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与农户受偿意愿

从耕地资源价值出发,测算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并基于湖北省孝感市和潜江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得到孝感市和潜江市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分别为1 449 695.76、1 784 296.17元/hm~2;农户所期望得到的耕地损失补偿标准远低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出来的理论值,两市农户对耕地损失的平均受偿意愿额度为336 197.95元/hm~2,可以农户受偿意愿为主、耕地农业生产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为辅,制定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标准;受教育程度对补偿标准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对农地整理事业的认知程度,进而促进我国农地整理事业的发展;土地权属调整是解决农户耕地损失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农地整理项目土地权属调整工作需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并以农业现代化作为土地权属调整的目标。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及区域差异研究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具有公共产品特征,其绩效评价不仅需要从"生产面或供给面"入手,还应从"消费面或需求面"展开。农户使用满意度是土地整理项目绩效的终端评价,对于改善项目绩效、促进农村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意义更加重大。从农户满意度视角,构建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问卷调查和顾客满意度评价法(CSI评价法)对我国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及其区域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我国土地整理项目农户满意度绩效值为4.12,总体上处于"优秀"水平等级;②存在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户自身特征引起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区域差异和农户差异;东、中部地区项目的绩效总体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区。③当前土地整理项目总体上在降低生产成本、后期工程管护等2个指标绩效水平表现不足,是今后土地整理项目建设中需要着重关注和改善的方面。研究结果为我国土地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农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48个国投项目为例

从农村土地整理的内涵及现实情境出发构建投入产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对浙江省已竣工验收的48个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效率水平进行测度,借此深入分析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的治理绩效以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改善我国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结果显示:(1)浙江省48个国家投资项目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851、技术效率均值为0.903、规模效率均值为0.936,说明项目总体治理绩效较好,但项目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2)超效率分析发现,杭州北部、宁波南部和温州东南部等自然和社会条件较好地区的项目绩效水平较高,衢州西部和奉化西南等丘陵地区绩效水平较低;(3)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生态防护林种植数量、灌溉渠系长度、土地平整土方量、田间道路长度等工程投入过量,作物总产值增加量、单位面积涉及人口数、植被覆盖率等产出不足是导致绩效不高的主要原因;(4)DEA分析法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绩效分析法,有助于从技术改进和规模调整角度来理解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内涵。根据结论,提出应该从生产技术上增强项目投入产出的转化能力,以改善绩效水平。     

基于物元模型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与案例研究

随着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普及和土地整理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日益显著,对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理论、方法及实证研究意义重大。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在界定土地整理项目绩效内涵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流程逻辑”框架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物元分析法建立了物元评价模型,并以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土地整理项目为例,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物元评价模型适合用于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综合评价显示永康市石柱镇项目总体绩效水平为“较差”,绩效值为0.014 4。单指标评价显示:该项目只有4个指标绩效水平达到“良好及以上”,1个指标处于“一般”,其他的都处于“较差”水平;研究项目区的绩效水平主要受耕地面积增加率、土地利用提高率等9个因素影响。永康市在今后的土地整理项目建设中应该针对这些绩效影响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不断改善项目的整体绩效水平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评价

选取四川省21个市(州)2011-2015年以来3 601个项目为研究对象,构建立足区域特色的"4E"绩效评价体系,运用TOPSIS法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1)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总绩效值为0.4536,市(州)的绩效水平极差较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区域差异;(2)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绩效水平有较大影响,尤其是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绩效水平具有强相关性(R=0.77570.433=R_(0.05,19),两者显著相关);(3)本文以综合绩效观为基础展开评价,改进TOPSIS法体现了绩效评价的多目标特点,易于发现区域差异特征,具有一定适用性。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民投资意愿及额度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筹措是保障后期管护效果的重要前提。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受访农民对后期管护的认知状况和投资意愿,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后期管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支付意愿分布,测算受访农民的平均支付意愿额度。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身份、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耕地经营规模、非农收入比例、对后期管护工作内容的认知水平6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后期管护投资的意愿;研究区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年平均支付意愿金额为219.62元/户,7个农地整理区的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支付意愿总额数量可观。最后,提出要重视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培训农民提高其人力资本,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鼓励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而筹措管护资金则必须同时考虑农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农户出资行为研究——基于交易效用理论的实证分析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是目前后期管护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探索农户在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的出资行为,为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问题提供借鉴。交易效用理论被广泛用于不同领域解释消费者购买和投资行为,但将交易效用理论用来解释消费者对准公共物品投资行为的相关报道比较罕见。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交易效用理论"提出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行为的假说,并以湖北省部分县市342份农户问卷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出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研究结果: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额受到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农户集资、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的了解程度等因素显著的正影响,受到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的满意度、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的负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等因素对农户出资额也产生正向影响,而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政府补贴对农户出资额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如下:①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匮乏的真正出路,政府和农户都应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主体;②交易效用的感知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原因,合理确定政府和农户的出资配比有利于农户感知交易效用;③农业长期增产增效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内在动机,着眼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农地整理项目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热情;④对农地整理的认知是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前提,加强有关农地整理政策和农地整理项目的宣传力度,有利于提高农户的认知度;⑤提高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是减轻农户出资负担的重要保证,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施工建设的监管制度和长效机制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基于数量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绩效评价

耕地保护政策的绩效评价是我国粮食安全及土地调控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数量保护的视角,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评价了我国2000-2007年的耕地保护政策绩效,测度对象主要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执法监管政策。研究结果显示,耕地保护政策在数量保护上具有总体效率高(2002年除外)、规模效率递增或保持、纯技术效率高的表征,但是,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与总体效率不能很好拟合且三项效率的综合具有分层性,只有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达到了最佳产出。进而得出结论:2000-2007年,耕地保护政策取得了耕地总量平衡、耕地基本数量维持、建设占用耕地趋缓、耕地违法减少的显著效果,然而,耕地保护政策绩效的年度差异、政策时滞及体制等影响因素的复杂、投入和产出的部分饱和亦表明绩效的不充分。为促进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绩效的提升,提出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用、建立耕地保护责任制度等建议,并对进一步研究作了展望。     

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机理研究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项目区的广大农民。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支持、关注和参与行动都会对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农民参与行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湖北省5个县区7个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理论模型,并分析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知觉都对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行为控制知觉对行为态度有显著影响;主观规范对行为控制知觉有显著影响;行为态度在行为控制知觉对行为意向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行为控制知觉在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因此,要加强对农民的农地整理政策和相关知识培训;制定农民参与农地整理的程序化政策,使参与活动有制度保障;营造农民积极参与的氛围;实行项目信息全公开制度,减少农民参与的障碍。     

农户有效参与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机理研究

农民是农地整治项目最终的受益者和核心利益相关者,农民有效参与可以提高农地整治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增强农地整治的实施性和操作性,进而对促进农地整治项目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厘清农户有效参与影响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机理,可为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提供思路。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农户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农地整治项目绩效3个变量之间路径的基本假设,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项目绩效的指标体系,并进一步构建了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影响机理的结构方程理论模型。然后,运用湖北省15个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区实地调研的数据检验并修正了该理论模型,结果表明: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而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又进一步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此外,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也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应树立农民在农地整治项目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角色转变;明确农民的参与领域,确保农民全程参与农地整治;鼓励真正代表农户利益的民间农民组织参与农地整治,以确保农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主体的代表性;针对具体事项为农民提供多种适宜的参与渠道,确保参与深度;制定农民参与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确保农民参与的效度。     

基于区域发展视角的耕地保护政策失灵及对策选择

不平衡的梯度发展战略,使得东部地区优先获得扩大农地非农化的权利而率先发展.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却遭遇到了国家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管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盾加剧,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失灵.首先从东中西部区域不公平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原因,然后通过构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主体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进行理论上的论证.研究表明,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耕地资源非农化指标的不公平配置,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扭曲;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对耕地资源非农化利用的竞争是耕地保护政策失灵的根源.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给出的对策选择是创新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经济制度供给.调整国家公共政策,构建耕地保护区际补偿机制.     

农地整治效率评价研究——基于标杆管理和DEA模型

农地整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农地整治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本文以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的22个县(市、区)农地整治为对象,收集并整理其投入和产出的数据,运用标杆管理理论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其效率进行评价,包括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超效率,判断其DEA有效性,提出农地整治DEA无效地区的标杆选择方法,确立出DEA有效地区为农地整治的备选标杆,运用投影分析法找出DEA无效地区与标杆间的效率差距并分析原因,进一步提出向标杆学习的持续改进方法并对改进的效果进行检查。研究表明: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的效率整体较高,其中DEA综合效率有效的地区9个,13个地区的技术效率有效,9个地区的规模效率有效,三个效率均值依次是0.912 9,0.949 5,0.962 0,且该工程模式区的西、中、东三个片区农地整治的效率均值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明显态势;农地整治DEA无效的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江夏区等5个地区单位面积投资冗余率超过了10%,武穴市等4个地区的平均建设规模的冗余率超过20%,土地纠纷减少率、田块规整变化率和水土流失治理率3个指标不足率较高,江夏区土地纠纷减少和田块规整变化不足率均最高,分别达到28.31%和15.79%。在未来的项目中,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应注意其投入规模,优化投入产出结构,提高投入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同时提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促进综合效率的提升。     

耕地细碎化对农地整治中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

权属调整是农地整治项目的一项重要环节,是农地整治治理细碎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试图改变农户承包地零散的现状,可使农户分散的承包地集中于一处,便于经营管理。利用湖北省江夏区等区县农地整治项目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耕地细碎化对农地整治中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块数量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承包地面积、农户对权属调整后果的担心程度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农地整治中,应充分重视耕地数量对农户权属调整意愿的促进作用,通过与其他农户置换土地,进而归并平整,减少地块数量,同时达到增加地块面积和减小地块间的距离的效果,最终减轻耕地细碎化程度;并高度重视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政策的宣传以及权属调整方案的制定,广泛征求农户意见,打消农户对权属调整的顾虑。     

三峡库区腹地规模农地空间分布规律

山区农业转型对于我国山区耕地可持续利用效率、土地整治方向以及生态建设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是重庆市农用地整治项目的主要分区,通过定义作为农业转型产物的"规模农地"相关概念及其判读标准,旨在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对重庆市典型山区地貌的耕地利用现状给予指导和改善意见。首先选取三峡库区腹地5个区县为研究区,并结合研究区实际对"规模农地"进行等级划分,利用Arc GIS10.2等软件通过景观格局指数、核密度测算、空间自相关等方法从斑块特征、数量分布、空间格局三方面对研究区内规模农地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行探讨。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规模农地斑块特征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小规模农地斑块密度最大为6.004,大规模农地平均最近指数MNN值最低为643.401,且农地规模越大,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AWMPFD值和聚集度AI值越高;(2)中、大规模农地数量多集中在奉节县,微、小规模则多集中在巫山县,且规模农地自身及其相互之间存在固定的邻接性规律,即同类斑块之间的邻接性与其斑块大小成反比,不同类型斑块之间则与之相反;(3)研究区规模农地整体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奉节县中部以及巫溪县东部,沿江流域的平坝地区分布相对密集,且不同类型规模农地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自相关性。     

“结构—行为—绩效”框架下农地整理的管护绩效研究

在分析农地整理建后管护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开发了农民满意度绩效量表,引入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构建农地整理建后管护的"组织结构—管护行为—管护绩效"的分析框架。以湖北省赤壁市黄盖湖农场和嘉鱼县潘家湾镇为研究区域开展实证研究,通过比率标度法和熵权法生成绩效测度的组合权重并得到满意度绩效,运用调查数据检验建后管护的组织结构和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组织结构的工作职能、成长机制以及管护行为中的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受访农民对农地整理的管护绩效评价接近于"一般",企业管护模式下黄盖湖农场和集体管护模式下潘家湾镇的管护绩效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表征管护组织持续发展状态、内部结构完善程度的组织结构类变量以及表征管护资金投入、受益农民群体参与程度的管护行为类变量是显著影响管护绩效的解释变量;黄盖湖农场企业化经营的组织结构、潘家湾镇的综合治理改革以及受到县级财政专项支持等外部要素是造成农地整理管护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验证了农地整理建后管护SCP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提升农地整理管护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景观指数的细碎化对耕地生产效率影响研究

研究细碎化对耕地生产规模效益和技术效率影响,以对农地政策制定提供一定依据。综合考虑地块面积、形状和分布因素,用景观指数量化耕地细碎化水平,把细碎化变量代入C D生产函数,研究细碎化对耕地生产规模效益影响,用SFA方法测度耕地生产技术效率,用多元线性回归研究细碎化对耕地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结果表明：表征细碎化的第一主成分和地块平均面积、地块密度、面积加权形状指数和面积加权分维数载荷值大于88%,第二主成分和边界密度指数载荷值大于91%;在C D生产函数中代入细碎化变量后所有单元规模弹性下降;表征细碎化的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对耕地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系数分别是-0077、-0.01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论认为基于景观指数的细碎化对耕地生产规模效益和技术效率有显著负影响;应从农地市场培育和农地整理两方面减轻细碎化程度,提高耕地生产规模效益和技术效率     

湖北省农地利用方式变化的碳效应特征与空间差异

农地利用方式变化是引起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因素,优化农地利用结构成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LMDI分解法和聚类分析,分析湖北省农地利用方式变化的碳效应特征与空间差异,进一步基于Kernel密度估计法研究其时空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1993—2015年湖北省农地利用碳排放年均递增2.77%,总体呈现四阶段变化特征。其中,农业经济发展因素累积引发276.33%的碳增量,结构、效率、农业劳动力因素则分别累计实现8.05%、79.14%、89.14%的碳减排。(2)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进行聚类分析表明,武汉等7个区域属于"低-低"型,荆州、黄冈属于"高-低"型,宜昌、襄阳属于"高-高"型,随州、仙桃属于"低-高"型。(3)2005—2015年林地和草地碳汇量均呈现一定幅度的递减态势,因生态退耕产生的碳汇波动比较大,因建设占用产生的碳排放虽有波动但大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4)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湖北省农地利用净碳排放演进特征发现,总体上湖北省各地市州的农地利用净碳排放的差距呈现缩减态势。分区域来看,鄂东地区各地市州农地利用净碳排放差距有微弱的扩大后又出现明显的缩小,但净碳排放整体上无明显变化;鄂中地区各地市州差距扩大,净碳排放整体有减少态势;鄂西地区各地市州差距有所扩大但不明显,净碳排放整体有增长态势。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农地碳库建设,建设以绿色为导向的农地补偿制度等推进湖北省农地利用低碳化和可持续化的对策建议。     

土地要素部门间流动对农业环境的影响

本文运用时间系列的省级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分析了土地要素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流动对我国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分析表明:近几十年来土地要索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流动可从三个方面影响农业环境:首先,在粮食自给率不变的条件下,耕地数量的减少使得农地利用强度加大,而过离的农业外部投入成为一大污染源;其次,非农地向农地的转化降低耕地的总体质量,并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下降;再次,土地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这种双向流动,即农转非和非转农促使我国粮食生产重心转向生态脆弱地区,可能导致环境隐患.据此,文章认为:单纯平衡耕地数量的政策将会给环境可持续性带来不确定性.未来的土地利用和政策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土地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的价格要能够反映农业的多功能性和正外部性.     

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的时空差异分析

耕地资源数量安全是耕地资源安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受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管理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分析耕地资源数量安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的时空差异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安全状况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从安全水平的区域分布来看，北部和西部省份的安全水平普遍高于东部和南部省份，同时发现，区域安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差异

运用多种DEA模型与Gini准则相结合的方法,采用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村数据,对中国及其各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了动态测算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各省市及其所属地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进行排名和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农村绿色发展绩效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如综合绩效值由2.184上升至2.824,表明全国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注重资源和能源的节约,从而促进了全国农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提高;从分区域来看,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存在地区差异,绿色发展绩效较高地区是东北,年均值为2.502,西北次之,年均值为2.385,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绩效值相对偏低;进一步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村绿色发展绩效逐年呈现上升趋势,但有部分省市,如辽宁、河北和山西等,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值偏低,甚至低于该省市所在地区的平均绩效值,这不仅反映了该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较低,而且表明了该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的高低制约着其所在地区农村整体绿色发展绩效的提升。此外,由于不同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政策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不同,农村绿色发展的绩效值在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基于研究结果,在今后我国农村地区绿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大绿色资源的投入,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农村绿色劳动力的投入,确保为农村绿色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与此同时,还要不断提高绿色技术水平,为农村绿色发展创造良好的技术条件,以此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绿色绩效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