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循证医学理论和方法研制我国的《非常规工作制条件下职业接触限值调整指南》

对我国现行的职业接触限值及其制订依据进行梳理,系统研究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调整的原理及方法,根据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定我国《非常规工作制条件下职业接触限值调整指南》的制定依据、基本框架,梳理重要术语以及核心技术参数等,并对722种化学有害因素进行分类,包括修改魁北克模型第三版中73种物质的分类,比较核对我国现行职业接触限值标准（GBZ2.1-2007）,依据GBZ2.1的编制说明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补充魁北克模型中尚未涵盖的36种物质及其分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指南》解决的核心问题及需进一步配套进行的科学研究。     

化学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新标准理解与衔接

GBZ 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以下简称为GBZ 2.1新版)已经于2019年8月发布,于2020年4月起实施。与GBZ 2.1新版标准发布的同时公布了标准修订说明,介绍了标准修订的过程、修订的思路、主要修订的内容。笔者根据自己的领会,再谈一些学习体会。     

中国GBZ2.1与德国MAK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比较研究

系统比较中国现行职业接触限值标准GBZ2.1-2007与德国职业接触限值MAK在定义、制定原则和具体数值方面的差异,为中国GBZ2.1的修订提供建议和依据。将 GBZ2.1中规定的OELs与德国MAK于2015年公布的化学有害因素 OELs ,按不同类型建立比较分析数据库,并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德2国在职业接触限值的制定原则,化学有害因素的来源、数量与标识等方面有显著差异。 因此,我国应加强对化学性有害因素孕期毒性接触限值的研究和应用。中德在选择化学性有害因素制定OELs时各有侧重,我国在重金属方面制定的OELs,如:钴、钼、铍、铊等,是德国MAK以及美国ACGIH中所未有的,而德国则不再为致癌物质制定OELs。中、德均制定有OELs的化学性有害因素在数值上差异较大,中国有部分OELs同时高于德国MAK和美国ACGIH。我国的职业接触限值更新频率较慢,应缩短OELs更新周期,在对现行的GBZ2.1进行制修订时,可将发达国家OELs作为1项参考。德国风险分级评估方法对致癌物质的管理和评估值得进一步探讨及研究。     

基层安监人员的生活条件需要改善——李毅中答《现代职业安全》记者问

新颁布的《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犹如一股强有力的缰绳,又似一股冬日的暖风,必将束缚住那些因利欲熏心而不顾安全生产的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为安全生产领域迎来新的春天。但在安全生产领域,仍有一种隐患必须引起重视:一些小矿山的驻矿安全监管员和煤矿矿主往往达成“默契”,     

某市区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调查研究

对某市区重点行业15家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与评价,对普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5家企业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业卫生现状情况良好,但噪声危害程度较大;在6个重点行业中,电子制造行业有害因素合格率最低,为84%,其次是纺织行业,有害因素合格率为85%,其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化工、木制家具、石材加工四个行业合格率均较高;市直以上企业职业卫生现状情况优于区属企业,300-2000人之间较大规模的企业职业卫生现状情况优于300人以下的企业。同时,对企业提出了职业危害现状的改进措施与建议。     

中国六溴环十二烷(HBCD)的职业环境健康风险评估

为了反映中国的六溴环十二烷(HBCD)职业健康风险状况,结合中国HBCD相关行业的生产状况,构建了6种中国的HBCD职业暴露情景,预估可能暴露于HBCD的职业人群数量为614～963人.然后利用EASE模型模拟职业暴露水平,并通过安全边际表征职业健康风险.结果表明,职业人群主要通过呼吸和皮肤途径接触HBCD,其相应的内暴露水平可达到0.07～1.63 mg/(kg·d)和0～0.84mg/(kg·d);由此可以估算职业人群总的暴露剂量达到0.07～1.80mg/(kg·d),这比普通人群对HBCD的暴露水平高3～5个数量级.风险评估表明,16％的职业人群具有反复染毒的风险,69％的职业人群具有产生生殖毒性的风险,总计职业人群中具有健康风险的人数为424.04～665.70,约占职业人群数量的70％,由此可见HBCD的职业暴露能够损害工人健康.     

2006—2016年我国工亡率趋势变化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基于工伤保险数据

为了解决目前国内现有工亡率数据所存在的局限性问题,引入我国工伤保险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分析2006—2016年我国及各地区的工亡率变化趋势, 进而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法测算全国及各地区的工亡率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6年,我国总体工亡率呈下降趋势,但整体水平仍偏高;西部明显高于东、中部,但东、中、西部之间的工亡率差异在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内部各省市之间的差异还比较大。最后,提出设定管控工亡率指标时要注重追求本质上的进步,各地应采取措施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完善标准化工亡报告制度,选择更高水平的国际对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