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研究

退捕渔民的生计安置是长江十年禁渔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如何防范和避免生计转型中的致贫返贫倾向、实现退捕渔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长江退捕渔民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生计风险指标体系,识别和评估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科学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支撑。研究表明：(1)长江地区渔民退捕后的生计模式以兼业型为主,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收入;(2)禁渔政策实施后,长江地区渔民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呈整体下降趋势,普遍面临着较高的生计风险,生计风险多重性指数为8.5;(3)自然风险、金融风险和政策风险是渔民退捕后面临的最主要的三大风险,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存在差异性;(4)外出打工和向亲朋借钱是退捕渔民应对风险最主要的策略选择,不同风险因素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退捕渔民的应对策略。应进一步优化安置帮扶政策,提高政策的持续稳定性,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机制,筑牢退捕渔民的生计资本基础,降低其生计风险,确保实现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生态认知对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鄱阳湖区的调研数据

流域禁捕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渔民作为禁捕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落实者,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政策顺利实施和推进的重要保障.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利用鄱阳湖区实地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生态认知对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生态认知对渔民退捕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渔民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其参与禁捕政策的意愿越强;(2)生态认知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3个维度均对渔民退捕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3个维度两两之间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主观规范对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3)主观规范中指令性规范对渔民参与禁捕的带动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行为态度受渔民对政府禁捕政策的心理预期、生态修复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比认知的影响较大;感知行为控制主要受到禁捕政策对家庭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渔民参与禁捕政策能力的影响.为此,应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指令性规范对渔民退捕的带动和引导作用,提高渔民对长江流域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知,营造浓厚的流域生态保护及积极参与禁捕的社会氛围,同时,制定适宜的转产转业政策,且将相关政策、补偿等严格落实到每位参与退捕的渔民,增强渔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而提高渔民退捕意愿.     

基于渔民受偿意愿的鄱阳湖禁捕补偿标准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渔民禁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探讨渔民效用最大化条件下有效激励渔民主动参与禁捕的补偿标准,以效用理论为指导,基于江西省5个县(市、区)14个乡(镇)328户渔民的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渔民禁捕受偿意愿的等效用函数测定禁捕补偿标准,并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渔民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条件价值评估法(CVM)直接估算的禁捕补偿标准结果为3.98万元/a,经等效用函数修正后估算的禁捕补偿标准结果为2.58万元/a。②采用CVM支付卡式估算的受偿意愿值往往比较高,超出客观条件下的受偿意愿水平。而通过等效用函数的参数估计,将客观条件纳入到估算范畴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受访渔民的主观臆想,进而使得估算结果更加贴近客观事实。等效用函数测算的受偿意愿值可作为鄱阳湖禁捕补偿标准的最低限度,为更科学合理地满足渔民效用,应根据物价变动适时调整禁捕补偿标准。③渔民的受偿意愿受到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及主观认知的影响。主要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劳动力比重、职业、生计方式、禁捕目的及禁捕作用认知等,生计方式的多样性是影响渔民参与禁捕意愿的关键因素。为激发渔民参与禁捕政策的积极性以及保障禁捕政策的顺利实施,应加强对禁捕政策的宣传,结合渔民受偿意愿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并积极探索渔民增收渠道,降低渔民对渔业资源的依赖性。     

基于渔民受偿意愿的鄱阳湖禁捕补偿标准研究

渔民禁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探讨渔民效用最大化条件下有效激励渔民主动参与禁捕的补偿标准,以效用理论为指导,基于江西省5个县(市、区) 14个乡(镇) 328户渔民的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渔民禁捕受偿意愿的等效用函数测定禁捕补偿标准,并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渔民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条件价值评估法(CVM)直接估算的禁捕补偿标准结果为3.98万元/a,经等效用函数修正后估算的禁捕补偿标准结果为2.58万元/a。②采用CVM支付卡式估算的受偿意愿值往往比较高,超出客观条件下的受偿意愿水平。而通过等效用函数的参数估计,将客观条件纳入到估算范畴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受访渔民的主观臆想,进而使得估算结果更加贴近客观事实。等效用函数测算的受偿意愿值可作为鄱阳湖禁捕补偿标准的最低限度,为更科学合理地满足渔民效用,应根据物价变动适时调整禁捕补偿标准。③渔民的受偿意愿受到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及主观认知的影响。主要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劳动力比重、职业、生计方式、禁捕目的及禁捕作用认知等,生计方式的多样性是影响渔民参与禁捕意愿的关键因素。为激发渔民参与禁捕政策的积极性以及保障禁捕政策的顺利实施,应加强对禁捕政策的宣传,结合渔民受偿意愿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并积极探索渔民增收渠道,降低渔民对渔业资源的依赖性。     

生计资本、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与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以生物天然气为例

基于课题组在2017年获得的湖北省992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以生物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的使用为例,探讨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影响,以及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机制,以期寻找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内在驱力,为农村能源消费转型提供一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生计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促进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意愿的主要因子。(2)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能够在生计资本对农户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在自然资本较低但金融资本较高的农户,通过选择多样化非农生计策略以提升对清洁能源的消费意愿。该中介机制在本地经营农户样本中成立,但对在外务工农户样本中则不够显著。据此,分别从农村清洁能源推广以及农户生计发展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强清洁能源政策与农户生计改善的相互对接。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耦合协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在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水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 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水环境综合水平指数保持平稳,新型城镇化与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趋势尚好,从空间演变来看,耦合协调度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且区域间差异有所缓和,但整体增长速率较为缓慢。(2)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局部的空间自相关表现为聚集趋同特征,空间关联性较强。(3)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结构、人口聚集、技术创新、经济驱动和政府能力,且各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需充分发挥长江上中下游区域资源优势,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协调发展。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新平县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在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元江干热河谷坝区和半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的基础上,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指数最高,社会资本指数最低;空间分布上河谷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大于半山区;河谷区人力和社会资本不足,而半山区除人力资本外其余的均较缺乏。2种植、养殖和周边打工相结合的生计组合是该区农户普遍采取的生计策略。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其中自然资本是农户选择农业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该区农户由纯农户向非农转变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及其动态风险研究

精准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已成为后扶贫时期我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选择生计资本和代际可持续性两个关键属性构建了生计可持续性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五类,将后代教育作为代际可持续性评估要素。在此基础上,采用全国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课题组于2016—2017年分三次进行的大规模微观农户入户调查数据,构建BP神经网筛选计算出可持续生计24项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对各贫困地区可持续生计指数的预测结果表明:甘肃、山西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较强,可持续生计指数分别为4. 288和4. 161;云南、江西、重庆精准脱贫户生计较稳定,可持续生计指数差别较小且均超过3. 6;四川、湖南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指数为3. 377和3. 135,生计水平较低;贵州地区可持续生计指数为2. 953,精准脱贫户生计脆弱。基于生计动态转换视角,采用生存分析法探讨了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风险率的关键因素:因能力、教育、环境致贫的精准脱贫户在脱贫后生计稳定性较好,分别为3. 423、2. 750、2. 642 a,心理因素致贫的可持续生计的生存时间较短,生理因素致贫的生计稳定的生存时间最短,仅为1. 876 a。女性户主生计稳定持续时间(1. 841 a)明显低于男性户主(2. 792 a)。对生计稳定的精准脱贫户生计动荡的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结果,与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直观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对于精准脱贫可持续生计的重要程度最强,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稳定有较大影响。综合分析认为: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2年应成为脱贫保障的重点"观察期",在这个期间应重点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积累视角对生计尚欠稳定的精准脱贫户实施后帮扶和追踪支持,帮助精准脱贫户稳步实现可持续生计,让脱贫成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

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农牧民采取的不合理生计活动已成为该区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目前亟需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本文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高原115户农牧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生计活动特点.阐释了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纯牧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农区最低.且纯牧区农户缺乏金融资本、半农半牧区农户缺乏物质资本、农区农户缺乏自然资本:②农区农户的生计活动多样化指数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纯牧区最低,农区外出打工和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远高于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③农户的生计资本影响着生计活动的选择,自然资本缺乏迫使农户寻求其他谋生方式,但受教育程度低、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缺乏以及封闭而狭窄的亲缘与地缘关系限制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最后提出了提高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的政策建议.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

以武汉市城郊江夏区和蔡甸区的516户农民家庭为实证,运用logistic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阈值。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呈显著正向相关,家庭农地资源禀赋、机耕能力、社会资源禀赋及经营能力的信任程度等与农地转出行为负向相关。相反,自然资源禀赋及农业机械投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家庭融资能力则对农户转入行为呈显著的负向影响。(2)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存在影响阈值的仅有韧性指数。当农户家庭韧性指数≤2时,随韧性指数增强农户农地转出倾向愈强;家庭韧性指数≥3时,农户农地转出倾向随指数增强而弱化。该研究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探索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针对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农地流转政策、有效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建议参考。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下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农户生计是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之一,也是影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因素,在贫困地区,遗产保护与农户脱贫的两难困境更为突出。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分析框架,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为案例区域,通过生计资本指标体系构建和量化,对比分析了不同生计途径农户的生计状况。评估结果发现,农户的生计资本均值为2.312,生计资本处于匮乏状态,金融资本值最低,而文化资本值最高。从事农业和打工是当前农户的主要生计途径,旅游接待成为生计拓展的重要形式。三类农户生计资本值和家庭年均收入排序相同,都表现为旅游接待户打工兼业户纯农业户,纯农业户的生计状况最差。从单项生计资本看,旅游接待户和打工兼业户的人力资本显著高于纯农业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比较中,旅游接待户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说明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农户越可能倾向于兼业,农户开展旅游接待需要较高的物质和金融资本作为基础。这意味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大力提高农户的农业经营收益,延长农业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开展旅游接待培训,从人力、金融等多方面改善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实现生计途径拓展。     

生计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的影响分析

创业活动可以有效解决水库移民的经济发展困境,迅速地转变经济地位。本文通过对温州水库移民调查数据,建立了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测算出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其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水库移民的生计资本有一定的发展和积累,其中物质资本的值最高,人力资本的值相对高,社会资本的值第三高,金融资本的值与社会资本的值相差不大,而自然资本的值最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发展机会的获取和把握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对移民创业活动有着显著影响,其中水库移民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有着显著影响,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则没有显著影响。另外,随着水库移民在安置地生活时间的增加,移民逐渐适应安置地的生活,其创业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在今后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中应着重扶持水库移民创业方面,特别是加强在金融、技术方面的扶持力度。     

2004-2013年中国经济与空气质量的耦合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本研究收集了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空气质量与经济的代表性指标的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经济与空气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及耦合协调类型;并采用线性回归法分析长期变化趋势。结果发现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指数和空气质量发展指数均极显著地符合线性增长规律,调整R2值分别达到0.96和0.98。空气质量与经济相耦合的耦合协调度从2004年的0.57±0.07逐年增长到2012年的0.76±0.05。耦合协调类型主要涉及轻度失调型、勉强协调型、初级协调型和中级协调型,从前两种类型为主逐渐转变为后两种类型为主。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多数地区的经济与空气质量的耦合协调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到良好的协调发展水平。     

区域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以云南省为例

该研究在构建旅游经济和空气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云南省16个州市2014—2020年旅游经济系统和空气质量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时空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16个州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各州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差异较大，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格局；空气质量发展指数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性很强、呈无序状态。(2)研究前期和中期，除了昆明、丽江、大理的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始终高于空气质量指数，其余13个州市空气质量指数均优于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属于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城市。(3)从耦合协调等级来看，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等级得到提高，总体趋势呈现由滇西北地区向滇中、滇西和滇西南地区递减的格局。其中，耦合协调等级比较好的州主要集中在滇西北地区，且耦合协调等级远高于滇东北、滇东南地区。(4)从空间自相关来看，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表现出全局空间负相关，且空间分布呈随机态势，尚未形成地理上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期内16个州市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度协同增长的有3个，负向增长的有13个，说明16个州市的内部空间...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基于城市群视域,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视角探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85个城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生态效率水平呈降-升-降-升的“W”型变动趋势。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三大城市群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多数城市表现为低低集聚,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呈显著的“东高西低”型空间集聚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视区域发展异质性、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以及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交流等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效应及互动响应

作为我国大河流域综合治理发展的关键一环,探究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协调关系对实现两系统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08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指标体系,从地理时空二维角度评价其耦合协调演化趋势,并结合PVAR模型探究两系统之间的互动响应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两系统的评价指数空间非均衡现象显著,高评价指数地区呈集聚态势分布,且集中于各区域核心城市,低评价指数地区呈分散态势分布,广泛分布于中西部地区。(2)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态势,总体耦合协调类型为低度耦合协调过渡到中度耦合协调,三大地区差异逐渐缩小,长江经济带总体呈均衡化、健康化发展态势。(3)两系统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互为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对自身和对方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相互之间形成正向累进效应,并且城市人居环境对旅游产业的促进程度要比旅游产业对城市人居环境的提升作用更大。据此提出治理建议,以期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农民的生计安全与质量问题是当今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稳定的生计可以使有关的政策协调发展、消除贫困并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研究基础,农户的生计资产为框架核心,通过建立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户的生计资产状况和由此决定的资产配置方式--生计策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探讨.结果表明:对张掖市甘州区农户而盲,物质资本的值最高(其值为0.609),人力资本的数值相对较高(其值为0.516),社会资本次之(其值为0.354),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数值相对较低(其值分别为0.286和0.24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然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与以农业为主生计策略的发生比缩小0.119倍;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金融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与以农业为主生计策略的发生比扩大9.698倍.所以要想实现农户生计多样化,加强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使其有能力和资本储备从农业生产转向二、三产业,从而促使农户生计水平得以提高.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空间关联

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首要要求,而创新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格局以及空间关联性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指数总体上虽然均有一定的上升,但整体水平较低,2013年开始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2)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带内空间分异明显,长三角地区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3)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性呈现集群化现象,且具有"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低水平协调的城市单元可以划分为科技创新领先区、绿色发展领先区和平衡区3种类型;(4)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内相邻城市协调度的变换具有趋同特征。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