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城镇化的问题及对策选择

考虑到城镇化是我国未来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也是推动我国低碳发展转型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在文献调研和专家研讨的基础上,从空间布局、规划、城市建设等领域分析了我国当前城镇化进程高碳排放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规模城镇化特点较为突出,存在盲目做大城市经济总量和提高城镇化水平的现象;城市空间蔓延增长矛盾突出,城市规划在理念、指标和内容设置等领域均不能满足低碳发展的需要;与城市建设密切相关的能源、建筑运行、交通领域未形成有效的低碳发展模式,城镇地区能耗密度过大且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城镇建设低质低效、节能潜力未有效挖掘,低碳的公共交通模式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为积极推动低碳城镇化,本文建议以建立针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总量约束和控制制度、健全低碳发展相关的法律标准体系、改变传统规划理念促进城镇空间布局低碳发展、将低碳发展指标融入城市规划体系、完善城镇化低碳治理模式等方面为着力点,在满足人民生活品质合理提升需求的同时有效控制城镇化过程中的碳排放,破解城镇化道路中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快速上升带来的能源资源约束和生态环境问题,使推动低碳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     

南京低碳经济定量研究

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的碳排放是当今中国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是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研究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阶段及演化特点,发现30年来,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呈现波动反复的特点,扩张负脱钩3次,较高能源消费的经济增长形式-扩张连接4次,经济发展实现与能源消费较好脱钩的弱负脱钩1次,强脱钩4次,其余为弱脱钩.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Moon-Sonn,建立了南京经济增长预测模型,并探讨了不同发展模式下南京未来50年低碳经济水平及碳排放量演化规律,预测了不同低碳经济水平下南京碳排放量和峰值出现的时间.研究结果显示,按现行经济模式,南京2050-2060年碳总量增加速度逐步减缓,约在2058年左右实现碳总量的负增长.50年内南京市预计为扩张负脱钩和扩张连接,难以实现稳定的离水平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设定最优能源强度参数的模式下,南京迅速实现稳定强脱钩的低碳经济,碳释放量EKC曲线呈现倒U型,2015年左右即达到峰值.综合各种因素,南京近几年将延续模式l的增长模式,在2020年左右实现向模式2转变,其碳释放量约于2028年前后出现峰值.     

基于LMDI的区域产业碳排放脱钩努力研究

随着全球变暖形势的不断加剧以及能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人类迫切需要一种能满足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型经济模式,代替以高能耗高污染为特点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被广泛认为是继工业革命后改变全球经济的又一次革命浪潮。低碳产业不仅是低碳发展的重点内容,也是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我国终端能源消费的90%直接发生在产业部门,巨大的能源消费总量,加上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产业部门的碳排放管理势必成为中国低碳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运用LMDI分解法和Tapio脱钩指标分析了1996年到2015年间中国区域产业增长和CO_2排放的脱钩弹性和脱钩努力程度。结果表明:(1)各区域的产业碳排放都呈现显著增加趋势,其中增幅最大的是位于北部沿海的河北和山东。从排放结构来看,制造业在1996年所占比重最大,但部分地区的交通碳排放在2015年超过制造业,成为最大的碳排放源。(2)从全国层面看,"九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呈现弱脱钩,"十五"时期呈现为扩张链接状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十二五"时期,西北地区呈现出扩张负脱钩。(3)各地区都做出了脱钩努力,其中,北京做出的脱钩努力最大,青海和宁夏做出的脱钩努力最小。从各脱钩努力指标来看,能源强度的贡献比较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基本没有显著效果,甚至阻碍了部分地区脱钩的实现;人口规模一直未做出脱钩努力,尤其是在发达的人口密集区。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依然是未来我国实现脱钩的重要途径。     

中国深度脱碳路径及政策分析

《巴黎协定》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进程,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目标要求。对中国来说,如何尽快推动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不仅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战略目标的核心任务,更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经济、社会、能源和重要的终端能源消费行业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通过"自下而上"的模型方法考察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和领域的深度碳减排潜力,并基于详细的技术分析提出了中国中长期的深度脱碳路径。研究表明,在深度脱碳路径下,中国将顺利完成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的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和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此后非化石能源发展进一步加速,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达到44%左右,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耗能行业的低碳转型进一步加速,2050年碳排放回落至2005年前水平,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90%以上。为实现深度脱碳,本文从强化碳排放总量约束和相关制度规范建设、完善产业低碳发展激励政策、加强相关市场机制作用、倡导低碳生活和消费等四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供决策者参考。     

山东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利用山东省统计年鉴数据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公布的碳排放计算公式和碳排放系数,对山东省2001-2010年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一次能源消费由2001年的11 649.88万t标准煤增长到2010年36 357.25万t标准煤,年均增长12.05%;碳排放量由2001年12 308.17万t增长到2010年30 881.45万t,年均增长9.64%,由煤炭引起的碳排放量占73.09%;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1.21 t/万元下降到2010年0.78 t/万元,年均下降4.23%。针对山东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现状,提出了相关建议。应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改变高耗能的发展方式,积极促进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地级城市碳减排目标实现时间测算

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使得中国城市碳减排工作日益重要。基于《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提供的方法,从各项能源消耗、工业产品生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和城市绿地碳汇等四个方面测算了中国100个城市2002-2012年直接碳排放总量,根据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曲线将它们分成了高、中、低碳三类城市,分别包括10,36,54个城市。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针对不同的碳排放城市类型构建了2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轨迹遵循倒"U"型,但是各城市间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包含至少五种:高-高碳城市呈现正"U"型发展轨迹,其余四类的发展模式都呈现倒"U"型,特别是中碳城市群;这四类发展模式存在不同的碳排放-经济发展曲线,存在不同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但是,低碳城市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倒U关系不是非常显著。利用该模型结果,基于各城市人均GDP发展速度,测算了各城市未来人均碳排放拐点和碳排放总量拐点的到达时间。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各城市仍然按照2012年前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发展,那么仅有44%的城市能在2030年前顺利达峰。因此,达峰时间比较长的城市必须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当中高碳城市类的人均碳排放峰值下降10%或者低碳城市类下降20%时,基本在2030年达峰。     

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

为推进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的绿色转型,实现交通运输业发展与碳减排的协调共进,将Tapio脱钩模型和LMDI因素分解法相结合,分析了长江经济带2004～2018年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与交通能源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以及脱钩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 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总量与人均碳排放量均呈上升趋势,石油类能源消费碳排放占交通碳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95.51%;(2)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脱钩以“弱脱钩”为主,部分年份出现“连接增长”和“扩张负脱钩”,脱钩状态稳定性不高,长江经济带交通业经济发展整体上仍未摆脱对交通能源碳排放的依赖;(3)交通行业规模、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对长江经济带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起抑制作用,交通能源强度与能源结构对交通碳排放脱钩起促进作用,其中经济增长效应是阻碍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促进交通能源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提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交通能源消耗结构、推动科技创新以及加强交通需求管理等相关建议。     

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Tapio脱钩模型、面板数据的滞后期工具变量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面板协整检验、滞后期工具变量法和碳排放峰值预测,使用1995-2012年的18年长面板数据,研究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思路是先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中部各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之间的关系,找到中部各省的个体差异和共性,接着检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在确定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滞后期工具变量具体考察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与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关系,归纳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和中部六省的基础数据预测碳排放峰值的到来时间。得出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集约到粗放再回到相对集约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六省人均GDP增长对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弹性还很大,即人均GDP每升高1%,碳排放总量会上升1.246 7%;中部六省存在碳排放和碳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火力发电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和碳强度产生正的影响,前后两年间火力发电比例每提高1%,中部六省内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将分别提高0.505 1%和0.370 3%,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利于中部六省的碳减排工作,前后两年间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研发强度代表的技术进步每提高1%,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将会分别降低2.286 1%、3.845 3%和48.167 6%,碳强度将会分别下降1.919 4%、3.163 0%、48.996 4%,城镇化和地区开放程度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影响是一致的;目前各省均已越过碳强度峰值,但还远未越过碳排放峰值。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强化中部六省碳减排的协同合作和跨区域治理,打造中部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中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中部六省很有可能提前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Tapio脱钩模型、面板数据的滞后期工具变量法的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Tapio脱钩模型、面板协整检验、滞后期工具变量法和碳排放峰值预测,使用1995-2012年的18年长面板数据,研究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思路是先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中部各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之间的关系,找到中部各省的个体差异和共性,接着检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在确定两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滞后期工具变量具体考察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与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关系,归纳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和中部六省的基础数据预测碳排放峰值的到来时间。得出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经历了由弱到强再到弱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经历了一个由集约到粗放再回到相对集约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部六省人均GDP增长对人均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弹性还很大,即人均GDP每升高1%,碳排放总量会上升1.246 7%;中部六省存在碳排放和碳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火力发电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和碳强度产生正的影响,前后两年间火力发电比例每提高1%,中部六省内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将分别提高0.505 1%和0.370 3%,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利于中部六省的碳减排工作,前后两年间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研发强度代表的技术进步每提高1%,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将会分别降低2.286 1%、3.845 3%和48.167 6%,碳强度将会分别下降1.919 4%、3.163 0%、48.996 4%,城镇化和地区开放程度对中部六省的碳排放影响不显著,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影响是一致的;目前各省均已越过碳强度峰值,但还远未越过碳排放峰值。在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强化中部六省碳减排的协同合作和跨区域治理,打造中部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中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中部六省很有可能提前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城镇化与碳排放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特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求实现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统一,还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因此,从不同维度城镇化视角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其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的碳排放量,运用熵权法对表征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整组变量压缩,然后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省域间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基于STIRPAT模型分别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三个维度下的碳排放影响因子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碳排放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经济因素助长了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各城镇化维度下,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碳强度对本省份及相邻省份的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在经济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各省份间的碳排放具有"逐顶竞争"的特征。不同城镇化维度下,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最大,土地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从反馈效应来看,在人口城镇化维度下省份间碳排放的"逐顶竞争"特征最为明显;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城镇化维度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相邻省份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21世纪中国城市化方式转变与对策研究

21世纪之初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面临一些新形势 ,必须重新定位城市化战略。本文指出加快城市化步伐 ,重视发展大城市 ,促进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市 ,是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正确选择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时期的城镇化是一个融合人口、土地与经济的复杂系统,不能从单方面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归纳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衡量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过程,研究不同时空城市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状态。结果显示,1998-2009年12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城镇化驱动力量不同,协调发展度也处于上升状态,从衰退发展阶段(1998-2003)逐渐发展到过渡阶段(2004-2005),最后到达协调发展阶段(2006-2009);在空间分布上,以2009年为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区域分异明显的特点。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     

关于我国农村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与金融支持

农村城市化作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下。就地城市化是适合国情的合理选择。需要通过以政策性金融机构长期信贷支持为主体、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长期性资金投入为辅助的机制。建立政府政策扶植、市场资金支持的政府主导型的混合型金融支持体系,探索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径。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城市化:中外对比与中国发展模式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城市化进程成为新世纪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大战略抉择，本文通过对中外城市化进程的时空差异的比较和中国具体国情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城市化趋向与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城市化有阶段性，集聚扩散性、不平衡性和与工业化的互动性等基本规律，表现为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模式，呈现多元化、集群化、国际化、网络化、生态化和逆城市化趋势。根据这些基本理论和现实情况，作者提出了加快中国城市化，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六项政策建议。     

基于圈层建设用地密度分析的中国主要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

基于圈层建设用地密度分析,提出了城市扩张核心度指数;通过计算城市扩张核心度指数和城市扩张强度指数,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27个主要城市距城市中心不同距离区域的城市扩张的时空模式。研究发现:(1)1990~2010年,大部分城市核心度指数不断降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与国家区域政策密不可分,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1990~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核心度值减少幅度较大,2000~2010年则是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降低明显。总体上看,西部和东北部城市的核心度指数要高于东部和中部的城市,结构更加紧凑。(2)城市扩张最活跃的地方总是出现在核心区边界附近,并不断向外推移。(3)城市的形态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1990~2000年,一线城市扩张的强度和范围远大于其他城市;2000~2010年,二三线城市的扩张强度和范围明显增加。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逐渐由单中心扩展向多中心协同发展转变,而经济相对落后西部城市和东北部城市,城市结构比较紧凑,保持着单中心的城市形态。     

经济波动与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研究

城镇化对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过快和过慢均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关键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控制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以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确定最优城镇化规则,诊断当前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可为落实新型城镇化,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建立了附加城镇化变量的后顾型宏观经济模型,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基于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的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决定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速度主要对宏观总需求产生影响,而土地城镇化速度既影响总需求也影响总供给;最优城镇化速度规则对总产出缺口负反馈,对通胀缺口正反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模拟了1990-2013年间最优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应的总产出和通胀波动情况,模拟结果显示: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具有逆经济周期的特征,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经济过度繁荣时城镇化应减速,经济衰退时应加速城镇化,我国历史上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会小幅度降低城镇化进程和总产出的平滑性,但会大幅度抑制通胀波动,总体来看使总福利损失下降约三分之一;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超前速度过快,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速度过慢。建议"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根据宏观经济波动情况适当控制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推进土地城镇化,提高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促进最优城镇化规则发挥其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