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制造业碳减排的数字技术实现路径研究

数字技术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有利工具,为制造业降低碳排放强度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2010—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技术能否成为制造业碳减排的有效路径,同时考察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绿色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能显著降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制造业碳减排效应,运用替代被解释变量法、剔除直辖市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算后,结果依然成立;数字技术对中国不同区域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技术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加显著;数字技术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碳减排效应显著,而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碳减排效应不显著;数字技术对高碳和中低碳制造业行业碳排放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数字技术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实现;绿色化水平能够正向调节数字技术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且该调节作用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多维度高质量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传导机制研究

碳排放研究一直是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的热点,高质量的城镇化有利于碳排放减少及全球气候变化减缓。本文从人口、土地、经济三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高质量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三个维度高质量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维度的高质量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同,当前的人口高质量城镇化具有显著碳减排效果,经济高质量城镇化也具有一定碳减排作用,但现阶段土地高质量城镇化增加了碳排放;不同维度的高质量城镇化与能源消费碳排放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劳动力结构转型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与碳排放间不存在中介效应,土地财政在土地高质量城镇化与碳排放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经济集聚在经济高质量城镇化与碳排放间存在遮掩效应。     

空间互动视角下的土地集约利用碳排放效应分析北大核心

土地集约利用和碳排放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约束条件,解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解读空间互动视角下1995—2018年我国省际层面土地集约利用碳排放效应特征。结果表明:①地均碳排放存在显著负向互动影响,省际之间碳减排呈现零和博弈的特点,表现为邻省的地均碳排放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本省地均碳排放上升0.232个百分点。②土地集约利用与地均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多数省份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尚未跨越“倒U型”曲线拐点,直接效应表现为本省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促进本省的地均碳排放量增加,土地集约利用抑制邻省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将有利于发挥土地集约利用碳减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区域联动机制对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钢铁领域CO2减排协同发展的实现策略——以京津冀为例

本文运用C-D生产函数修正传统的LMDI指数分解法并构建Tapio及交叉脱钩模型,结合灰色预测模型GM(1, 1),实证分析2006—2025年京津冀钢铁领域碳排放的碳强度、驱动因素、脱钩指数及协同关系。结果发现：(1)京津冀从“十一五”到“十四五”时期钢铁领域碳排放由快速增长变为缓慢增长,北京市和天津市钢铁领域的碳排放强度均低于地区平均水平,河北省则高于平均水平;(2)碳增排因素为能源消费碳强度和资本投入,碳减排因素为能源强度和技术进步,劳动投入逐渐从碳增排效应转变为碳减排效应;(3)京津冀钢铁领域碳排放与工业增加值未实现脱钩,且京津冀三地间脱钩协同关系多表现为不协同。鉴于京津冀城市群钢铁领域聚集,需推进钢铁领域实现协同脱钩,积极引领“双碳”行动。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作为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现有研究基于多种宏观政策探讨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但对碳排放权交易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关注不足。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看作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周边企业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轻污染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及溢出效应;(3)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政府的减税、市场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企业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

全面系统地评估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于进一步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推进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分别检验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和降碳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种政策情景下（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以及组合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差异。研究表明,从污染治理视角,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从政策协同管理视角,在减少二氧化硫污染方面,组合政策比各类政策的单独实施更为有效;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和组合政策更为有效。因此,在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融合的进程中,应有所侧重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组合使用。     

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及空间关联性——以中国制造业为例

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6—2017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关联性,并结合空间杜宾面板STIRPAT模型与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探究了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空间负相关,分布在高集聚—低强度区域的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分布在低集聚—高强度区域的多为西北欠发达省份;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提高会增加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同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集聚水平提高会增大本省碳排放强度,降低毗邻省份碳排放强度。     

经济平稳增长下江西省2020年碳强度目标设计与分解研究

在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条件下,把碳减排目标分解到不同的地区将是制定碳减排政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碳排放空间格局演变分析发现,江西省逐渐处于高碳锁定的趋势。在经济最优增长路径下,从碳减排的无偏好、经济能力、减排责任、减排效率原则方案对江西碳减排目标进行分解表明,萍乡、九江和新余通过碳强度目标的分解能较好地兼顾经济能力、减排责任与效率,但按照效率原则将导致这些地区承受较大的经济负担。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与政策研究

全面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兑现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度同源性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就目标指标、管控区域、控制对象、措施任务、政策工具五个方面的协同性系统讨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本内涵。其次，着眼于当前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在中国的重要性，本文在国家层面讨论了二者的中长期协同控制路线图，阐述了重点协同区域的识别方法和重点部门的协同治理思路，系统提出了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的协同路径。再次，本文还就“无废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这两个领域与碳减排的协同治理思路展开分析讨论。最后，针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政策体系的需求，提出了统筹优化减污降碳协同目标、建立协同法规标准、建立减污降碳协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的建议。本研究将有助于厘清各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认识，对各级政府后续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和科学基础。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关于地方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践进展的述评

为跟踪各地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践进展,本文通过比较各地发布的相关实施意见文本,结合实地调研座谈,总结典型案例,分析发现：(1)由于各地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部分地方突破了“七大体系”。(2)实践中,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政府监管服务、规范市场化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共建共保、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科学精准治理能力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3)《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七大体系”推进程度不均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三大主体的力量结构失衡状态改善不明显,主要体现为“三多三少”,即政府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多,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少;关注规范第三方环境服务、落实“放管服”多,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案例少;社会治理以宣传活动和网格员机制多,践行绿色生活的全民行动体系成果少。为此,本文提出,加快建立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评价体系,针对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协调推进“七大体系”建设等建议。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淮河流域水环境治理路径的整体性研究

无论是从流域水环境治理的语义变迁还是治理模式的路径变迁来看,其变迁的本质都是为了解决水环境治理过程中产生的低效化和碎片化问题。在如今公共管理转型和水环境治理严峻形势的双重压力下,文章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溯源及适用性分析,结合治淮二十载的实践探索,提出了实现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整体运作的创新路径。可行的方案是:通过结构的创新和制度的规约,最大限度激发出市场与社会组织的治理效能,通过重新评价水环境治理过程以夯实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基础,以整体精神和技术支撑塑造出整体政府。     

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个核心问题研究

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出发,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与内涵,针对当前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坚持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环保责任等四个重点方向,提出了生态文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改革创新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法治能力、科学精准治理能力、基础保障能力、市场化治理能力、公众参与能力等七大关键领域,这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基于区块链的跨域环境合作治理研究

跨域环境合作治理是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传统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呈现"权威达标型治理"的运作逻辑,在取得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难免存在"人工失灵""不稳定性""弱激励性"等局限困境。为此,本文建议,基于区块链"去中心性""强信任化""高共享化"等优势特征,新时代推进跨域环境合作治理应建立全域化环境信息系统,构建协商化合作组织平台,实施精准化联合防控行动,塑造共赢化生态发展格局。     

Exogenous factors in collective policy learning: the case of municipal flood risk governance in the Netherlands

ABSTRACT

Conceptualizing and analyzing collective policy learning processes is a major ongo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llenge. A key gap concerns the role of exogenous factors, which remains under-theorized in the policy learning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we aim to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that exogenous factors play in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es. We propose a typology of exogenous factors (i.e. material,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al, discursive), and subsequently apply this i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lood risk policymaking in two municipal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We find that exogenous factors are indeed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collective learning in these cases, as the combined influence with endogenous factors can steer similar learning processes towards different learning products. We conclude our contribution by identifying two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developing the collective learning framework, namely regarding the distinction of varying learning products, and the dynamics of exogenous factors over time.     

河长制背景下流域协同治理问题探讨——基于共容利益理论

河长制是中国水环境治理的重大创新实践,其明确的责任、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有效实现了水环境质量的大步提升.然而,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河长制与流域整体性治理之间依然存在着操作上的缝隙亟待解决.以流域水污染为典型对象,从共容利益的角度,讨论了上、下游河长协同治理的利益博弈结构,明确影响上、下游合作的因素,进而提出河长制背景下促进流...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管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全球视角从总结借鉴国际上主要国家城镇化过程、模式以及在此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经验入手,从科学规划、科技发展、法律制度、公众参与等方面总结国外经验,并从构建空间治理体系、治理环境突出问题、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公众参与力度等方面探索构建我国新型城镇体系下生态环境管治的策略方案。     

多中心治理下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路径探析

动员全社会力量保护环境,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保工作,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发现政府治污理念陈旧、制度不健全、公众责任意识淡漠、环保社会组织弱小等,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公众参与度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转变观念、完善机制、加强教育、支持和引导环保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真正推动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     

地方政府间环保合作机制研究——以海峡西岸城市群为例

区域环境的合作治理在城市群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成为政府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环保合作事务中各个政府部门的关系、合作的机制、组织行政、效果评估等方面都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府际合作中静态的、程式化的制度关系,对合作发展的总体过程、各合作主体之间、事件之间的动态联系研究较少,这将阻碍我们深入理解城市群的环保合作机制。基于此,本文运用过程视角对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合作历程进行梳理,追溯其发展轨迹,对合作主体和议题的演化进行分析,对海西城市群府际之间的动态合作治理机制进行深入挖掘,并针对合作机制的不足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