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基于城市层面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前沿研究关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却普遍忽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并未重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历年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征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皆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绿色转型,但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而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却逐步提升。②受地区自身产业特征和政策影响,地区污染产业锁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显著抑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轻资产型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力度则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③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增强,即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而言,研发人员投入的技术选择偏向则呈现东部地区较强,中西部地区较弱的趋势,表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由依靠经费投入的粗放型研发转变为依靠高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为此各地区应重视研发绿色技术选择,合理配置绿色研发资本,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转变。     

基于物质平衡原则的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分析

基于物质平衡原则,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构建了Malmquist碳生产率指数,用以考察碳排放绩效的动态变化。通过该指数的分解,碳排放绩效的变化被分解为技术效率效应、技术变化效应和配置效率效应,从而揭示了提升碳排放绩效的三个重要途径,即技术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改善。应用上述分析框架,论文分析了1997-2012年期间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的动态变化及主要来源。结果显示,在全国平均水平上,研究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碳排放绩效总体上增长较快,碳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5.8%;碳排放绩效增长的主要来源为配置效率的提高,其次为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下降起到了抑制作用。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增长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增长相对较缓。而且这种地区差异还有扩大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慢于东部地区,而技术效率下降的速度快于东部地区。论文还实证检验了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为了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作用,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化程度、能源自给率对碳排放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外贸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能源价格对碳排放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国有化程度、人力资本对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价格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外贸开放度、能源自给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结果,论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效率的调节机制

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高区域创新效率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区域经济收敛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回归模型,以2009-2012年中国大陆30个省级经济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了由RD研究机构数、RD经费支出、RD人员全时当量组成的创新投入因子,由规上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规上工业企业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规上工业企业技术消化吸收经费组成的知识溢出因子,由专利申请授权数、国外主要工具检索科研论文数、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增长、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组成的创新产出因子,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创新投入、知识溢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创新要素投入、知识溢出会显著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其中创新要素投入因子的回归系数为0.72,知识溢出因子的回归系数为0.23;知识溢出会显著正向调节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由知识溢出因子、创新投入因子构成的调节效应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9,即创新要素投入在知识溢出的调节下,会进一步提高创新产出水平,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其调节水平可能与区域创新系统成熟度以及地区教育水平密切相关。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和建议:第一,需进一步加大区域创新要素投入建立合理的创新激励机制。第二,应鼓励企业技术购买与引进,引进人才,增强企业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第三,需加强区域创新网络集群系统的构建,通过空间聚集使创新网络系统的知识溢出循环效应最大化,提高区域创新效率。第四,应加强政府、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间官产学研合作以及企业间的互动合作,使知识要素在区域内最大化发挥溢出作用,有效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实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     

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的研究——基于包含R&D投入的SBM模型的分析

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已开始显现,鉴于此我国亟需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型。本文基于研发驱动理论,构建了包含研发投入的SBM模型,测算了我国区域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增长率,并借助Tobit模型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东部地区传统要素和创新要素的利用效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三大地区传统要素的无效率来源有差异,东部地区主要来源于资本,中部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西部主要来源于能源;2中部地区全要素增长率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效率改善对中、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3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关系,对外开放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关系。RD来源和RD结构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提高基础研究投入。而中西部地区政府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强化应用研究。     

研发投入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基于城市层面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

前沿研究关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却普遍忽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并未重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历年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征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皆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绿色转型,但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而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却逐步提升。②受地区自身产业特征和政策影响,地区污染产业锁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显著抑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轻资产型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力度则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③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增强,即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而言,研发人员投入的技术选择偏向则呈现东部地区较强,中西部地区较弱的趋势,表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由依靠经费投入的粗放型研发转变为依靠高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为此各地区应重视研发绿色技术选择,合理配置绿色研发资本,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转变。     

补贴时点对新能源研发创新的影响与区域差异

根据政府补贴和研发活动的时间顺序划分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手工摘取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更贴切实际。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出发,理论上剖析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直接及通过研发投入间接影响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然后建立面板Tobit模型分别基于全国和东、中、西部样本检验其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直接路径和中介过程前、后路径上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事前补贴能较好地缓解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既能通过促进研发投入(事前补贴每增加1元,新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将增加1.12元)间接提升创新绩效,也能带动先进资源进入而直接提升创新绩效(1.20×10-7)。而因事后补贴发生于研发活动之后,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有限,但能激励企业管理者加强研发创新管理而直接促进创新绩效(3.72×10-8)。(2)因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了事前补贴对企业自身研发资金的挤出效应及创新管理的难度,因而对事前补贴影响创新绩效的中介过程前(-2.13)、后(-4.96×10-7)路径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3)因中、西部地区财政补贴对新能源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及企业低水平的研发创新效率,财政补贴通过研发投入促进创新绩效的中介路径受阻,而事后和事前补贴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分别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显。(4)适度的环境不确定性能促进东部地区事前补贴对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且更能突显西部地区事前补贴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但负向调节中部地区事后补贴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因此,建议从整体上加大事前补贴数量、降低新能源行业的环境不确定性,但不同地区应采取差异化的具体措施,如加大中部地区的事后补贴数量,适度提高东、西部地区的环境不确定性水平,加强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活动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提高中、西部地区新能源企业的竞争力及研发创新效率。     

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及对我国的启示

加拿大重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的科技创新,在全联邦范围内营造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国民支持"的良好创新氛围,形成了"以科技创新支撑环境产业发展,以环境产业促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鲜明环保特色,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三者协同发展、相互制衡、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子,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中,存在着创新能力不足、产学研合作薄弱、产业化乏力等问题.本文通过中加比较,探讨了我国实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对策思路,即政府应完善环保法规政策、健全环保标准和管理体系;应增加科研投入,建立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化投资体系和环境科技的产业化发展;应选择重点领域实现优先发展,突破瓶颈产业;应重视合作创新,加强部门合作,科研机构合作以及国际合作.     

共享投入关联视角下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差异研究

绿色创新是突破当前资源环境约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实现中国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有必要分析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确定差异形成的具体环节及制约因素。本文考虑创新资源在两阶段的共享关联性,并将单位GDP的工业碳排放量和"三废"污染物纳入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框架,利用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测度200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和成果转化效率;根据企业绿色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将各省份企业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分为4种类型;最后,从企业特征和区域环境等方面,利用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分析和检验两阶段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均值分别为0.794和0.904,绿色研发效率明显偏低;东部和西部企业绿色研发效率均值相对较高,而中部地区效率损失缺口高达30.6%;绿色成果转化阶段,东部地区接近于最优水平,中西部地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2)各省份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分类发现,低绿色研发低成果转化型企业占20%,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还有46.7%的企业在绿色研发(或成果转化)阶段效率损失较大。(3)创新氛围、产学研合作、环保投入强度、外商投资有利于企业绿色研发效率的提升,绿色研发效率与知识产权保护(IPP)呈U型关系;成果转化效率与企业规模、政府支持、环保投入强度均负相关,而与IPP呈倒U型关系,当前IPP的加强有利于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最后提出营造公平的创新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执行污染排放限制标准等建议。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碳排放效率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增强我国的整体实力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碳排放,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资源耗用等问题,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负面影响,经济快速发展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矛盾也与日俱增,为此降低碳排放,提高碳排放效率,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文章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的方法,从生产要素出发选取城市化率、人均道路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第三产业比重、八大耗能行业比重、RD经费投入强度、环保投资指数、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等九个相对量指标作为投入要素,将单位碳排GDP产出作为产出要素,计算并分析我国30个省域2006年和2011年的碳排放效率。分析结果显示:30个省域中只有北京、河北、上海、宁夏、新疆的碳排放效率是下降的,其他省域的碳排放效率都是上升的,而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针对不同省域碳排放效率的不同发展趋势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

基于碳减排治理全球变暖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讨了碳交易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及企业减碳优化策略。通过匹配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及所在地区数据,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总体衡量碳交易对企业要素投入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运用平行趋势、滞后两期、工具变量及安慰剂,检验碳交易双效模型的稳健性,并利用三重差分检验是否存在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造成差异化影响。最后运用中介与调节效应方法,检验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并考察了绿色创新、市场化与政府补贴影响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碳交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碳交易促进碳减排,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但同时也显著正向影响资本生产率,促进企业利润与收入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创新、市场化和政府补贴显著的调节影响下,对碳交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碳交易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双赢,碳交易的作用在于依次实现碳减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协同尚处于“遵循成本”阶段。因此,要建立一套集市场化、政府奖惩和绿色创新为核心的碳交易体系,进一步健全绿色低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绿色创新补偿,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绿色技术转化率,优化绿色产业结构,完善配套环保标准和管理规范,诱导企业完成“创新补偿”的蜕变。     

中国碳交易下的工业碳排放与减排机制研究

中国工业的高能耗投入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碳排放的急剧增加,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肩负着巨大的减排责任。为了探索减排方式,中国自2013年先后在7个省市建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研究碳交易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科学评价政策,为全国工业碳交易市场的推行提供合理的建议。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规模工业碳排放数据,首先分别采用DID和PSM-DID方法考察了碳排放交易对工业碳排放和碳强度的影响,其次在使用SFA测算出各省规模工业能源技术效率和能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探讨了碳交易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影响大小。结果发现:(1)碳交易对试点地区规模工业的碳排放量和碳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分别使二者下降4.8%和5.2%;(2)碳交易分别使试点地区的工业能源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显著提高0.03和0.08;(3)碳交易发挥作用的机制与规模工业的能源技术效率有关。能源技术效率的减排效应大于能源配置效率的增排效应,最终导致政策具有减排作用。这些结论说明,想要推进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并使其长期发挥减排作用,必须要加快碳交易市场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包括碳价机制和配额分配机制等,使市场交易与政府调控有效结合;淘汰落后产能,增加研发投入,鼓励工业企业使用新技术;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倡导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     

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     

自主研发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环境问题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进行测度并发现提升动力显得尤为重要。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方法进行测度,其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获得方向性距离函数优势并提高测算效率。在中国工业能源效率改善的动力方面,由于缺乏对中国工业自主研发和资本形成内生性特征的认识,现有研究难以揭示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微观作用机理。鉴于此,本文采用在Malmquist指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中国工业部门1997-2011年的能源效率变化,然后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自主研发和工业资本影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内生检验模型,并采用系统矩估计(GMM)方法重点检验了自主研发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在1996-2011年的改善率达到9.7%。其中,技术进步的整体均值为-0.56%,技术效率的整体均值达到15.3%,反映出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生产前沿面在不断退化,而中国工业能源效率距生产前沿面的距离在不断缩小。在计量检验中,发现企业研发支出更容易改善全要素能源效率,而政府研发支出容易抑制全要素能源效率。在分样本检验中,政府研发对重工业技术前沿面移动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但是对轻工业技术前沿面移动的促进效应不明显。资本形成显示出抑制中国工业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倾向,而资本深化则发挥着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认为应该在能源技术等重工业共性应用领域加大政府研发资助力度;在轻工业领域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资助体系,通过市场力量传导研发需求压力;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高技术资本等方式改善中国工业资本结构和质量。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碳排放减排路径及模拟调控

本文通过分析供给侧要素与碳排放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构建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预测未来中国碳排放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设置4种不同的发展情景方案,通过调控供给侧资本、劳动力及创新等要素分析预测不同情景方案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GDP增长率年均6.5%的情景下,按照现有系统行为规律,至2025年中国碳排放量预计将达到300 669万t。(2)通过增加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升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以及加大科技投入等路径均能够使得碳排放呈现不同程度地下降;其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增加对碳减排作用最显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降低和增加1%,碳排放预计将下降5.95%。(3)资本、劳动力及创新等要素综合调控下,能够实现GDP增加的同时碳排放量下降,预计下降到286 284万t。     

基于环境效应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研究

以2003 - 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年末从业人员数和能源消费为投入指标,行业总产值、SO2排放量为好和坏的产出指标,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考虑环境效应的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并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考虑环境效应的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但远低于不考虑环境污染时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技术进步是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分行业看,重工业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显著高于轻工业行业,且行业内部差异显著;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垄断程度高、进入壁垒高的行业,增长率较低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外资水平、资本深化和市场竞争对轻工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大对重工业提高能源效率有积极作用,外资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重工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     

基于三阶段DEA与Malmquist指数分解的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的合理有效使用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对2010~2014年11省市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因素以后,纯技术效率均值和综合技术效率均值被低估,规模效率均值被高估,投入规模不足是扼制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瓶颈。同时,东中西部省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差异显著,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格局。通过对Malmquist指数分解可知,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技术变化值的演变趋势基本一致,反映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对技术变化的严重依赖。因此,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科技投入和知识创新,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     

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考虑碳排放的中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轻工业16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

将轻工产业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7—2016年我国轻工产业1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分析了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行业差异,并通过对轻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分解发现:全部行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与非农产品为原料两大类行业组技术效率指数总体上呈现出围绕着"1"上下波动的趋势,都经历了一个被拉伸的W型变动轨迹;技术进步指数走势线基本一致,均呈现出一条被拉伸的N型变动轨迹。还可以得到技术进步因素是轻工产业各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农产品为原料轻工行业技术效率明显低于非农产品原料轻工行业,而农产品原料行业技术进步指数略高于非农产品原料行业。利用系统GMM等计量方法从轻工业细分行业角度对我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以及分解项绿色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行业规模因素与轻工产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负相关,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但是在统计学上都表现为不显著;禀赋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产权结构因素与轻工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及分解项显著正相关;能源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研发水平因素对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其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外资规模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精准识别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经验证据,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将排污函数引入厂商的生产函数,基于市场化水平,构建数理模型识别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统计1997—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考察市场化总指数及其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数理证据。研究发现:①市场化总指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路径,这一结论在总样本和区域样本间均成立,证实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意味着样本各个地区均获得了由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②总样本层面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方面指数长期来看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存在积极作用,但产品市场发育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非一致性;③市场化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这一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对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均产生显著且正向的推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最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对东中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则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因此,必须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释放市场在绿色发展中的制度红利。各地要依据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立足区域禀赋优势,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空间计量

本文基于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测算了我国1998-2011年的省际CO2排放效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效率达到生产前沿后在投入或产出方面所做出的改动最小。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性以及空间相关性,最后运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平均碳排放效率显著高于内陆省份。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走势相对平稳,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出"U"型曲线的走势,并且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省际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而空间LISA图则表明省际碳排放效率不仅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特征,同时也有空间异质性的表现;经济规模、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效率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企业所有制结构以及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有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对于将来中国提高碳排放效率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着重调整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同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加强政府的碳减排工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