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政治嵌入、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

当前需要充分调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更需要清楚识别不同类型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文章以6 144家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包括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其次,基于外部视角,实证检验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再次,从内部视角实证检验企业政治嵌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进一步检验政治嵌入与外部融资联合对环境规制与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企业政治嵌入和外部融资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2)企业政治嵌入能够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其对绿色产品创新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3)企业政治嵌入与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联合调节作用,即高政治嵌入、低融资约束条件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最为有效。这意味着,经济的绿色复苏离不开有效的环境规制,要尽可能降低外部融资约束来满足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在提高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需要提高企业的政治...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针对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本文运用收敛理论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敛散性。传统上利用单位成本或产出的污染治理费用表示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存在有偏性,本文基于单位污染排放的污染治理费用测算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Theil指数和收敛检验模型,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收敛性质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1)一些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其污染强度未表现出相应的强关联性。(2)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M"型变化趋势,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3)泰尔指数及其分解还表明,污染行业内部的子行业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很大,且是造成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最主要来源。(4)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长时段的σ收敛和较短时长的俱乐部收敛的同时,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低规制行业向高规制行业看齐,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向各自的稳态水平靠近,此外,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收敛速度慢于清洁行业。(5)企业规模成长和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环境规制水平。(6)对收敛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提升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扩大,即两者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具有提升效应,但无促进其收敛的作用。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并为下一阶段实施更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支撑。     

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从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两方面分别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构建基于CD生产函数的空间面板模型,考察1999-2008年土地投入对中国和东、中、西三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由于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本身和投入要素的空间相关性,空间Durbin模型分析结果比普通面板的分析结果更加可靠;②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贡献率为36.63%;③土地投入的空间溢出效应远不及资本、劳动力投入的溢出效应,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空间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69,0.337和0.503;④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土地贡献率与经济水平成反比,东、中、西部地区土地贡献率分别为23.21%,51.47%和54.61%。研究结论:①制定土地政策时应优先投入资本及劳动力等要素,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增长;②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应实行差别化的土地政策:东部地区应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中部地区应严格控制土地投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西部地区则仍需依靠土地投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条件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

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中国农业分省污染排放量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78-2008年环境规制条件下省际农业TFP增长及其源泉进行实证分析,将农业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条件下农业TFP取得了一定增长,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贡献,环境技术效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时间趋势上大致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②从资源、环境与增长的统筹兼顾来看,农业TFP及其增长模式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要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可能处于失衡状态;③以三大直辖市为代表的东部省区和西部青海、贵州和宁夏等边远省份直接主导着“农业环境技术创新”;④是否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对农业生产率核算会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导致政策偏误.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的影响分析

以中国工业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分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兰个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采用非参数数据包络法(DEA)中的径自效率测量方法(radial efficiency measure)为主要研究方法,分析了在1998-2005年期间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的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指定的研究期间,环境规制使得中国工业技术效率提高,但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三个地区之间受环境规制影响的差异较大,其中东部为环境规制所付出的成本最大,即东部为环境污染所付出的环境成本最高,这也是为何从九十年代开始,污染物从东部往中西部转移的原因;从受污染物影响的角度来看,因控制废水而引起的生产力损失大于因控制SO2而引起的生产力损失,即对于中国工业,废水的环境成本大于SO2的环境成本.另外,从研究结果中也可知,在中国现有的生产方式下,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有一定难度,所以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是当务之急.     

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发展评估

有关绿色发展评价和指标研究已成为绿色经济研究中的前沿领域和重点.该文旨在将绿色发展的评估研究延伸至工业领域,进而为监测、评估和诊断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提供支撑.该文首次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界定了工业绿色发展内涵,认为工业绿色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促进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提供更多、更好工业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需求的同时,通过绿化工艺系统和生产过程、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发展绿色新兴产业,最终协调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鉴此,本文认为可以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衡量工业绿色发展的进展,这为开展工业绿色发展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应用中,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文围绕绿色生产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评估结果显示,2005-2010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年均改善幅度为9.5％,反映工业生产正实现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但改善速度逐年下降,表明未来亟需挖掘新的节能减排潜力;分地区看,天津、北京、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是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较好的地区,但各个地区的优势均有所不同,其中天津在工业水资源利用居于领先,北京在工业土地资源方面较为落后,广东在工业能源利用的表现突出;宁夏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原因是工业能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较为落后;同时,“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均有所改善,其中广西以年均19.7％的水平居于领先.总体来看,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改善幅度有较大差异,意味着各地区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同,有必要对不同地区采取分类管理方式,以有效促进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复合污染指数的省级环境技术效率测算

在环境问题,特别是当前复合污染问题愈加突出的背景下,运用科学方法对复合污染程度进行量化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个省份的环境技术效率,可以为制定相关政策、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提供重要依据.该文尝试用熵值法及污染物权重系数调整构建复合污染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29个省区市2003 - 2009年间复合污染状况、区域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的环境技术效率有较大的差异,东部省份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为落后.绝大多数省份的环境技术效率值随时间变化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我国“十一五”中后期经济发展模式的逆转,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行业发展过快,2005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69％,显现出过度工业化的特征.直观分析可以看出,环境技术效率的变动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环境技术效率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大小的影响较大.     

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影响研究

我国粮食生产在实现了"十一连增"之后正面临着城镇化所带来的资源约束和环境挑战,如何实现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以1994-2012年我国29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方向距离函数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测算框架,对我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值进行了测算,并对不同阶段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城镇化细分并设置了人口城镇化指标、土地城镇化指标、产业发展城镇化指标和生态环境压力城镇化指标,利用所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94-2012年城镇化加速期,我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生产与环境的协调度要优于粮食平衡区,但是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生产环境在逐步恶化,粮食平衡区则在逐步好转;2人口城镇化有利于粮食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提升,对粮食主产区则相反。土地城镇化、产业发展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压力城镇化不利于全国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3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功能区差异性。     

欧盟环境规制对我国家电出口的绿色壁垒效应

运用引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文献可以分为三类:考察总体的环境规制严度对双边贸易流量总量的影响,不针对行业和具体产品;考察某行业的环境规制严度对该行业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不针对具体产品;考察具体的环境规制措施对相关产品的进出口的影响。其环境规制严度的测度有横向赋值法、横向指数法及限量法。本文采用引力模型,对我国空调、显示器、真空吸尘器、电吹风机、微波炉1990年至2006年向欧盟十国的年度出口量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合并考察欧盟EMC、ROHS与WEEE及生态标签对我国家电产品出口是否产生壁垒效应。本文拓展出环境规制严度变量的纵向赋值法,按规制措施的影响强弱对环境规制严度变量赋予不同的增加幅度,在时间序列数据中如何对先后实施多项环境规制措施进行计量分析的问题取得突破。结果显示:所考察的欧盟环境规制措施对我国五种家电产品的出口已构成绿色贸易壁垒。这一结果为欧盟环境规制构成绿色壁垒的论断提供了经验分析的证据。     

基于省际数据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

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将有助于寻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最适环境规制强度,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保障.本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综合考虑衡量环境规制的投入与产出的各项指标及其数据的可得性因素后,构建并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同时运用2004-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而是正U型的关系.为此,我们认为,本文结论能够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遵循成本说还是创新补偿说提供合理的解释.最后,我们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的状况,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是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认为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优势,进行创新投资,用以弥补遵循成本说的劣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

随着全球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并将其设定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然而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和FDI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等却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这一关联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问题,引发人们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的担忧.尽管公认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会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和总量的增长是否会对我国环境产生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就这个问题,目前研究都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贸易污染转移理论模型相结合,推导出FDI污染转移模型,得到结论认为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垂直型FDI的确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了验证该理论模型,本文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确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革与毛皮鞣制业、造纸业等重度污染行业,这与我国的绿色发展路径是相悖的.因此,我们建议我国需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在行业层次设定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进入.     

基于环境效应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研究

以2003 - 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年末从业人员数和能源消费为投入指标,行业总产值、SO2排放量为好和坏的产出指标,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考虑环境效应的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并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考虑环境效应的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但远低于不考虑环境污染时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技术进步是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分行业看,重工业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显著高于轻工业行业,且行业内部差异显著;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垄断程度高、进入壁垒高的行业,增长率较低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外资水平、资本深化和市场竞争对轻工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大对重工业提高能源效率有积极作用,外资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重工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     

中国工业绿化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工业生产是现代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带来环境污染的重要产业。本文对中国工业增长的绿化度进行了考察。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2005-2009年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结果表明2005-2009年这5年间全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上涨,平均环境污染指数从2005年的0.208上涨到2009年的0.267,就地区差异而言,环境污染指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指数平均为0.340,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0.241和0.154,这与东部地区工业较为发达存在密切关系,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粗放式特征;其次,应用DEA方法在综合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的基础上测度2005-2009年中国各地区工业增长绿化度,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平均为0.689,远高于中部地区的0.435和西部地区的0.496,而且,"十一五"以来,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工业增长正在积极向绿色转型;论文还应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中国工业绿化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经济开放都会对工业绿化度产生积极的效应。因此,为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中国需要进一步为技术的研发、扩散搭建顺畅的渠道;积极推动产业融合,获得协同收益;有效吸引清洁外资,开展绿色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