示范项目”为例,系统分析影响农户参与IPM培训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种植规模对农户参与IPM培训的积极性影响显著,学员性别和年龄不是影响其参加培训积极性的显著因素;学员参加培训的次数越多,其对IPM技术的采纳率越高.农民田间学校应更多地吸收老人和妇女参加三氯杀螨醇替代技术及IPM培训     

湿地保护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准确评估生态环境保护对居民生计结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湿地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收入的直接效应为负,并通过“湿地保护-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家庭收入”链条产生正向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效应低于直接影响效应,因此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收入的总效应显著为负。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和主观福祉的直接效应均为正,并通过“湿地保护-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家庭减贫/主观福祉”链条产生正向间接影响,因此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和主观福祉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相较部分退耕农户样本,湿地保护对生计结果的影响效应和显著性在全部退耕农户样本中表现更明显。基于此,针对农户生计选择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增强湿地保护政策与当地居民生计发展的结合力度,有效促进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积极推广经济林木种植和生态养殖业,推动集约化发展,促进农业转型;合理规划和发展生态旅游,鼓励外出务工,引入生态产...     

基于条件估值法(CVM)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补偿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有效环境政策。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与可持续性。在调查盐城潮滩湿地生态环境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对保护区周边125个农户进行调查,基于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估算其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选择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基本社会经济特征,以农户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和生态补偿态度为自变量,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因变量,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保护区周边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认知和意识;有88%的农户选择非零补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 7元·hm-2·a-1。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年龄越大,其受偿意愿相对降低;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受偿意愿就越大;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越高,生态补偿意愿就越强。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科学支持,也可为其他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借鉴。     

多维家庭资本视角下稻农有机肥采用意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有机肥施用对农业产业绿色转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湖北省随州市、天门市和武汉市新洲区544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对稻农有机肥采用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中,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水平均显著正向影响稻农对有机肥的采用意愿;在经济资本中,家庭农业年收入越高,稻农对有机肥的采用意愿就越强;在社会资本中,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成员为国家公职人员或村干部的稻农对有机肥的采用意愿较强;在自然资本中,家庭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土地分散程度越低、土壤肥力越差的稻农对有机肥的采用意愿越强。     

安徽省江淮地区县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

农村发展已成为促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的关键,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安徽省江淮地区6个市辖区、30个县(县级市)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由居住条件、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5个子系统组成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数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评价安徽省江淮地区县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探讨其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差异性显著,呈现东部片区高于西部片区的特征;空间集聚特征明显,表现出东南片区(巢湖市)的高值集聚和西北片区(淮南和六安境内)的低值集聚态势;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受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中水资源要素、农村人口吸引力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影响显著。     

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自愿性影响因素分析:以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为例

生态补偿政策中的自愿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云南省屏边县和西畴县的615份农户访谈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参与条件、参与动力、参与能力和政策吸引力4个维度分别研究退耕还林和公益林政策中影响农户自愿性的因素,为更好地提高农户参与政策的自愿性、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参与动力和政策吸引力对农户自愿性的影响较大;退耕还林政策中,自愿参与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84. 4%和15. 6%,农户对周围人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有外出打工经历、政策了解程度越深以及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农户年龄和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大则自愿性越低。公益林政策中,自愿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36. 0%和64. 0%,农户对周围人和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政策了解程度越深,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可以通过有效政策宣传、用市场化手段引入社会资本以适当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等手段,来促进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政策目标更好地实现。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农户认知与行为响应:以治理情境为调节变量

农户既是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制造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污染治理的主要受益者,这一多重身份使得研究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行为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福建省270位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层次回归模型分析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农户心理认知与其行为响应的关系,并引入治理情境作为调节变量,分析治理情境对农户的心理认知-处理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农户的行为态度对其垃圾分类、处理费支付以及定点倾倒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主观规范仅对垃圾处理费支付与定点倾倒等集体性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治理情境因素中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清理频率在农户心理认知与3类处理行为之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农户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对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数量对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不具有调节作用。     

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条件估值法研究——以广西大环江流域为例

运用条件估值法,于2015年8月对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地区农户受偿意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对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的参与意愿与投标额度(设计补偿标准)、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受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下限为12 630.75元·hm~(-2)·a~(-1),该测算值可为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其配套生态补偿项目应首先选择耕地面积较大且污染较明显地区作为项目选址。建议在今后的生态补偿研究中注意补偿标准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并制定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湖南和福建3省239户林农的实地调查

发展林业合作组织是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基于河北、湖南和福建3省共239户林农的样本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意愿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政策实施成熟完备、林业合作组织发展状况良好的地区,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意愿较高。林农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过林业技术培训和教育、林业收入负向影响林农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意愿,而林地块数则正向影响林农参与合作组织的意愿。     

中国省域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评价及发展对策

统筹城乡发展,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建立了一套由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居住条件和经济发展5个亚目标层组成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借鉴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指数方法,计算各亚目标层评价指数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结果表明,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指数、公共服务设施指数、居住条件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4个亚目标层指数以及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均呈现京津和东南沿海地区最高,东北、华北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的规律;生态环境指数计算结果则相反,西部地区农村生态环境指数大于东北和华北地区,京津、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较小。最后,结合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的计算结果,将全国各省域划分为优、良、一般和差4个类型区,并提出各类型区农村人居环境发展对策,以实现对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分类指导。     

贫困的生存状态对农村环境的影响——云南某山村的案例研究

"贫困是最大的污染者",贫困与环境恶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贫困的环境影响,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提出了对农村环境的新定义:对农户而言,农村环境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包括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表征农村环境的两个基本要素土地和农居环境和相应的表征指标.指出在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农户贫困的生存状态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用具体的案例研究说明,在贫困山区,农户的贫困对于农户的生产与生活进步都产生了很大的限制,因此对于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应该从改善农户的经济行为开始,并且以摆脱贫困,改善农户的生存状态为目标,才可能最终达到改善农村环境,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     

秦巴山区农户生计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分析:以陕西省洛南县为例

准确把握农户生计状况与乡村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选取测度指标计算了陕西省洛南县626户农户的生计资本值,并对农户所在的村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洛南县农户的生计资本均值为0.171 4,整体水平偏低,各单项资本中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水平相对较高,自然资本水平居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洛南县乡村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为0.354 2,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乡村性较弱的乡村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以及资源禀赋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绝大多数样本村农户的生计状况明显滞后于乡村发展水平,农户生计水平亟需提升。基于此,针对农户生计与乡村发展的协调发展类型提出相关建议:对于农户生计状况滞后于乡村发展的村落,建议通过推动乡村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人居环境的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值;对于农户生计水平与乡村发展同步但两者仍处于磨合阶段的村庄,可通过改变原有的产业发展模式、改善产业发展条件的方式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回流,以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内在感知、外部环境对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

作为化肥施用的决策主体,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受内在感知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系统分析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对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户680份实地调研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模型实证分析了内在感知和外部环境对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决策和采纳程度的影响及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施肥技术的采纳决策存在“高意愿、低行动”现象,且平均采纳程度不高;(2)技术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经济价值对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明显大于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3)表征外部环境的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决策,生态补偿对其采纳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为激励农户绿色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加大绿色施肥技术的宣传教育,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户采纳绿色施肥技术的内在动力。     

江苏和吉林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和吉林省农村能源消费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冬季取暖需求,吉林省农村人均总能源消费量高于江苏;在生物质能源方面,江苏使用秸秆居多,而森林资源丰富的吉林以秸秆和薪柴并重;在商品能源消费方面,江苏人均消费电力、成品油、液化气多于吉林,而煤炭消耗少于吉林;在新型可再生能源--沼气消费方面,江苏的推广效果好于吉林.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均纯收入、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耐用家电价值、人均摩托车及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地区等因素是影响农村家庭人均能源消费量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的资金技术支持、人均纯收入、人均生猪养殖数量、农户位于粮食主产区或林区等因素对农户选择使用沼气有重要影响.     

生计资本能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吗?

农田土壤生态保护是从源头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基于2017年湖北省998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探讨了在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2)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起步期农户,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和空巢期农户更有可能施用有机肥;(3)就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而言,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影响的主要是抚养期农户,物质资本影响的主要是负担期和空巢期农户,社会资本影响的主要是抚养期、负担期和稳定期农户,而人力资本仅对负担期和赡养期农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针对不同类型农户提出相关建议,促使农户施用有机肥进行农业绿色生产。     

农户经济行为方式对农村环境的影响

农户经济行为方式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环境后果。文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微观上农户的职业选择对于我国广大农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到我国的农村环境状况。我国目前的农村环境状况之所以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农户经济行为方式选择所造成的。因此,进行农村环境保护,离不开对农户生存状态的认识和研究,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和改善农户的生存状态,才能达到持续利用与保护农村环境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