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影寻踪的广东省资源环境绩效评估与分析

采用基于投影寻踪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PP）,对2007年广东省各市的资源环境绩效进行了评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全省资源环境绩效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呈现珠江三角洲地区高于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沿海城市高于内陆城市的特点,与广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在各项指标中,工业固废排放绩效的权重较大,落后地区应特别注意加强环境保护和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工业固废排放;REPIPP与人均GDP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并不完全由人均GDP决定,必须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科技创新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强环境保护等综合措施来提高资源环境绩效水平。     

重庆市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

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在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重庆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实证分析，旨在针对性的为进一步改善该市投资环境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并为投资环境的理论研究提供方法参考。     

外来物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外来物种风险评估是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识别外来物种风险基础上,遵循重要性、系统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原则,建立了由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和指标层参数构成的外来物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提出了指标量化、权重设置、综合模型建立和风险等级划分的方法。     

高校校园绿化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借助有关景观指数构建高校校园绿化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绿化面积、空间格局、结构特征以及性能评价等4个层面着手，建立与其相对应的评价指标分体系；并设立相应的压力指标、状态指标、改进指标；最终为评价高校校园绿化环境提供新的思路，也为高校校园绿化环境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重要生态功能区典型生态服务及其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科学评估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服务是管理者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对促进重要生态功能区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依据生态服务的空间转移特性,探索提出了重要生态功能区典型生态服务的概念与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频度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重要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洪水调蓄等典型生态服务的评估指标体系。结果表明：在指标体系中,影响水源涵养服务的主要是土壤质地和降水量;影响土壤保持服务的主要是植被覆盖度和丰富度指数;影响防风固沙服务的主要是植被覆盖度和大风时速;影响生物多样性服务的主要是植被景观多样性指数;影响洪水调蓄服务的主要是湿地容积和降水量。土壤、植被、地形和气候等生态因子是重要生态功能区典型生态服务产生与发挥的重要基础。     

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贷款建设工程的环境评估大纲

1988年10月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环境委员会编制了《OECF环境评估大纲》,供借款一方规划和编制工程项目的环境报告时使用.本文介绍了16项工程类别中其中几项环境评估的具体条款及其内容.     

化学品环境暴露评估模型研究进展

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化学品生产使用引发的环境问题,研发了一系列环境暴露预测模型,包含了点源暴露到面源暴露各种排放模式,局部暴露、区域暴露及洲际暴露的各种预测尺度,筛选评估到确认水平的不同评估层级,用于评估化学品的潜在风险。本文从模型功能、机理出发,综述了化学品环境暴露评估涉及的排放估计、水/土/气、多介质以及食物链评估模型,以期为推动我国化学品环境暴露模型的研发提供参考。     

化学品环境暴露评估模型研究进展

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化学品生产使用引发的环境问题,研发了一系列环境暴露预测模型,包含了点源暴露到面源暴露各种排放模式,局部暴露、区域暴露及洲际暴露的各种预测尺度,筛选评估到确认水平的不同评估层级,用于评估化学品的潜在风险。本文从模型功能、机理出发,综述了化学品环境暴露评估涉及的排放估计、水/土/气、多介质以及食物链评估模型,以期为推动我国化学品环境暴露模型的研发提供参考。     

环境预警系统在天津开发区环境质量评估中的应用

应用环境预警系统，对TEDA1998－2001年环境质量进行分析、评估与预测，通过评分得到TEDA水环境、大气环境、噪声环境和整体环境的预警结果，对预警结果进行分析表明：TEDA综合环境质量1998年出现较差状态预警，1999年、2000年和2001年综合环境质量均未出现警值，这说明天津经济开发区环境状况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Reliability of Indicators of Decline in Abundance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indicators of endangerment (i.e., whether populations or species meet criteria that justify conservation action), their reliability has rarely been tested. Such indicators may fail to identify that a population or species meets criteria for conservation action (false negative) or may incorrectly show that such criteria have been met (false positive). To quantify the rate of both types of error for 20 commonly used indicators of declining abundance (threat indicators), we us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derived from historical (1938–2007) data for 18 sockeye salmon (Oncorhynchus nerka) populations in the Fraser Ri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We retrospectively determined each population's yearly status (reflected by change in abundance over time) on the basis of each indicator. We then compared that population's status in a given year with the status in subsequent years (determined by the magnitude of decline in abundance across those years). For each sockeye population, we calculated how often each indicator of past status matched subsequent status. No single threat indicator provided error‐free estimates of status, but indicators that reflected the extent (i.e., magnitude) of past decline in abundance (through comparison of current abundance with some historical baseline abundance) tended to better reflect status in subsequent years than the rate of decline over the previous 3 generations (a widely used indicator). We recommend that when possible, the reliability of various threat indicators be evaluated with empirical analyses before such indicators a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need for conservation action. These indicators should include estimates from the entire data set to take into account a historical baseline.     

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碳排放测算方法,计算了除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外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5-2010年的碳排放量,并选取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3个指标,运用多指标面板数据聚类法,将各省份划分为高、中和低碳排放区域:高碳排放区域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和宁夏,低碳排放区域包括北京、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和青海,中碳排放区域包括天津、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河南、贵州、甘肃和新疆.分别对3类地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GDP进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GDP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高、中和低碳排放区域的理论曲线拐点分别为人均GDP 41 046、50 219和47 049元.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碳排放总量还将继续增长,但GDP的增长速度大于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碳排放强度会继续下降.     

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进展

建设生态城市是一种国际趋势,也在中国受到关注。为了监测评估城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有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文章讨论了生态城市的特点;评述了国外的3类指标体系和国内采用世界银行“真实储蓄率”指标在城市一应用研究,提出了建立这类指标的一些原则与方法。     

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指标与进展

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的态势,200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了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即"到2010年大幅度降低全球、区域和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文章分析了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的产生背景和主要内容,讨论了2010年目标评估指标,阐述了全球和国家层次的2010年目标实施进展.最后,展望了202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及其战略重点、实施支持机制.     

三江源国家公园不同草地土壤微生物功能基因的差异性分析

土壤微生物在陆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探索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类型地上植被特性和地下土壤环境与土壤微生物功能基因之间关系,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高寒草原、高寒沼泽化草甸及高寒草甸3种典型草地类型为研究对象,利用基因芯片(GeoChip 5.0)技术测定其微生物功能基因丰度,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3种草地类型地上群落结构和地下土壤环境存在差异性,其中高寒草原物种多样性指数、pH值较高,沼泽化草甸中土壤含水量、微生物量碳、地上生物量、土壤速效氮含量较高,高寒草甸中则是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较高;(2)3种高寒草地类型的碳循环、氮循环、磷循环、有机修复的土壤微生物功能基因丰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这些功能基因的丰度在高寒沼泽化草甸最高,高寒草甸、高寒草原次之;(3)地上植物物种多样性虽对功能基因丰度变化的解释率(r2)在57.1%-61.2%之间,但统计学上不显著(P>0.05),而微生物基因丰度随地上生物量的增加而增加,且解释率(r2)为77.5%-80.0%(P<0.05)。在pH、土壤含水量、土壤微生物量等地下土壤环境因子中,pH对功能基因丰度存在显著影响(P<0.01)解释率在83.4%-87.5%间,且土壤微生物功能基因丰度随土壤pH的增加而降低;土壤含水量、土壤微生物量对土壤微生物功能基因丰度的解释率分别为81.9%-83.1%(P<0.05)和76.8%-86.2%(P<0.05),微生物功能基因丰度随这两者含量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进一步运用RDA分析发现,pH、土壤微生物量、地上生物量是影响微生物功能基因丰度的主要因子,其中土壤微生物量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有机质又是通过地上植被凋落物沉积所得到的。因此,地上植被特性的自上而下控制因子影响了土壤环境中自下而上的控制因子,间接的影响了微生物功能基因丰度。由此得出,地上植被特性和地下土壤环境因子共同作用控制了微生物功能基因丰度使其出现差异性。     

加拿大森林可持续管理标准和指标评介

介绍了加拿大森林可持续管理标准和指标的产生过程 ,详细介绍了该标准和指标的特点和其中的 6个标准、若干个要素、指标等 ,结合我国的实际分析了该标准和指标对我国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唐山生态城市建设核心指标体系与评价

以我国东部沿海重工业城市—唐山市为例,通过分析其背景及发展特色,应用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评价法构建了一套唐山生态城市建设核心指标体系。体系主要包括4类1级指标、13类2级指标和49类3级指标,同时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得出唐山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生态化水平。结果表明,唐山市现阶段已经处于较高的生态化水平;2015年综合指数值可望处于Ⅰ级生态化水平,基本达到生态城市标准;且有望在2020—2030年建成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生态化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