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辩证系统观

本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用辩证系统的观点发挥资源整体效益和功能的重要性，提出应该树立资源系统观、资源辩证观、资源层次观、资源发展观、资源动态平衡观、资源价值观、资源开放观和资源法制观     

现代资源科学研究的趋向

现代资源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向: 一、全球性资源科学研究从个体、局部走向一般和整体,日趋国际化和全球化。现代资源科学研究的“全球性”趋向,可以说是资源科学固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特点在空间尺度上的充分体现,是资源科学研究日益国际化和全球意识增强的必然趋向。1984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成立,1955年更名为“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资源科学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继60年代IBP计划后,70     

树立系统的资源观：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

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决定了资源是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可持续发展最终目标订立的重要着眼点,树立科学的资源观则是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长江岸线江苏段资源及其合理开发利用

本文应用遥感技术,结合地面调查和测量资料,建立长江江苏段江岸变迁,航道水深变化,护岸工程和岸线资源利用等数据库,在GIS支持下开展地理信息图谱研究,对长江岸线资源和利用现状进行调查评价,分析岸线资源利用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提出江苏省长江岸线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     

江汉平原土地资源诅咒效应研究

将资源诅咒的研究领域由传统的矿产资源转向土地资源研究问题域,以近10a江汉平原18个县(市)的统计数据为依据,运用诅咒系数对其进行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发展滞后的荆州市所辖的监利县、江陵县以及其他7个县市的土地资源诅咒系数大于1,确实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且江陵县与监利县还属于严重诅咒区。通过对选取指标作进一步的计算分析,得出导致其产生资源诅咒的原因主要为:以土地资源为依托的农业没有得到高效发展,而受到发展观念与投入等束缚,其二、三产业发展同样滞后。根据影响资源诅咒地区产业发展的具体因素,有针对性地给出化解土地资源诅咒的对策建议,为今后资源诅咒地区打破诅咒束缚,持续快速发展指明方向。     

中国自然资源消耗与国家资源安全变化趋势

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与付出一定环境代价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 ,未来我国将处于世界发展格局的工业文明边缘极 ,注定将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 ,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更为敏感 ,我国对国际自然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强 ,其它国家的“中国威胁感”增强。鉴于上述基本趋势 ,中国未来资源安全以不出现重大资源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 ,在争取资源安全策略方面应采取的方式为 :①逐渐调整我国社会经济结构 ,使之适应自然资源短缺的现实 ,使整个经济体系资源利用效率化 ;②科学地养护我国现有自然资源基础 ,提高自然资源供给能力 ,使其免遭不可恢复的破坏 ;③全面增强各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积极建造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外国资源的国际秩序。     

论国内外资源安全立法趋势及我国立法模式的选择

资源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和我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资源安全是在某种状态下资源供给与需求相均衡的一种状态。我国资源立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但并未确立资源安全的立法指导思想。资源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下，我国资源安全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进行资源安全立法，构建资源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本文介绍了全球资源危机和我国所面临的资源安全形势，分析了国外资源安全立法动态，提出了我国资源安全立法的模式选择，并对资源安全（基本法）进行了框架结构设计。     

资源所在地的利益补偿机制初探——以油气田资源开发为例

油气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资源所在地为国家建设输出了大量的能源,本地的经济发展却依然处于落后状况,导致目前资源所在地出现了种种矛盾和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资源所在地的利益补偿机制所致。以油气田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现状为例,指出目前的利益分配中主要存在资源所在地税收分配收益少、开发带来的生态污染补偿缺失、油气田项目征地补偿过低、资源开发没有促进资源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等问题,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管理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构建利益补偿机制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益向资源所在地倾斜、实行生态补偿、创新征地补偿方式和资源就地转化的政策建议。     

长江三角洲耕地资源态势与保护对策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与环境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耕地资源锐减,而后备耕地资源却短缺,人地人粮矛盾更加尖锐,已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特点与耕地资源的变化态势,并提出了相应的耕地保护措施。首先,要严格控制非农用地,确保基本农田,其次要采用经济手段,建立保护耕地的经济机制;此外,还要     

我国资源储备的现状和对策

资源储备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本文在阐明资源储备必要性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我国资源储备的现状，进而提出我国应该建立和完善资源储备制度     

矿产资源计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矿产资源的价值由矿山级差地租和矿山绝对地租构成,指出了矿产资源的特点决定了矿产资源计价不能采取地租“资本”化的形式,而应按年消耗资源的数量计取并提出了矿产资源计价的基本模型。     

资源所在地的利益补偿机制初探——以油气田资源开发为例

油气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资源所在地为国家建设输出了大量的能源，本地的经济发展却依然处于落后状况，导致目前资源所在地出现了种种矛盾和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资源所在地的利益补偿机制所致。以油气田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现状为例，指出目前的利益分配中主要存在资源所在地税收分配收益少、开发带来的生态污染补偿缺失、油气田项目征地补偿过低、资源开发没有促进资源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等问题，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管理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构建利益补偿机制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益向资源所在地倾斜、实行生态补偿、创新征地补偿方式和资源就地转化的政策建议。     

国家资源安全及其系统分析

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影响资源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结构、质量、数量、空间、价格、技术、制度等。分析了国家资源安全的主体目标导向性、实现过程可调控性、发展演化的长期性、空间层次差异性和系统内外互动性等特性。构建了包括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政策法律等子系统在内的国家资源安全的系统分析框架。运用PSR模型，进行了国家资源安全系统动力学分析。     

资源的优势陷阱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途径

本文以资源优势陷阱效应以及资源型经济转型模式为研究主题。首先讨论了资源型产业的经济学特征，剖析了资源型区域的经济症结及区域发展隐患，揭示了资源优势的陷阱效应和资源型经济的本质，接着，重点研究了竞争优势生成模式，产业结构代谢模式和企业转型嬗变模式。     

基于二元水循环理论的水资源资产化管理框架构建

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所有的水资源产权制度,在水资源的实际管理中存在多级代理和管理者短视行为等问题。水资源资产化管理作为解决管理者短视行为的重要措施引入到水资源管理中,然而由于相关理论的不足,相应措施沦为缺乏监督的政府间行为,并限制水资源资产市场机制的形成。本文考虑到水资源的多重功能,以及水资源资产与承担支撑社会经济功能的社会水循环通量的内涵一致性,将二元水循环理论引入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框架构建中去。本文根据资产的定义和水资源的功能界定了水资源资产的内涵,并发现其与社会水循环通量的重合,提出这部分水资源可以作为水资源资产进行管理,并总结了二元水循环耦合水资源资产化管理中的水资源资产界定、监管体系、用途管制以及产权界定方面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辨析了水资源资产管理与水资源管理的关系,认为水资源资产管理与传统的水资源管理组成水资源管理,水资源资产管理弥补了传统水资源管理上的不足。在分层管理上,提出传统水资源管理作用于宏观、中观管理,水资源资产管理作用于微观管理的机制。此外,根据二元水循环理论中的社会水循环过程,将其权属进行分解,并结合各部门的社会水循环机制对水资源资产化管理进行了设计。     

我国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森林资源概念向森林资源资产概念的演进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人与自然关系逐渐从单纯索取向相互依存转变的实际表现。对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研究，对于优化森林资源资产配置，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研究认为我国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产权意识、产权界定、产权管理和产权制度评价体系等方面上。在对其深层次原因和加剧“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负面影响作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存在问题的对策：提高行为主体的产权意识和生态意识；重新对森林资源资产产权进行科学和系统的界定；明确森林资源资产产权主体的责权利边界；建立新型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森林资源资产产权管理体制；健全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变动管理制度；建立森林资源资产补偿机制；建立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动态评价体系。     

Examination of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stage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are variou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Using the method of location quotient, this paper identifies and classifies the intensive regions of three types of mineral resources, known as coal, oil and natural gas, respectively. The intensive regions of economic growth were also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rate of per capita GDP growth at prefecture,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cit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mine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different, for exam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oal resource is positive,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oil resource, or natural gas resource is negative.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economic growth of Xinjia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ilst natural resourc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growth, and can make a negative impact on growth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such as investment, manufacture, human capital,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 innovation. Moreover, it studies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that is, the effect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the other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calculate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growth for each transmission channel, and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growth. The calculated result of comprehensive effects indicates that the positive direct effects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growth are shown to outweigh the negative indirect effect of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论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法律制度的再协调

2014年11月,国家财政部发文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费率降为零,在实质上"取消"了这一费种。从财政部的本意来说,此举是为了清费利税、减轻矿产开发企业负担。但从性质来说,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国家让渡所有权的对价,其费率降为零将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且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是由《矿产资源法》所规定的,财政部变相取消全国人大立法确定的费种,这一行为缺乏法理基础,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资源税费的定位混乱是这一问题发生的根源。笔者通过法理分析和历史沿革考察发现,长期以来,由于立法者没有意识到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价值内涵,错误的将其划归行政事业性收费序列,导致其在整个资源税费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进而使得长期以来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偏低,无法充分体现国家利益。而资源税的定位混乱也是其在实际运行中偏离了其级差调节和生态补偿的既定轨道,这具体体现在资源税的计征方式与税收收入使用的不合理上。在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被降为零后,资源税的税收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一般预算收入无法发挥矿产资源补偿费专款专用的效果,这一举动势必对生态治理造成不利影响。资源税改革刚刚拉开大幕,笔者建议在未来的资源税改革法律路径上应当构筑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法律规范确定二者的应有地位,同时改革二者的计征方式,将回采率系数纳入资源税征收的考量因素中,并将资源税收入作为省内财政收入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矿产开采地的生态治理。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矿产资源补偿费为核心的资源税费体系,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