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0年江西省城市化发展及其空间演化

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是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因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综合作用的结果。以2000～2010年为时间研究尺度,江西省10个县级市和70个县为研究区域,运用评价指标体系法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等研究方法,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工具、GeoDA软件和Spass16.0等软件对江西省县域城市化发展特征及空间格局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表明：（1）江西省城市化发展处于传统的“广度普及型”城市化向“深度推进型”城市化的转型期;（2）但是大部分县市的城市化水平还偏低,城市化水平有两级分化的演变趋势,存在“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梯级变化格局;（3）全省低城市化水平的地区空间收敛趋势明显,赣北呈现高城市化水平极化趋势,赣中与赣南则是随机化明显。研究结论对推进江西省城市化发展进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武汉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动态模式及其驱动机制

基于遥感和GIS技术获取了武汉城市群3个阶段(1980～1990、1990～2000、2000～2010年)的城镇用地信息,采用景观扩张指数、间隙度指数和相关分形维数分析了该地区城镇用地扩展的基本模式、空间形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主要结论：（1）城镇用地扩展基本模式呈现差异,第一阶段以边缘式和飞地式扩展为主,第二、第三阶段以边缘式扩展为主;（2）城镇用地空间形态处于演化变动中,第一阶段城镇用地扩展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城镇用地分布呈现“均一化”,第二阶段城镇用地扩展显著趋缓,增长空间相互分离,以中心城市的孤立扩展为主,第三阶段城镇用地扩展呈现“首位式”“集中化”趋势,武汉市中心性显著增强,核心-外围差别显著,局部范围的空间融合初露端倪;（3）城镇用地扩展经历了多点“开花式”均匀扩展期、散点“离心式”缓慢扩展期和集聚“首位式”快速扩展期,这种差别化的城镇用地扩展模式与空间形态演化主要受国内外发展环境、国家发展战略、城市建设方针以及土地管理政策的综合影响     

基于层次分析的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价

“两型社会”建设是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理性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级指标体系,对武汉城市圈2006~2010年“两型社会”建设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分析显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显著,不仅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区域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总体水平也明显提高;但也存在资源节约建设力度不大、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和城市圈内部各城市“两型社会”建设不均衡等问题,需要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社会发展进度、发挥武汉市向外辐射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等对策加以完善     

安徽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协调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对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格局进行分析,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实证,选择2005、2010、2015年3个时间节点,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协调指数等方法,分析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1）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变异系数较大,公路交通变异系数较小,二者区域内部差异明显;（2）安徽省公路交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在空间上呈现由“Z”型向“V”型转变继而转向“Z”型的分布格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局部波动,在空间上表征出典型的以合芜马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3）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程度整体由协调向失调转变,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发展主导类型,以协同型和交通滞后型为主。 关键词： 公路交通;经济发展;时空格局;协调性;安徽省     

基于力学平衡模型的乡村转型均衡发展判别方法研究

社会经济 生物自然 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 耕地 农村居民点”3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乡村转型发展。以该3要素为研究对象,提出基于力学平衡模型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的评价方法,并综合应用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 Landsat TM影像解译数据及2006~2020年规划修编数据,分析了江苏省乡村地区转型变化的特征规律。研究表明：江苏省各县（市区）乡村地区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偏离发展情况;偏离度空间上呈现极角苏南<苏中<苏北,极径苏南>苏中>苏北的规律;农村居民点扩张成为乡村转型均衡发展的最重要阻碍因素,这根源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三元”结构社会体制,目前“生产空间较好的实现了转型,生活空间和身份空间依然滞留在乡村地区”,现阶段的乡村转型发展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必须实现向“以人为本”发展方式转变     

“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1990年以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时空演替]——基于县域尺度单元的分析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 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土地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价

评价系统发展协调性的“协调判别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先为系统的各子系统选择一些有代表性又可用一定指标度量的要素，按一定标准将要素分作满意与不满意两类，统计加总各类要素的数量，以之作为度量用的综合指标，并经归一化处理得各子系统的“状态数”；再将这些子系统与一定的“状态空间”对应，在此空间中利用“状态数”确定子系统所属系统的“状态点”及“完全协调线”；然后分别计算状态点与协调线的距离（偏离度）、状态点与原点的距离（优化度），借助它们便可评价各子系统发展的同步性及相应系统的协调性。以此方法对通州市由土地利用、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3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进行的协调性评价表明，“协调判别法”具有含义明确、简单、较客观、易操作、可比性强的特点，适用于评价复杂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     

“红三角”地区城镇体系结构分形研究

分形维数是刻画城镇体系结构的有效参数。将“红三角”地区分成韶关、郴州、赣州三个城镇体系，分别测算各个城镇体系的Hausdorff维数、空间关联维数及牛鸦维数比、随机集聚维数。测算结果表明:①赣州、郴州两市的中等位序城市较多，人口分布比较均衡，而韶关市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差异明显，人口分布差异程度较大，韶关市区人口规模大，具有较强的垄断性；②各城镇体系中的城镇有集中到某一地理线上的趋势，具有轴线特征，同时整个地区的交通网络比较完善，整体通达性好，但城镇体系空间关联程度不够紧密；③各城镇体系空间分布呈现集聚性特征。最后对“红三角”地区城镇体系建设提出了发展次级中心城镇、加强区域空间结构轴建设、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和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旅游地居民对于“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特征——以九寨沟旅游地区为例

以九寨沟为案例地,利用CFA结构方程验证集体记忆信息建构特征。研究表明：（1）九寨沟居民关于“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特征可以从社会交流、媒体宣传、生活场景、事件记载等4个维度进行测量;（2）“广播电视节目”的路径系数最大（1.31）,说明居民主要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获取自然灾害认识,它是当地居民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主要来源;（3）潜变量中“事件记载”和“生活场景”的相关系数最大（0.93）,“媒体宣传”和“社会交往”的相关系数最低（0.29）,这与当地恶劣的自然生活环境和同质化社会背景下社会管理者意愿有关系;（4）“广播电视节目”的残差（e4）方差较大,说明其信息来源多样且内容丰富,它是集体记忆出现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镇体系演化时空特征

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986～2007年各市县（区）非农业人口资料,应用位序规模法则、ROXY指数、城市影响力等多种定量方法,结合相应定性分析,系统研究了其城镇体系发展中的规模结构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处于缓慢分散趋势中,中等城市数量的显著增加,非农人口集聚重心从传统大城市逐渐向中小城市转移;上海是区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且影响力远超过本区域范围;以上海为中心,沪宁、沪杭、长江为轴线形成较显著的城市影响力圈层结构,江苏的兴化、高邮地区以及浙江杭州西部、台州等广大地域受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弱;〖JP2〗上海-苏州-无锡形成内部联系紧密、层级结构模糊的一体化“城市区域”,既是长三角的“核心区”,也是城镇连绵发展的高级形态;尽管在二线城市中缺乏规模优势,南京与杭州因地理位置发挥了突出的区域带动作用,实际上承担着区域副中心角色;围绕核心区与两个副中心,长三角构筑成“>”型城镇发展主轴     

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开发影响区域的资源开发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金沙江下游是我国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南地区生态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西电东送”骨干工程的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四大水电站均分布在这一江段。通过对该区域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该区域农业资源丰富多样,矿产资源分布广泛且优势矿种地位突出,旅游资源待开发潜力巨大,但是资源开发却面临着勘探开发程度不够、浪费污染严重、资金交通制约和生态环境脆弱等几大问题;（2）区域产业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水平低,部门结构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业占主导,林牧业和特色产业有待进一步开发,产业发展面临着部类和区域不均衡、结构矛盾突出以及效益低下等问题的困扰。在此基础上,提出该区域必须以梯级电站和水能开发为契机,切实抓好移民工作,立足资源优势,主打“特色”和“品牌”战略,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并重,寻找区域资源开发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长江流域开发建设和综合治理新模式的探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生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探讨了生态产业运行的经济发展原则、生态友好原则和产业优化原则,建立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城镇2007年城镇辐射力模型,并根据区域经济开发“点-轴”理论,分析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要实现从“点（南昌） 圈”式发展模式向“双核（南昌 九江）双轴（沿路和沿江）多动力”发展模式转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政策建议,即要做到区域内严格的空间开发管制和和谐的财政转移支付;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新型工业;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要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泛长三角人口流动网络及其特征研究

作为中国人口流动最活跃的泛长三角地区,其人口流动特征与规律无疑具有典型代表性。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5年春运百度迁徙数据,引入复杂网络分析中的度、中心度、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等概念模型,运用GIS网络分析以及Gephi网络数据可视化处理分析软件对泛长三角人口流动复杂网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兼有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特征的泛长三角人口流动复杂网络已经形成。（2）该网络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形成了以上海、苏州、杭州、南京为中心的“一主三副”多核心网络。上海、苏南、以及浙东北地区网络联系较强、关联程度较高;浙西南和皖北地区网络联系较强,但关联程度较低;苏北、苏中、皖中以及皖南地区网络联系较弱、关联程度较低。（3）在研究区域内,流入人口呈现“Z”形和“M”形空间分布。上海市始终是人口“净”流入状态,江苏省人口流入以区域内流动为主,浙江省以省外流入为主,安徽省是人口净流出大省。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归纳总结发达地区人口流动特征、丰富人口迁移的有关理论,另一方面也为科学判断泛长三角人口流动趋势、实现人口有序流动、促进区域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区位分布特征及其演化

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城市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上海大都市区1995年以来物流企业属性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区位商、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及协同区位商等测度方法,探究各类物流企业的区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定位不同的影响,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区域各类物流企业的时空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正由“中心布局”转变为多“核心-边缘”模式,在中心区集聚极化的同时,郊区外围也集聚分布了大量物流企业,城市物流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张;（3）货代类和综合物流类企业通过信息共享、服务零库存等因素,促进企业间的共位选择;其他类型物流企业由于地域分工、企业选址分散,则出现了区位互斥现象。研究揭示了上海大都市区物流空间区位特征,既补充了城市物流的理论研究,也为今后城市物流业和物流设施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MCR模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及优化模式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为例

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是实现布局优化的基础,也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为例,利用GIS技术分析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现状,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实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从而为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实施和村镇建设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金牛湖街道农村居民点现状在整体上存在“布局松散、面积零碎”的问题;各村（社区）之间地域差异明显、分布不均衡;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沿“低坡度、低高程、交通便利”地带分布的显著特征;（2）按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程度,可将金牛湖街道划分为5种适宜性分区。其中,高度适宜区占街道总面积的165%,总体上能满足农村居民点用地需求;（3）基于农村居民点现状分析及适宜性分区结果,将各村（社区）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内部整改”、“逐步迁村并点”3种优化模式,并从宏观层面上提出优化路径     

江苏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基于1990～2005年的年度数据,运用“脱钩”和“复钩”理论,协整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辨识和分析了的能源消费总量、电力消费和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耦合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0年,江苏能源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处于弱“脱钩”状态,进入2000年后,二者呈现出扩张性“复钩”趋势。研究同时还发现江苏的能源消费总量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表现出能源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了当前能源是影响江苏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江苏在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战略等方面应当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     

基于ESDA-GWR的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形态转向宏观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重要构成正成为我国经济中低增速“新常态”下城市与区域重构竞合格局、提升位序-规模、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利器”。以浙江65个县域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测度-时空辨识-因素剖析”逻辑脉络,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2003~2015年其演变特征、空间效应与影响机理,以期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表现为低水平均质空间向市辖区首位型城市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多中心”的非均衡空间极化演进;其次,体系结构符合Zipf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内部六大行业空间集聚呈现以信息服务业为龙头的“三大梯度”层级分异形态;再则,全局空间存在自相关性但溢出效应微弱且渗透不均衡;最后,其地理过程、格局实践表征被验证为是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成熟度等多重因子非线性共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时空演变;浙江     

江苏省沿江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与转移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针对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实施以后，制造业空间可能存在的变动，在整理和分析调查问卷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专业化指数和基尼系数2种方法来定量分析江苏省21个沿江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和转移态势。结果表明：（1）2002~2006年江南沿江开发区通过向江北沿江开发区转移部分传统产业，逐渐形成了江南沿江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和江北沿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围”的空间分工格局；（2）江南沿江开发区内部、江北沿江开发区内部尚未形成良好的分工关系；（3）受开发区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政策、本地化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并未发现理论预期的普遍存在的产业集聚现象，仅纺织服装、石化、电力、塑料橡胶等产业呈现集中趋势.     

嘉陵江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

认识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特征是科学决策、促进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嘉陵江流经的主要县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度量嘉陵江流域经济发展的10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揭示流域经济差异,并用Geoda软件提供的空间分析方法揭示流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异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并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性;流域内基本形成了“点 轴”式空间结构,且存在两个明显的经济热点区--绵 渝“双核区”,以及一个较大的经济盲区,即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边缘区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流域空间经济分异的主要原因,提出盲点区与热点区的发展策略,防止流域内“极化”效应加剧,为缩小流域经济差距,促进流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基础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