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政策模拟和系统动力学研究——基于动态博弈的视角

本文基于完全信息的经典双寡头古诺模型,构建不完全信息——不同理性程度的动态三寡头博弈模型,对三个寡头企业作出异质性理性的假设:天真理性、有限理性和适应性预期的理性行为,将传统博弈理论和动力系统的分岔理论相结合,模拟排污权交易市场中的寡头厂商行为,在假设企业是通过在排污权交易市场购买额外的排污权治理污染的条件下,探究产量调整速度、边际治污成本和排污权价格对企业产量决策的影响,对纳什均衡的存在和稳定条件进行分析。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产量调整速度处于一定范围内,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当超过这一范围时,适应性预期厂商的均衡产量只发生了倍周期分岔,而有限理性厂商的均衡产量经由倍周期分岔进入混沌状态;边际治污成本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理性预期,随着边际治污成本的增加,有限理性厂商的产量越稳定,而天真理性和适应性预期的厂商刚好相反,经济系统出现周期分岔甚至混沌,混沌最终稳定在纳什均衡水平,说明边际治污成本越高,市场越不稳定;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排污权价格的增大有利于寡头市场产量供给的稳定。系统的奇怪吸引子、最大Lyapunov指数和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验证了系统处于混沌的事实。由于混沌意味着无序使模型预测变得困难,最后运用延迟反馈控制法使混沌稳定在纳什均衡水平,此时寡头厂商获得最大化利润。这对于稳定排污权市场,防止市场出现无序混沌的情形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环境友好行为、信息公开与庇古税研究

在信息传播迅速的现代社会,环境友好行为日益成为环境规制的重要考量因素,环境友好行为更将借助信息公开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手段而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实现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当环境友好行为渗透于排污费等常规的环境规制工具的实际应用中,环境规制政策应当精心设计。当涉及环境友好行为时,庇古税有何不同?在包括外部性的古诺模型分析框架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得到结论:①消费者对污染排放的反应越强烈,污染排放量越小;②给定环境友好行为,次优排污费在竞争性条件下等于污染边际损害,垄断条件下小于污染边际损害;③市场结构、污染治理成本不变时,环境友好行为是造成排污费小于污染边际损害的一个因素。     

排污权交易制度及其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本文从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排污税、直接管制政策的比较入手 ,通过理论分析 ,论述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实现污染控制目标和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方面的优越性以及这一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已具备的条件。     

考虑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企业生产优化

文章旨在探究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对排放依赖型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从企业生产运作层面,综合考察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下企业在产品生产、污染削减、初始排污权购置、二级市场交易等环节的最优决策行为,以及其与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企业适宜生产的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空间以及企业是否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二级市场价格临界点,深入论证并厘清了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对企业最优决策及决策结果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边际效应;最后,算例分析从多个角度清晰展现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场景以及产污系数、削减成本系数等变化对企业生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的复杂影响与变化规律,并验证了所得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在产品产量、污染削减、排污权占用等方面最优决策行为都是追求其边际效应与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相一致,而与一级市场价格无关。(2)企业最优初始配额购置决策由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共同决定,而排污权初始配额则直接决定了理性企业在排污权二级市场的交易状态(出售或购买)及其交易量。(3)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提高对企业产品生产与污染处理环节的净收益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其购置初始配额净收益具有正向影响;相应地,排污权一级市场价格特定时,随着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的提高,企业最优利润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变化趋势。(4)初始有偿分配可以有效遏制排污权这类公共资源分配中腐败问题的滋生并体现公平性原则。研究结论可为排污依赖型企业适应与利用排污权两级交易市场并合理制定生产决策,以及政府完善机制设计与调控策略等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区域排污权交易模型研究

本文在分析了排污权交易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区域污染权交易比传统的排污权交易意义更大，并提出排污权交易地区交叉补贴的设想：将发达地区的排污权交易所得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解决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乏力以及对发达地区的二次污染和发达地区环境容量资源短缺问题。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假设下，通过建立不同地区排污权交易模型以确定排污权交易总量及其交易价格以及交易所获净增纯收益等。太湖流域由于经济最为发达，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是目前我国最适宜率先进行区域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地区。通过假定太湖流域无锡和常州两市进行排污权交易，并利用两市1991—2000年的环境统计资料等相关资料进行了验证。计算结果表明区域排污权交易不仅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而且也是协调环境区域矛盾的重要手段。因此，不同地区间进行排污权交易在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太湖流域等经济发达地区收效尤其明显。     

排污权交易及其规范

排污权理论的产生是对环境认识深化的结果。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的结果必定要求进行排污权交易。目前我国应根据个案试点的经验,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加大污染治理的力度。     

区域排污权交易系统监管机制均衡分析

有效的监管体系是发挥排污权交易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前提.针对目前我国长期以来环境执法中"两高-低"的困境,本文通过构建管制者与排污企业之间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企业的经营决策,包括生产、削减、违规与许可证交易等,进而从监管力度、许可证分配、违规处罚结构三方面,对有效实现总量控制目标的最优监管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严格依据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社会福利最大化与管制成本有效的监管机制目标一致;然而,管制者的执法收益应当得到足够警惕,在低执法收益下,社会最优的监管策略是采用边际处罚线性或递减的惩罚结构,设定足够的监管力度以激励企业守法排放;而当执法收益过分大于制裁成本时,任何追求成本有效的监管机制都会使制度流于形式.此外,在企业微观信息未知的情况下,结论依然具有指导意义.最后,结合结论对我国排污权交易监管现状进行了初步探讨.     

中国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与区域差异研究

测算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有利于评估区域碳减排潜力与成本,也是落实区域碳交易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效率模型框架下,本文采用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研究了全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期间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通过引用时间变量,反应环境治理的中性技术进步,因此研究方法能充分利用参数估计的灵活性。研究结果显示:1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平均约为1 519元/吨,远高于我国碳市场的交易价格,表明当前试点的自愿性碳交易政策是无效的;2区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分解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性,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碳减排空间逐渐变小。减排成本的地区性差异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并不能保证各地区碳治理成本的边际均等原则,而利用政策工具,促使碳排放权从治理成本较高的地区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地区,可以减少总治理成本,实现总量控制目标。本文建议: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碳减排的总体宏观目标,各区域要加强合作,相互借鉴成功的碳减排技术与经验等,在执行政策上,应尝试执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努力降低总减排成本;另一方面,各区域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及能源消费结构替代过程中要遵从循序渐进原则,避免碳减排成本过度波动,增加减排难度。     

基于市场导向的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理论框架研究

中国水资源存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等问题,促使不同地区以及行业之间开展了水权交易的有益探索。然而目前中国水权市场尚未发育成熟,水权交易体系仍不完善,更缺乏相关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方法。因此,作为实现水资源合理利用、优化配置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水权交易价格管理迫切需要在国家水资源管理新制度框架下完善理论体系并指导实践。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导向下,基于水市场为"准市场"的基本特征,面向我国水资源管理的新要求,专门探讨水权交易中的核心问题,即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首先,借鉴国内外有关水权交易市场和水权交易价格确定的先进理论和实践,分析国内外水权交易价格的研究动态,进而提出市场导向视角下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研究的总体理论构思。其次,在对国内外水权交易理论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构建适应性水权交易系统,分析市场导向下的水权交易行为主体。再次,提出市场导向下影响水权交易价格的基本要件,并探讨其测算方法。最后,提出研究中国情境下的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的两个基本步骤:一是测算水权交易基础价格,构建全成本水权定价模型和影子价格模型,并予以综合建立水权交易基础定价模型;二是构建水权场内交易双边叫价拍卖模型,研究水权交易场内转让价格的形成机制。开展本研究有利于发挥水权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促进中国特色公平、有序的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为完善我国水权管理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市场导向的流域生态补偿措施是政府补偿机制下的对流域水资源进行生态补偿的重要措施,市场导向的补偿措施之一是构建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理论构架尚未建立。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碳排放交易体系来构建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探讨对中国现阶段以政府补偿为主要内容的流域生态补偿进行补充。本文在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三阶段改革内容基础上,结合水污染排放特征,构建了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并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基于考察流域内上、下游排污企业进行水排污权交易的内在动因,从理论层面分析水排污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研究表明,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同样可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其基本要素包括水污染排放上限、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保障体系、法律基础等;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充,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市场机制有效补充"的协同模式;上游地区企业获得的生态补偿主要源于分配得到的水排污权,市场机制能够激励上游地区污染减排。最后,本文提出水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制定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界定排放权的所有权和可交易性质;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位仅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补充,决不能忽视政府补偿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水排污权交易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内部,而应该分流域建立水排污权交易,从而实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需兼顾补偿与惩罚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励污染减排。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2)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4)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5)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1)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3)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4)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用期货市场思路建立南水北调水市场设想

南水北调是缓解北方水资源危机而实施的大规模调水工程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该工程中水资源配置将采用市场机制运作 ,但由于水价波动决定了价格风险的存在 ,而水价过高将给企业带来成本的提高或利润的下降。为此 ,针对南水北调中的水市场建设 ,尤其是对于城市工业用水 ,本文提出利用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来规避水价波动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碳价格对中国工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在影响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市场化减排政策的重要抓手,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通过施加碳价格,碳市场将对不同行业的生产成本产生影响。那么,碳价格对中国工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如何?是否有助于优化吸引FDI的行业结构?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为了克服碳价格数据不足的问题,本文构建了碳价格与煤炭、天然气等五种能源价格之间的映射关系,并采用1999—2013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能源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的影响,并通过碳市场不同价格水平与能源成本之间的映射关系,对工业行业吸引FDI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反事实测算。论文的主要结果有:(1)碳价格与能源成本之间的映射关系存在行业异质性,这是由不同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费结构差异所致。(2)能源成本对整体FDI的规模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对中国吸引FDI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的影响在高耗能行业和非高耗能行业间存在显著的差异。(3)不同碳价格水平对中国工业吸引FDI的相对规模、绝对规模和行业结构都将产生显著影响。碳价格将显著降低高耗能行业的FDI规模,但对非高耗能行业的外资规模具有促进作用;对FDI的绝对规模的影响较之相对规模更显著。碳价格为50元时,高耗能行业FDI的相对规模累积下降2%—7%,绝对规模累积下降3%—13%;非高耗能行业FDI的相对规模累积增加1.5%—3%,绝对规模累积增加0.1%—0.3%。上述结果说明,全国碳市场建立对中国工业吸引FDI的整体规模不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有助于提高非高耗能行业的FDI流入,并降低高耗能行业的FDI流入,优化工业吸引外资的行业结构。     

组织制度创新：生态工业发展的动力

生态产业是模拟生态系统而建立的生产工艺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实现外部性成本内部化的原因在于生态产业的潜在利益。社会对“生态”的需求隐藏着广阔的市场利益,构成了企业“生态化制度”的激励约束制度。这诱导企业实现了污染治理与原先独立生产方式的“一体化”,其方式是在企业组织外部性环节上增加一些“成本收益核算”的组织,从而完成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制度创新。所以,生态产业是一系列组织制度创新,改变了企业选择空间,从而引导企业进入生态技术和生态化经营的方向上。     

碳市场政策下企业对碳信用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已经在7个省市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试点,并拟于2017年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随着碳市场政策的逐步完善,碳排放将成为企业的总量控制目标之一。在全国碳市场即将建立的背景下,研究企业对于全国碳市场政策的预期,分析企业的响应规律,估算企业对于碳信用的支付意愿,对于保障全国碳市场的顺利建立和有效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多边界离散选择的方式,调查了全国范围内29个省市的555家企业,对于由于全国碳市场建立而导致的能源价格提高的接受程度,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企业接受程度的因素,最后估算企业对于碳市场中碳信用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1)企业可接受的能源价格提高比例的平均值为8.3%,其中碳试点企业可接受的提高比例最高,达到10.2%,非碳试点企业可接受的提高比例最低,为7.5%;(2)对企业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企业的能源价格压力,以及企业对于全国碳市场到来的时间预期与接受程度显著负相关;企业对于碳减排技术的了解程度,以及企业对于全国碳市场控制程度的预期与接受程度显著正相关;(3)对于全国碳市场中的碳信用,企业平均愿意支付的价格为79.6元/t CO_2,其中碳试点企业的支付意愿最高,为95.9元/t CO_2,非碳试点企业的支付意愿最低,为72.6元/t CO_2。据此,为保障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顺利建立,实现对企业碳排放的有效控制,政府应该注重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引导与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升级,提高企业对于碳市场政策的认识和了解,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和不同企业的支付能力差别,合理设定碳价。     

Energy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an international multi-regional carbon marke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lobal multi-regional carbon market is considered to be a cost effective approach to facilitate global emission abatement and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The ongoing planned linkage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s carbon market and a new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in Australia in 2015 would be an important attempt to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up an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To understand the abatement effect of such a global carbon market and to study its energy and economic impact on different market participants,this article adopts a global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a detail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nergy and economic systems.Our model includes 20 economic sectors and 19 regions,and describes in detail 17 energy technologies.Bundled with fossil fuel consumptions,the emission permits are considered to be essential inputs in each of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ctivitie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to simulate global carbon market policies.Carbon emission permits are endogenously set in the model,and can be traded between sectors and regions.Consider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arbon market,this study takes 2020 as the study period.Four scenarios(reference scenario,independent carbon market scenario,Europe Union（EUh-Australia scenario,and China-EU-Australia scenario） are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carbon market involving China,the EU,and Australia.We find that the carbon price in the three countries varies a lot,from $32/tCO₂ in Australia,to $17.5/tCO₂ in the EU,and to $10/tCO₂ in China.Though the relative emission reduction（3%） in China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EU（9%） and Australia（18%）,the absolute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EU and Australia.When China is included in the carbon market,which already includes the EU and Australia,the prevailing global carbon price falls from $22 per ton carbon dioxide（CO₂） to $12/tCO₂,due to the relatively lower abatement cost in China.Seventy-one percent of the EU’s and eighty-one percent of Australia’s domestic reduction burden would be transferred to China,increasing 0.03%of the EU’s and 0.06%of Australia’s welfare.The emission constraint improves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China’s industry sector by 1.4%,reduces coal consumption by3.3%,and increases clean energy by 3.5%.     

Optimizing a two-echelon serial supply chain with different carbon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organizations are becoming environment conscious due to stringent law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customers. They are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into their operations to curb carbon emissions. Regulatory bodies are also imposing carbon policies to check emission.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ed three models considering three carbon policies (I. carbon tax, II. strict cap and III. cap-and-trade) and have determined the optimal order quantity and number of shipments for a two-echelon supply chain. The objective is to minimize the total supply chain cost which comprises the ordering, setup, production, inventory holding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In Model I tax on carbon emissions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cost function; in Model II we have considered a strict carbon cap on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 and in Model III trading price of carbon is included in the cost function. A numerical study is given to illustrate the solution procedure. Further, sensitivity analyses a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various parameters on the total cost and total emission.     

Social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unter measures through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e., the non-Annex-I countries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but not responsible to any reduction target yet) in the Kyoto Protocol whose economies are in transition are also allowed to reduce GHG emissions. Among these,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accepted the Kyoto Protocol may be benefited from CDM project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e., the Annex-I countries (that have signed the Kyoto Protocol & are responsible to have specific GHG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or the investing countries, in return, have privilege to purchase CER credits (in units equivalent to one tonne of CO₂ gas emission reduction) to meet the emission target as specified in the Kyoto Protocol. The key step in understanding about CDM is to grasp the concept of “baseline” and “additionality”. The “Baseline” is the emissions level that would have existed if a CDM project had not happened. The feature of an approved CDM project is that the planned reductions would not occur without the additional incentive provided by emission reduction credits; this concept is known as “Additionality”.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additionality concept, baseline emission minus project emission is equal to emissions reduction. “Investment Additionality,” ultimately rejected during negotiation of the “Marrakech Accords” and “Financial Additionality,” are the two important concepts. The concept of trading of CER matches to the idea of Pigovian tax (equal to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and which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traditional” means of bringing a modicum of market forces) in Economics, making pollution more costly to the polluter, as the polluters have negative cost since they save money by polluting; hence, there are suppose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market activity. Economic theory predicts that in an economy where the cost of reaching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parties is high and where pollution is diffuse, Pigovian tax will be an efficient way to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will lead to an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measured by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and other human economic indicators, as well as highe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We can seek a level of pollution such that the marginal savings (MS) to one polluting unit from pollution (−MC) is equal to marginal damage (MD) from pollution over the entire population, since pollution is a public bad i.e., MS (x*) = ∑MD_i (x*) where ∑D_i (x) is the total damage. Though the responsibility of reduction in emission does not lie on the non-Annex-I countries, still effort of maintaining global emission balance can be expected equally from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Kyoto Protocol are (a) to reduce global GHG emissions, (b) to bring ab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e on above two groups since its effect on February 16, 2005. Different polluters have different costs of pollution control. The least costly way of controlling pollution from various sources that reflects different costs of pollution control making the se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 achieve the emission target at the lowest cost makes the regulation cost-effective. Though efficiency is not attainable for many regulations, cost-effectiveness is attainable.     

基于低碳发展的企业资源损失定量分析及其应用

低碳经济是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选择,但目前的研究却缺少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与环境影响问题之间的定量分析.另有研究发现,企业处于积极环境行为的第一个层次,即只要企业污染治理水平停留在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成本和企业污染治理边际收益相等处,企业治理环境就是可以获得收益的,因而,企业有进行降低环境影响的强烈需求.本文运用物质流成本会计(MFCA),从数量与价值角度使企业资源损失定量化,使其损失结构清晰化,因此有利于企业找到损失改善点,促使企业减少资源的初始投入量、提高资源使用率,并降低环境影响.以一个案例进行具体运用,在此基础上,引入外部损害成本原理,通过"资源流内部损失-废弃物外部损害"双重维度分析,使企业资源损失从经济性和环境性方面得到全面体现.本文从微观层面为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