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云南北段的村域土地利用及驱动力分析

驱动力分析是土地利用研究的重要内容。选择怒江流域北段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4个自然村为研究对象,应用高分辨率SPOT 5遥感影像数据,结合实地逐块核实,对土地利用/覆被进行分类,并建立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系统,用Fragstats 33分析得到村域土地利用格局和特征;同时,采用入户调查、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得的村域详细社会经济数据,建立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联,分析村域土地利用的驱动力。结果显示：村域土地利用主要受自然条件、受教育程度、生活习俗等因子的驱动,且经济收入主要依赖于粗放的土地利用。研究结果能为怒江云南北段的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和村域经济发展提供数据支持;研究方法可作为局域尺度土地利用研究的参考     

湖北省土地利用变化格局的区域分异研究

采用遥感、GIS一体化技术,利用1989~1990年和1999~2000年获取的LANDSAT卫星影像,对湖北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分异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土地利用格局起主要控制性作用;城市化与工业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国家有关土地利用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格局的形成起进一步调控作用。分区而言,鄂西、鄂东北、鄂东南等山区是耕地、林地与草地相互转换区;武汉、鄂州、黄石等沿江城郊区和从宜昌到沙市区沿江带是城镇扩张区;荆州、汉江下游和鄂北岗地丘陵是水域缩减区;江汉平原区是水域扩张区。另外,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有关耕地政策的出台是耕地、林地与草地相互转换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中心城市对周围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和沿江区域特殊的交通优势是城镇扩张区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利益的驱动是水域扩张区的主要驱动因素;耕地政策是水域缩减区的主要驱动因素。     

景区依托型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变研究——以黄果树镇石头寨村为例

以毗邻黄果树瀑布风景区旅游村落石头寨村为典型案例,运用空间分析和参与式评估方法,利用聚落用地现状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分析了34年来石头寨村聚落用地格局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1)石头寨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经历了缓慢起步、加速扩张及扩张回落3个阶段;土地利用实现了从村落中心区到外围区,从平面到立体的空间拓展过程;空间上呈现较为显著的沿河、沿路扩张模式;(2)"旅游化过程"促使石头寨村乡村聚落用地功能的转变,乡村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比例降低,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比例上升,乡村聚落功能由单一的居住生活功能向居住—休闲旅游复合功能转变;(3)自然地理条件是乡村聚落空间扩展的基础,旅游资源开发是乡村用地扩展的支撑动力,黄果树瀑布景区旅游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是乡村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政府调控是乡村用地变化的引导动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景区依托乡村聚落用地格局的变化。当前石头寨村进入以特色旅游发展为导向的转型升级阶段。对其乡村旅游发展而言,原有用地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要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针对旅游型乡村聚落用地特点和要求,充分考虑现有乡村聚落旅游用地需求,加强乡村用地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并完善相配套的制度体系。     

国外山地旅游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进展北大核心CSCDCSSCI

山地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和山地的生态敏感性使山地旅游区土地利用变化在国外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在Springer,EBSCO,Science Direct等数据库中检索到的英文文献,对国际上山地旅游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动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主题上,主要集中于山地旅游对山地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山地土地利用对山地旅游发展的影响、山地旅游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研究、山地旅游土地利用政策研究等方面。发达国家学者较为注重山地旅游带来的对土地利用变化、覆被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较为重视对山地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理论研究较为薄弱,遥感和GIS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也被一些学者采用。实地调查的内容涉及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中心、旅游路径、旅游地边界等不同地理实体。最后,分析了对中国相关研究的启示。     

国外山地旅游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进展

山地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和山地的生态敏感性使山地旅游区土地利用变化在国外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在Springer,EBSCO,Science Direct等数据库中检索到的英文文献,对国际上山地旅游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动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主题上,主要集中于山地旅游对山地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山地土地利用对山地旅游发展的影响、山地旅游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研究、山地旅游土地利用政策研究等方面。发达国家学者较为注重山地旅游带来的对土地利用变化、覆被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较为重视对山地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理论研究较为薄弱,遥感和GIS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也被一些学者采用。实地调查的内容涉及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中心、旅游路径、旅游地边界等不同地理实体。最后,分析了对中国相关研究的启示。     

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边界演化识别方法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乡空间边界识别是区分城乡地域、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的科学基础,城乡边界动态演化方法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南京市1985~2016年土地利用、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数据为基础,选取景观紊乱度和建设用地占比为形态指标,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为功能指标,从形态和功能两个维度构建城乡空间边界识别的指标体系,利用公里网格对各个指标进行切分后依据距离衰减理论和“断裂点”分析方法来识别南京市的不同阶段城乡边界及其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1985~2000年南京城市扩张以内部填充为主,城乡边界变化较为缓慢;2000~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迅速扩张,城乡边界变化幅度较大;(2)南京市城乡空间边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扩张特点,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城市国有经济和乡村工业化阶段城乡边界变化较慢,快速城市化和开放型经济阶段城乡边界变化较快;(3)南京作为特大城市,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以南京为例检验城乡边界演化识别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有利于为其他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边界识别提供参考借鉴。     

基于CLUE-S模型的重庆市渝北区土地利用变化动态模拟

以重庆市渝北区为研究区域,运用CLUE-S模型,结合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以2007年和2009年为基期,对渝北区2013年土地利用情况进行模拟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渝北区2013~2020年3种不同情景的土地利用变化模式,模拟了3种情景模式下渝北区在2020年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两期模拟的正确率分别达到了92.26%和94%,Kappa系数值分别为90.32%和92.5%,均取得了较好的模拟效果,说明CLUE-S模型适用于渝北区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模拟研究,具有较好的模拟区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能力;(2)地形、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等主要道路、河流、城镇和村庄是影响渝北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3)在3种情景模式中,主要的用地格局变化均发生在两江新区,区内建设用地总体呈现向东北部扩张的趋势,表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对用地类型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影响;(4)从促进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和保护耕地的区域发展目标而言,情景模式2为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决策部门在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土地管理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CLUE-S模型的千岛湖镇土地利用动态模拟分析

基于1993、2004年两期土地利用数据和1〖DK〗∶250000DEM,运用GIS技术,通过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在地形、高程、水系、道路交通、城镇和居民点等多种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中,筛选出不同时期对千岛湖镇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及其变化具有决定作用的驱动因子,并对所得结果进行ROC检验,同时生成相应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概率适宜图,然后采用CLUE-S模型,对其2004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格局进行模拟;并用2004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对模拟结果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基本单元（90 m×90 m栅格）的水平上,模拟的正确率为8471%,Kappa值达到了0825。在此基础上,针对两种政策情景,应用相同模型模拟预测了千岛湖镇2015年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与2004年相比较,变化明显的是城镇工矿用地的扩张和林地的减少,并且城镇工矿用地的扩张多是在原有城镇及工矿用地的基础上向四周扩展,侵占的多是周边的耕地、林地、未利用地。     

县域单元美丽乡村建设类型划分与生态廊道构建——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

基于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数据,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探讨县域单元美丽乡村建设类型划分和生态廊道建设。首先,基于自然本底,将村域单元划分为3种类型:山地景观型、丘陵风光型和平原水乡型;在此基础上,考虑城市未来扩展空间,增加都市风貌型,最终将美丽乡村建设划分为4种类型。其次,依据资源空间分布,评价各个村域单元美丽乡村建设潜力,将所有村域分为3个等级:核心建设村落、重点建设村落和一般建设村落。第三,识别出对德清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6个生态保护区,考虑不同地表覆盖景观格局对动物迁移的阻碍差异,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计算出迁徙成本最小的路径,识别出4条重要的生态廊道。第四,将识别的生态廊道与地表覆盖进行匹配调整分析,最终构建起德清县“六核心、四廊道”的生态空间格局。     

重庆市200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分析

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特征,可以为将来的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提供基础。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4期土地利用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转移方向、利用程度3个方面定量分析了重庆市200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持续减少,且耕地减少速度呈增大趋势,主要减少区域分布在主城及周边区县;林地、水域和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加。（2）区县之间各类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对速率差异较大,其中草地的相对变化率相差最大,其次为水域、耕地和林地。耕地变化最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主城区,城乡建设用地在各区县均有较大变化;水域发生较大变化的区县均与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有关。（3）重庆市在2000~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最剧烈,随后朝着越来越稳定的方向发展;区县间土地利用变化剧烈程度差异明显,但这种差异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4）渝东北、东南区域耕地、林地、草地之间转换活跃,但活跃度随时间后移递减;耕地一直是其他地类最主要的转入来源之一,城乡建设用地越来越成为其他地类的主要转出方向。（5）重庆市土地利用水平总体上处于发展期,土地利用程度的区域分布格局基本上保持不变,但差异明显,越往东北、东南区域,土地利用程度越低;全市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的分布格局呈现为以渝中区为核心从内到外依次为“弱变化——剧烈变化——较强变化——较弱变化”的圈层扩展形态。     

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城乡统筹视角

基于城乡统筹视角,运用GIS空间技术、土地利用动态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武汉市1996~2009年城乡建设用地数量结构变化、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是土地利用变化（LUCC）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区域城乡建设统筹规划及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整体规模扩大,城镇建设用地比重上升,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下降;城市与建制镇扩张较快,主要源自对农用地的占用及独立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整理。(2)外城区城-乡建设用地数量、结构变化及类型转换特征对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变化起主导作用。(3)人口变化、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及政策等因素对武汉市内、外城区城-乡建设用地格局的驱动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     

石漠化治理区小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以花江石漠化治理区为例

研究石漠化治理区小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将有助于深入分析和研究喀斯特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变化规律、驱动力及资源环境效应。运用逐步多元回归方法,分析石漠化治理区小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2005~2012年,研究区石漠化面积有所减少,由2 824.23 hm2减少到2 777.60 hm2,减少了46.63 hm2,占2005年石漠化面积的1.65%;石漠化程度呈现从重变轻的趋势,无石漠化和中度石漠化面积分别增加12.68%和3.08%,潜在石漠化、轻度石漠化和强度石漠化分别减少5.11%、2.07%和5.24%。其中,稳定型石漠化区域面积最大,占喀斯特面积的95.40%;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重为1.15%,土地利用较为稳定。恢复型石漠化区域面积占喀斯特面积的3.95%;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重为40.64%,土地利用变化剧烈。退化型石漠化区域面积最小,仅占喀斯特面积的0.65%;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重为22.21%,土地利用变化较明显。(2)土地利用变化以园地减少为主要特征,其变化主要由农户的劳动力文化程度变化、劳动力比重变化、本地务工收入变化和外出务工收入变化等4个因子驱动产生。其中,园地变化与本地务工收入变化指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0.691;与劳动力文化程度变化指数、劳动力比重变化指数和外出务工收入变化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0.472、-9.735和-0.443。劳动力比重变化指数是引起园地发生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因子。(3)国家因生态文明建设需求而施行退耕还林(草)政策和工业化、城镇化战略,农户因脱贫致富需要而提高文化素质和调整从业行为,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促进石漠化治理区的劳动力转移和产业转型,进而共同驱动了石漠化治理区的土地利用变化。     

1989~2015年武汉市城市格局时空演变分析

城市格局时空演变以土地利用变化为承载,为城市用地调控、空间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以武汉市主城为实证区,采用1989、1999、2008和2015年4期Landsat遥感影像为数据源,综合空间信息技术、用地扩张量化分析方法研究城市土地利用转换关系,测度建设用地扩张强度、弹性与方向,揭示城市格局时空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989~2015年间,武汉市主城区土地利用变化以建设用地扩张、未利用地和耕地减少为主,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张关联度高;主城区建设用地在1999年之后扩张速度明显加快,总体扩张强度逐步加强。建设用地扩张呈现时空不平稳状态,扩张主要集中在以汉阳、青山为代表的城郊过渡带区域,以及硚口、武昌等老城区的更新改造区域,1989~2008年间扩张方向以偏西向为主,2008~2015年间扩张方向以东南向为主,反映城市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空间开发政策变动的影响。     

乡村转型视域下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驱动机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的整合框架

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城郊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现象之一,是缓解乡村振兴中旅游用地矛盾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重要途径,而农户旅游行为则是推动土地旅游化利用的内在动力。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的整合分析框架,以杭州市和长沙市典型旅游村451份农户调研样本为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乡村转型视阈下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的驱动机理,以揭示新阶段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深层规律。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中存在“意愿—行为”的自主驱动、“意愿—组织支持—行为”引导驱动、“行为态度—行为”经济驱动、“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约束驱动和“情感—行为”情感驱动等五重内在逻辑关系。其中,“意愿—行为”自主驱动占主导地位,组织支持的引导驱动是衔接农户意愿与实际行为的关键动力。(2)乡村旅游经济、社会效益预期是农户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态度的重要驱动力,符合经济激励和价值追求的双重逻辑;规范信念是农户主观规范的重要因素,其中指令性规范作用较大;农户知觉行为控制中更注重对风险评估和抵御机制、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以及专业技能水平的考量;土地旅游价值功能认知与土地依恋是农户个人情感维度重要因...     

川东平行岭谷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

川东平行岭谷地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研究其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1986、2000和2007年的Landsat TM影像,辅以10 m分辨率的SPOT影像和野外调查,结合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应指数探讨了平行岭谷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空间格局和变化轨迹及其相应的生态效应。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受地形空间分异明显控制;1986~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总体特征是建设用地、水体增加,耕地减少,耕地 耕地 建设用地变化迹线占1986~2007年建设用地变化量的6647%,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以2000年后的耕地转入为主;邻近主城所在地的岭谷条带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增加快于相隔较远的其它各区;总的说来,土地利用效应的增加和强化大于恢复和减少。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主城区的通道效应、岭谷区交通线的节点效应和河流廊道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进一步的研究应揭示平行岭谷地区通道驱动效应和低山阻隔效应综合作用下土地利用演变过程和景观生态多样性的维持机制,模拟通道驱动效应与生态安全双重约束下的土地利用优化格局     

土地综合整治区农村居民社区整治模式研究——以泰安市为例

"整村搬迁"、"迁村并点"和"旧村改造"都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本文对山东省泰安市实施的农村居民社区改造模式进行了实地调查,从区位特征、整治目标、驱动机制、资金筹集机制、生活成本等角度对三种模式分别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整村搬迁"模式比较适用于煤矿开发区和交通不便地区,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农村自然条件、耕作半径、产业结构、社区规模、区位优势、生态环境、乡村文化等,合理确定新村位置。"迁村并点"模式比较适用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对农民的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然需要完善。"旧村改造"模式比较适用于居民点比较分散,小农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具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对于区域内的整体规划还需要完善。目前,三种模式总体而言,对于资金、政策、技术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政府与企业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给予农村地区更多的帮助。     

典型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预测及景观生态效应分析——以太湖上游西苕溪流域为例

以太湖上游西苕溪流域为研究区,基于1985和2002年土地利用空间数据,结合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运用马尔科夫模型和CLUE S模型,模拟了研究区2020年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斑块类型和景观水平上格局指数的变化分析, 揭示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景观生态效应。结果表明： 按照1985～2002年土地利用变化的发展趋势,未来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耕地、林地面积减小,研究区未来景观格局指数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在景观尺度上,斑块数量、边缘密度、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分维数等指标都呈增加趋势,而斑块平均面积减小,表现出景观结构破碎化、斑块形状复杂化、景观向多样性和均匀化发展的特点;而从斑块类型水平上看,各景观类型之间的景观格局指数变化差异较大,反映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干旱内流区绿洲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塔里木河流域为例

把握干旱区绿洲群乡村聚落空间规律,揭示其驱动因素,以期为新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聚落规划和管理提供依据。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景观韵律指数及计量统计方法,研究塔里木河流域绿洲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塔里木河流域绿洲乡村聚落规模差异悬殊、微小型聚落数量居多、整体呈小规模—低密度—多核破碎化分布;(2）流域上游至下游,乡村聚落密度、规模、形状、破碎化程度分异明显,空间上呈现逐次递减态势,且大小绿洲、兵地聚落差异明显;(3）聚落主要分布在海拔767~1 746 m、坡度0° ~ 4°、距河流2 km以内。交通、经济、政策、兵地体制等人文因素是推动聚落空间演变及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在塔里木河流域复杂的地势地貌及河流典型的内陆性质影响下,聚落的格局发展演变受自然因素制约较强。     

浙江省土地利用变化及社会经济驱动因素

以浙江省为例,根据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与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析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及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利用SPSS 13.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和农业科技进步是浙江省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政治经济政策的制约、市场经济的引导,也是不可忽略的因子.     

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带来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剧烈变革和人地系统的多样化发展,乡村地域的多功能价值日益凸显。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研究进展,简要分析了相关研究的主要特点与不足,探讨了今后乡村地域多功能性的创新研究领域和方向。在城乡转型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惠及和保障民生的背景下,构建并完善乡村地域多功能性研究的理论构架,科学评判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格局及演进特征,系统研究基于多功能评价的土地利用配置,深入研究乡村地域多功能统筹的长效机制等,有助于推进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深化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