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研究

在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为不规范与整体不足，甚至农民成为直接资金的供给者．这不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而仅将“费”改“税”是不能根本解决农民负担。因此，必须对农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制度创新。     

我国中部某市农村垃圾现状调查及处理对策研究

以我国中部某农业大市为研究对象,重点调查了解其农村地区垃圾的产生来源、种类、数量、收集、清运和处理方式等具体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可行的农村垃圾处置对策。调查结果表明,该市农村垃圾产生量为1516321t/年,人均垃圾产生量为0.79 kg/天。产生的农村垃圾中62%是生活垃圾,24%是农牧业废弃物,4%是农村地区工业产业垃圾。该市农村垃圾收集清运率相对较低,仅占垃圾总产生量的50.9%,且垃圾的处理方式仍以较为落后的简易填埋为主。针对该市农村垃圾的实际情况,建议采用分类收集和处理的方法是较为经济可行的途径。     

湖北水资源现状与可持续利用战略对策

湖北省有十分丰富的过境客水资源,但自产水资源却十分有限,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地表水污染日趋严重,地下水也存在不容的污染;农业用水占大头,其节水潜力巨大;目前主要是利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利用很少;洪涝时时灾害仍然十分严重,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长远看,湖北省的水资源问题将主要是污染型短缺的问题;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对汉江中下游供水和水质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水资源     

甘肃省"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动态仿真研究

立足于生态经济理论,利用系统模型方法。构建了对有关区域发展政策的可能结果进行动态仿真的模拟实验室。对甘肃省“资源-环境-经济”系统运行规律进行探索和实证研究。旨在描述甘肃省“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可能的运行情景。为甘肃省的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参考。模型运行的结果表明：甘肃省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技术对自然资源表现为弱可替代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甘肃省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东川市生态环境现状及其改善对策

东川是我国铜矿主产地，又是泥石流灾害多发区。由于特殊地质－地貌背景和近期人类经济－工程活动，这一区域土地沙石化进程在加剧，环境质量在下降。通过实际调查并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系统地分析了生态环境现状，提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对策。     

我国新药研究开发的现状与展望

实行知识产权保护与复关的临近,给向以仿制药品为主的我国医药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向以创新为主、创仿结合转轨?新药研究与开发(以下简称R＆D)的问题非常复杂,唯有分析现状,针对薄弱、关键的环节,统筹规划,集中有限的财力与优势,因势利导才能走出困境。     

城乡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及对策研究

污染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城乡污染转移是城乡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本质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利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分别剖析了城乡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利益诉求及其在污染问题中的行为选择,解释了城乡污染转移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污染转移所导致的利益悖论,并对悖论形成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进而提出城乡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城乡污染转移表面上看是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农村家庭受经济发展水平、信息获取能力和政策影响能力的限制,更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而忽略长期环境利益;乡镇企业和污染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加快了城乡污染转移;地方政府为实现当地区域利益所采取的重城市轻乡村战略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为污染转移提供了助力。事实上,城乡污染转移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污染转移的利益悖论:转移到农村的污染危害农业生产、进而损害城乡人力资本,有悖于长期经济增长;加剧农村生态资源退化、扩大城乡差距,有悖于区域协调发展;污染转移是城市对农村、当代人对后代人环境容量的剥削,有悖于环境的公平。认为:经济主体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城乡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以及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监管缺位是造成污染转移悖论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解污染转移悖论的对策建议:统筹规划,实现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统一;整合城乡,促进区域利益和整体利益协同;强化制度创新,完善制度供给;完善制度监管,提高执行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     

中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律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水资源不足和水质污染引起的水危机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制约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平衡环境、社会和经济多元利益,寻求先进的法律机制来调节平衡、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开展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上下游之间等相关方利益公平的关键所在.但由于我国缺乏生态补偿立法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目前仍面临许多问题:我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进展缓慢、法律制度滞后、部分法律法规彼此之间矛盾和相互冲突、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缺位、立法模式不适合当今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等.本文通过对我国有关涉水法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一些有关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对策,以期对中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推进和进一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所帮助.     

涝洼农区畜牧业生产现状与发展对策—以监利县为例

分析了监测县涝洼农区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的对策。     

甘肃省旅游城市体系研究

运用主成分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甘肃省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基础设施报告（2003）》，《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标准》。甘肃省旅游局2004年对国内游客的抽样调查数据（2004），以及对甘肃省主要城市基础设施、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28项指标进行的主成分——因子聚类分析综合评价结果，得出主要城市的体系与功能评价，初步探讨甘肃省旅游城市体系，根据结果初步得出，甘肃省旅游城市体系分为，国际旅游城市——敦煌，省内一级旅游中心城市——兰州，省内二级旅游中心城市以及省内三级旅游中心城市和地方旅游中心城镇，并为各个城市的城市旅游形象和城市旅游标识体系，旅游城市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概念性规划。     

资源税率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合理确定资源税税额，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本文从计征资源税的理论基础入手，分析了现行资源税体系的不足之处，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税法规定。通过资源价值评价方法，提出了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主要矿产资源10％以上）、调整资源税的计征方法、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权限等建议和构想。     

鲁南经济带"城市走廊"战略研究

城市走廊是区域发展的一种重要空间布局方式和发展策略.鲁南经济带规划的科学、高效实施对于鲁南地区加快发展,摆脱落后局面具有重大意义.规划建设鲁南"城市走廊"无疑是实施鲁南经济带规划的必然选择,更是关键措施.鲁南经济带"城市走廊"的空间结构基本呈"之"字形态,组团式发展,可以形成区域1个核心增长极、5个圈层型中小城市群、6个三角形特色小城市经济增长带;城市走廊的轴线发展趋势为"三纵两横".建设鲁南"城市走廊",需要优化产业分工,提升区域工业化水平;优化区域空闻结构,培育核心增长极,打造小城市群,尤其需要精心打造兖州-曲阜-邹城-滕州-微山-薛城-枣庄市中区-峄城区-台儿庄核心经济走廊,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发展的良好体系;尽快建设南部东西方向快速交通干线,建立区域共建互动机制,使鲁南"城市走廊"成为区域发展、产业振兴的动力和源泉.     

基于IPAT等式的甘肃省用水影响因素分析

将经典的IPAT等式扩展为包含人口、富裕程度、用水强度和产业结构4种影响因素的用水分析等式;并利用结构分解模型,将4种影响因素对总用水量变化的贡献分解开,得到不同因素对用水变化的影响.利用模型对1999-2008年甘肃省用水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富裕程度对用水量的增加效应最大,最高为2003-2004年(21.07×108m3);而人口变化对用水量的增加效应相对较小,均小于1×108m3;尽管用水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减少用水量,但产业结构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贡献比用水效率的贡献小;此外,单纯地提高用水效率或调整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在环境约束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不仅要从提高用水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出发,实现水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更重要的是调整发展思路,摆正人和自然的位置,才能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南四湖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控制措施

近年来南四湖水质污染严重,农业面源污染是导致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的最主要因素;阐述了南四湖流域种植业、养殖业及农村生活污染三大污染源现状和危害;总结了国外对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措施及研究动态,重点评述了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解析方法,提出了农业面源污染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对南四湖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不同收入来源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由多个来源部分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收入来源各部分变动的综合反映,透过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03-2008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大小及其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此揭示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是递增变化的,已经成为影响甘肃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是目前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着缩小差距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却不容轻视.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完善城乡间收入再分配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些启示.     

江西省农业生产要素错配测度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西省2007～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借鉴经典要素错配模型,测度省内11个地级市农业生产要素错配,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要素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3类农业生产要素错配中,总体要素错配最大,其次是资本错配,劳动力错配最小。从空间分布来看,各地市要素错配存在较大差异,劳动力错配离散程度先减后增,资本错配和总体要素错配离散程度降低。时间上来看,各地市3类错配均经历了先增后减的变化过程,要素错配有所改善,部分地市在测度期内要素错配波动较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支农财政、工业化水平、农业劳动力占比、人均化肥投入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要素错配,而人均耕地规模正向影响了要素错配,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未充分发挥。为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应着重改善资本错配,继续完善支农财政金融政策,提高其与区域资源禀赋的耦合度,鼓励生产要素回流到农业部门,优化要素投入配比,充分发挥农业规模经营的优势,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Quantitative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which include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fixed asset investments. The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which is the deep cause affecting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China i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From the quantitative and mechanism analysis,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affected by the current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in both a positive and passive manner. As a whole, it is negative as far as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concerned. The result of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verifies that the current finance and taxation system has an effect on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The article presents some suggestions: add financial budget revenu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distribute the land transfer rent reasonably, and make use of the land transfer rent to improve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现行财税体制下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实证研究

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受到人口、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财税体制是影响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更深屡次原因。通过数量关系的初步观察和作用机理分析说明我国现行财税体制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存在正反两方面作用，总体来看，对耕地资源保护不利。计量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我国现行财税体制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存在显著影响。揭示了其影响的方向和大小。根据研究结果，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增加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合理分配土地出让金比例和科学使用土地出让金等相关政策建议。     

山东省水资源利用研究

山东省水资源可利用形势严峻,2002-2008年水资源总量已不能满足全省总的供水需求量。预测2020年山东省的水用水需求量为256亿m3,已经超过了全省水资源总量的数值,处于弱不可持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