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研究的起源和发展

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是近几年来从水生态的角度解决流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从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的起源和发展入手,对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基础,与相关已有研究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探讨,并对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从起源上看,承载力理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足迹理论、流域生态学理论分别是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研究的基础、落脚点和支撑。从发展上看,水生态承载力是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的有机结合和深化。从测度和评价方法上看,第一生产者的净初级生产力方法、生态足迹法、可持续发展指标法和生态系统健康等生态承载力的测度方法为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的评价奠定了基础。目前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今后不论是在理论探讨还是模型应用中均应进一步体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根本目的以及水体质、量辩证统一的规律,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空间和时间五位一体的研究方法,使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意义     

论河流保护与修复的生态目标

分析了国内外河流保护与修复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指出开展河流保护与修复工作必须首先明确河流生态修复目标。为能够实际指导河流修复和管理,生态保护目标需要量化。介绍了国外以水流情势为核心的河流生态目标量化新方法（DRIFT法）,以及对河流生态保护等级的标准划分。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建议应用“生态支持配置”概念,尽快规划我国河流生态功能分区,设定不同区位的生态保护目标和等级,确定相应的保护水平,分区、分类、分级实施河流保护与修复。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综述

本研究比较了生态安全与其他相关概念(生态风险、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对生态安全理论框架(PSR、PISR、DPSIR、DSR和DPSER)和评价方法(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人工神经网络、物元分析法、生态足迹、景观生态安全模型、数字生态安全模型)进行的总结,分析比较了各方法的优缺点,并展望了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的发展方向。     

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测度: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

拟破解生态文明测度和评价的现存难题:在指标选取方面,评价目标模糊,指标筛选的主观性强,缺乏结构化方法,导致指标泛化,与一般环境经济评价混淆;在测度标尺方面,无法确定生态文明阈值,对不同文明阶段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导致一些非生态文明区域的排名反而靠前;在应用价值方面,综合指标值失去生态经济意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排名数字,导致测度结果不便于理解和运用。为此,依据文明演化的共生理论创立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用以导出生态文明测度的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依次运用扎根理论法、PSIR及SEM结构模型、足迹家族法、Lotka-Volterra模型等工具,构建从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到二步指数的结构化耦合链。全过程始终聚焦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性:以定性科学属性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为纽带,以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定量模型为归宿点。其中,阈值用产业受力指数、生态受力指数和共生度指数3项指数进行衡量,合称为阈值指数;而绿值用1项综合反映区域产业与生态的总量、共生程度和均衡程度的绿值指数进行衡量。据此进行区域生态文明的二步测度。第一步,基于阈值指数的阶段或资格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共生性,考量被测区域是否进入生态文明门槛,"未入门"区域处于哪一个文明阶段。第二步,基于绿值指数的水平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程度,考量"入门"区域的生态文明水平。研究表明,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单纯指标体系综合法或指数函数法的缺陷和难点,而且能够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如此,不仅能够避免生态文明测度结果与物质文明"成正比"的弊端,而且能够通过从生态文明二步指数回溯至指标体系的逆向解耦,分析出导致生态文明问题的根本原因,便于提出切中肯綮的对策。     

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生态竞争力评价——以安徽省为例

生态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生态竞争力是指一个区域内的生态资源支撑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具备的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借鉴和参考相关生态环境及区域经济等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以生态环境现状、生态环境压力和主动协调能力3个方面为二级指标的生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安徽省原17个市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算术平均法等方法,对各市生态竞争力进行排名和系统分析。初步构建了以生态竞争力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其结果可为安徽省各市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农业生态资本价值评估与定价模型

农业生态资本是农韭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本文认为农业生态因资本的增值而改善,资本因农业生态的改善丽保证其受益的长期性和增值的整体性.论文从生态资本的概念入手,阐述了农业生态资本是通过自然因素和人为投资双重作用而形成的农业资本,指出了农业生态资本具有既能充分体现自然属性,又能充分体现社会属性的功能价值、补偿价值和时间价值,在此基础上,对农业生态资本价值评估的边际机会成本法、补偿价值法、总经济价值法、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净价格法、替代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等进行了有益地探讨,并借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了农业生态资本价值的评估模型,为保持农业生态资本存量非减性,良性地运营农业生态资本,促进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生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生态基础.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理论证成与中国实践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正处于从政策转换为法律的关键时期,亟需深入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内在机理和法治化路径,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进而保障全国与区域的生态安全。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以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为指导,是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在生态空间规划管控制度、生态空间分类分级管制制度和有效性评估制度中。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视角分析,生态空间规划管控制度建立统一框架,将关联性部门纳入到自然资源管理与实施活动中,进行利益的调节与分配;生态系统管理方式的灵活性角度分析,依据生态空间的弹性和承载能力的不同,采取适应性管理和缓解措施,建立分类分级管制制度;生态系统的动态性方面分析,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必须考虑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建立有效性评估制度。     

实物期权在流域生态补偿机会成本测算中的应用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流域生态补偿核心问题之一,而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中机会成本的测算是个难题。流域生态环境资源的专用性,以及自然资源自身价值的不确定性导致生态补偿额中机会成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有的机会成本测算方法中没有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金融学中的实物期权理论给出了使投资者考虑未来不确定因素,把握投资机会价值,使项目价值最大化的方法。基于实物期权理论中的二项式实物期权模型,考虑由于流域生态环境效益价值波动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构建了流域生态补偿机会成本实物期权测算模型。以新安江流域为例,重点考虑新安江流域生态环境效益中渔业效益与旅游效益未来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测算了机会成本价值,并与已有的实证调查法与对比法的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     

“双碳”目标下矿山修复规划制度的创新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创新矿山修复规划的目标和内容,保障矿山生态产业链发展。矿山修复规划的目标由土地复垦走向生态修复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趋势决定的,更是“双碳”目标任务中明确实施生态修复提升固碳功能的重要性引导的。以生态修复为目标来编制矿山修复规划,规划内容不限于将土地复垦到采矿塌陷前的可用状态,而是修复矿山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将生态产业链纳入矿山修复规划内容。对生态产业链进行专章规划,将生态修复目标融入“双碳”目标体系中,沿着“减法”的制度路径规划可再生能源产业,沿着“加法”的制度路径规划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矿山生态修复将自然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修复相结合,矿山修复规划需要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变更修复后的土地类型与利用性质,增加生态用地、补充建设用地,保障生态产业链对生态用地、建设用地的需求。在保障措施规划方面就矿山修复技术创新、生态产业链技术创新、第三方技术与资金引入等进行规划;就采矿塌陷前后农民与采矿企业关于矿山修复土地流转模式,生态修复及生态产业链建设后的验收移交方案进行统一规划。构建包容性的矿山修复规划制度,在各级政府编制矿山修复规划的制度下,积极引导在建和生产...     

论资源生态经济系统阈值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本文论述了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经济阈值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并对资源开发利用与同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阈值相协调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     

生态流量的法律表达及制度实现

生态流量制度是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保障,是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位一体”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水生态承载能力刚性约束的制度体现。目前,水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水环境污染防治由《水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做出了全面规定,而保障水生态功能实现的生态流量则作为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一个因子予以考量,这显然无法达成“维持水体生态功能”之目标。生态流量制度作为保护水生态功能的独立法律制度,应当在涉水立法中予以明确,同时形成完整的生态流量制度体系。基于此,本文对生态流量在立法中的法律表达提出制度建议,包括:①生态流量底线是为了满足流域及其周边区域原有生态系统功能所需要的水流数量以及水文过程的最低要求。生态流量底线制度包括生态流量底线的划定、生态流量监测以及生态流量底线的适应性管理。②流域生态流量协议,是在生态流量底线之上企业与政府达成的更高标准的生态流量约束,是企业与政府合作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模式;是政府、企业、社会共同保障水生态的制度体现;它在公众参与的基础上形成流域规则嵌套,通过绿色水电认证提高企业落实的积极性。③生态流量法律责任制度依据生态流量底线和流域生态流量协议为用水主体设置的不同义务,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法律责任。违反生态流量底线要求且拒不改正的按日连续处罚,体现出督促企业遵守生态流量底线要求的立法目的;仅违反流域生态流量协议而未突破生态流量底线要求的,则追究其违约责任,撤销其已享受的生态环境优惠,体现对其违背契约精神的惩罚。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Problems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s of Oil Spill in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s of marine oil spills have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threatening the marine ecological safety of China. In the event of oil spill, other than taking the necessary emergent measures aiming specifically at the damage to the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using legal means to assure that the damage liabilities are borne by the responsible persons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re also very necessary. This paper advances five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ystem for ecological legal compensation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legislation and execution of the laws on compensation of oil spill polluting marine ecosystem. These five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determination of the status of juristic action in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determination of plaintiff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determination of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legal actions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determination of assessment technical standard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scope of marin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城市滨水区景观保护的法律规制——以重庆为视角展开

城市滨水区是城市中最具活力、最繁华,也是最能体现城市景观特色与文化内涵的地段。但恰恰是滨水区之于城市发展重要的经济促动性,使得政府在规划、开发时往往过于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其生态可持续性与城市居民的公共利益。城市滨水区景观保护不仅仅是景观规划设计层面的问题,更应该从法律体系的层面对产业功能的调整,文化精神的复兴以及社会活力的再生等予以规制。因此不仅需要规划部门从整体、大局出发进行规划,维护城市景观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同时,更需要法制部门完善立法,重塑滨水区景观保护的法治理念与生态目标,形成完整的滨水区景观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从滨水区的开发管理,土地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交通模式的规制以及生态、历史文化景观维护等方面实现法律规制的保障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实施生态补偿制度是保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该文在明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原则和利益相关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上,提出并设计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平台建设思路和生态补偿运行机制。生态补偿平台建设主要包括: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交易市场平台;建立以生态补偿保险、生态补偿期货、互助基金、证券化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补偿风险保障平台;建立以相关独立认证和监测(检测)、资产评估、审计、代理等机构组成的生态补偿交易中介服务平台;建立生态补偿监管平台。生态补偿运行机制需要将法制建设、财政扶持、税收调节和保障措施等系统化:推进《生态补偿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补偿协定》的制定;完善并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制度纵向化、"环境财政"等制度;改革创新区域或专项税收制度;构建完备的生态补偿评估、考核、监督管理体系,等等。     

中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律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水资源不足和水质污染引起的水危机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制约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平衡环境、社会和经济多元利益,寻求先进的法律机制来调节平衡、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开展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上下游之间等相关方利益公平的关键所在.但由于我国缺乏生态补偿立法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目前仍面临许多问题:我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进展缓慢、法律制度滞后、部分法律法规彼此之间矛盾和相互冲突、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缺位、立法模式不适合当今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等.本文通过对我国有关涉水法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一些有关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对策,以期对中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推进和进一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所帮助.     

论我国滨海湿地综合性法律调整机制的构建

滨海湿地是我国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种生态功能。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开发利用行为造成滨海湿地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滨海湿地的保护管理和法制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法律调整机制是应对滨海湿地问题的各类调整机制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我国现行法律调整机制无法有效解决滨海湿地利用中的“公地悲剧”和利益平衡问题,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行政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相结合的综合性法律调整机制。环境治理理论的兴起和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为滨海湿地综合性法律调整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社会基础,应该通过发展滨海湿地区域的环保产业、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途径、构建滨海湿地的社区共管模式,综合运用行政指导、经济激励、公众参与等各种法律手段完善我国滨海湿地的保护管理     

天保、退耕工程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人类生存哲学的革新,是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的具体实践。其目的在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达到人和环境的协调统一,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探讨了两大工程顺利推进并充分发挥生态效益的因素：（1）加强生态文明建设;（2）坚持生态效益优先原则;（3）加强恢复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制定科学的工程评估和监测标准;（4）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5）完善工程机构建设;（6）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办法。     

湖北省"两圈"生物资源生态足迹动态分析

本文对1998-2008年湖北省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生物资源生态足迹及其组成、人均生物资源生态足迹、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和生物资源生态赤字(盈余)进行了动态分析.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圈生物资源生态足迹组成以耕地为主,其他生态生产性用地的足迹比例较小,各市州生物资源生态足迹整体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人均生物资源生态足迹小于省均值,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先升高后降低,各市州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由大到小排序为:黄冈、孝感、武汉、咸宁、天门、黄石、仙桃、鄂州、潜江,生态赤字呈增大趋势;鄂西生态圈除神农架外其他各市州的生物资源生态足迹均较大,林地足迹占主要地位,其总量对全省的贡献较大;人均生物资源生态足迹大于省均值,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呈增高趋势,各市州由大到小排序为:宜昌、十堰、襄樊、荆州、恩施、随州、荆门、神农架,该圈一直保持很高的生物资源生态盈余,但盈余值有减小的趋势.     

基于分解步骤法的浙江开化县域综合生态分区

生态功能分区涉及多种不同性质指标的综合合成过程。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解步骤法”进行生态功能分区。第一步,利用研究区的地形、植被、水文等图件资料,借助Arc GIS平台,对开化县域自然格局进行分析,从而实现生态功能区的初级划分;第二步,利用《开化县统计年鉴》及环保、农业、林业等部门提供的资料,结合开化县战略规划制定的目标,以镇级行政单元为基础,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实现生态功能区的再划分,即对生态功能区经济社会要素进一步细化。在此基础上,对各功能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出具体目标和管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