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在剖析和谐社会及人与自然和谐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对社会和谐的破坏作用。阐明了人与自然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通过分析加强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可以促进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促使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促进经济繁荣和持续发展。阐明了以人与自然和谐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而全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价值观上,可持续发展是从过去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变为和谐的关系。在发展观上,可持续发展是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指标转变为以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对首都北京来说,人与自然和谐方式的建立,需要通过两个层面体现:一个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系统;一个是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体系。人通过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以,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发展思路、发展水平,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北京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北京应当成为实践可持续发展的榜样。论文从"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分析北京市水资源、人口规模、环境污染、城市交通、公众参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北京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关于架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体系的深层思考

本文着重从把握人与自然共生的辩证关系方面入手分析 ,认为体系的框架主要有五个层面 :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观 ;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关系上 ,确立经济与生态的兼容观 ;在处理各方利益关系上 ,确立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效益的统一观 ;在生产增长的理念上确立集约化经营观 ;在生活方式选择上 ,确立适度消费观。在实践中 ,我们要把这种新的观念变成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自觉力量 ,这就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政策导向、责任考核、现代科技的“生态化”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等途径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创新绿色现代化: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绿色现代化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核心方向是为当代人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后代人提供生态财富,为全球提供生态安全。创新绿色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是实现"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在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条件下,实现能源资源消耗增长、环境污染损失增长等生态赤字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脱钩。当前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窗口机遇期,地区环境问题的差异凸显期,人民对环境质量的高度敏感期,生态治理能力的转型变革期,全球生态安全的更大贡献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应当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充分认识从单一治理向全面治理转型的必要性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视野的长远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进而全面调动不同发展主体的积极性。美丽中国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面超额完成国家"十三五"规划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中国进入绿色创新、生态投资、生态盈余新时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色现代化新格局;2050年进入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时期,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常态,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强国。为此,未来创新绿色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应当包括:重点问题与系统保护相结合,环保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生态投资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行政管理与市场工具相结合,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相结合,反向约束与正向激励相结合。     

从“保护”到“回馈”——论环境法义务观的逻辑嬗变

传统环境法义务观存在三方面不足:义务的规定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和宣示性;强调事先预防和事后治理的模式,缺乏事中控制:义务的架构缺失一种对自然的回馈机制.环境回馈义务是指人类对环境负有的回报和补偿责任,具体表现为涵养水源、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等积极地对环境进行投入的行为.环境回馈义务是一种积极义务,它要求必须对环境为一种积极的投入.环境回馈义务是一种生态法域的义务,它旨在构筑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的善,丰富和发展了环境保护义务的内容,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环境回馈义务的有效履行有利于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类对自然回馈是保持生态平衡的要求.实现人类对自然索取与回馈的平衡是符合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观要求人对自然尊重和回馈.环境回馈义务也是生态正义的要求.     

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运用系统科学原理阐释了社会和谐的内涵,指出社会和谐须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和同合作为表征,其构建与实现应遵从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依赖予在把握人类社会需求演绎、协同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的高效有序发展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支持.进而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双剩余理论",以揭示其间的供瓣枧理和协同准则;推导出了社会收益分配的相对公平系数,以衡量人与人公平要求下的社会和谐.针对国情和战略目标要求,提出了以加强小城镇建设为轴心的城市、小城镇与农村人流、物流、财流和信息流合理聚散的"三元结构"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序实践.     

儒道传统思想生态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时值全球性环境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的时代大背景下,人类正在积极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在华夏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儒家以及以"道法自然"为理论内涵的道家为当前人类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两者的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和警示作用。故本文对儒道传统思想生态观进行浅析,以希冀揭示并阐明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体系生态观的思想内涵和核心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进而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相应的思路和理念,即人与自然的两者关系是和谐共生而非针锋相对、人对自然的利用策略是取之有度而非贪得无厌、人对自然的运行态度是尊重有加而非妄加干预、人对自然的改造方式是顺其自然而非随心所欲。     

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突出问题与重大战略对策

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则是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和区域不公平性问题.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下,尽快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已经成为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生态补偿的探索,经过近20年的发展,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总体来看,我国在补偿制度建设、补偿主体确定、补偿标准、融资等方面,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与方法,生态补偿措施尚没有在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在对目前生态补偿存在突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参考相关国际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战略对策.即加快立法进程,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保驾护航;明确生态环境问题的轻重缓急,有序拓展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加强生态补偿关键问题研究,为补偿工作开展提供科技支撑;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使生态补偿能得到持续的资金支持.     

生态文明与中国环境立法

当今社会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而克服人类面临的严重环境危机，是建立生态文明的主攻方向之一。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修改完善我们的环境立法，从而规范预防各种破坏环境的行为，并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中两种关系的历史演变与可持续发展

在人与环境所组成的世界系统中，人与环境、人与人是两种最基本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影响。在人类社会的生存阶段与发展阶段中，两种关系表现出明显不同的作用性质与作用内容。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发展危机（贫富分化与资源环境问题)均直接表现为两种关系的矛盾冲突。分析表明．只有同时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对抗走向和谐: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从生态哲学看和谐社会的建构

人与自然的对抗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人类征服、改造甚至掠夺自然；自然又加倍报复人类；人类与动物争夺生存环境；人类与动物相互伤害。要实现人与自然从对抗走向和谐。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观。以及树立科学文明的消费观等等。     

信息产业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信息及其相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信息产业的形成是在传统经济增长观主导下的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它对自然资源与环境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结发展要求调整信息硬件业、软件业一内容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学基础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必要的伦理学基础,并在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的价值、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观点,这对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与自然关系新认识及环境伦理学发展

随着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调，环境伦理学逐渐兴起，它要求人类从道德的意义上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重视环境问题，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现代语境下"天人合一"思想解读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天人关系的基本认识,主张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思想对于生态保护与天人关系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全球化时代。探寻“天人合一”向“天人和谐”可持续发展观的现代性转化的途径,将有助于我们重瓤认识自然,正确把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培养人类的道德责任意识及科学实践精神,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帮助。     

生态旅游本土化问题研究

如何在接受西方生态旅游新观念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土特色,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一个课题。生态价值观是人类如何看待同自然关系的一种整体意识，中西方生态价值观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相异的特点：西方主张人地分立．中国力求“天人合一”，但这一特点在当代又有所变异.受此影响，西方生态旅游资源强调其自然属性．而中国则以自然和人文融合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因此．西方生态旅游市场呈现出一元特征，而中国则必须同时考虑市场的消费和培育双重功能,构造高端和大众二元结构的市场。大众生态旅游是现阶段朝向西方式严格生态旅游的一个有益过渡.注重本土化色彩的生态旅游认证体系的推行，生态旅游区的建设，以及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是发展中国生态旅游的当务之急.     

张家口地区生态可持续性评价研究

张家口市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经济上属于河北省落后地区，且近邻首都北京，因此它的发展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选用了由加拿大生态学家Rees和Wackenagel等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对张家口地区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测算。结果表明：张家口市自1990年到2000年一直处于不可持续状态，且人均生态赤字呈逐年增大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全面发展精细农业、促进工业升级以及以“人”为本的区域发展对策。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leasure in Green Lifestyle Journalis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portage of green lifestyle practices across the online sites of major British newspapers. The articulation of “green lifestyle journalism” in the study is suggestive of its complex identity, given its implication in existing orders of consumption while also expressive of emerging everyday practices that potentially and variously challenge those orders of consumption. The study enquires into whether such green lifestyle journalism stories are, in fact, reported across different online sites, and if so, in which publications and how such stories are classified within online menus. It also examines the range of reported environmental lifestyle practices and how they are attributed with meaning, including their engagement with the concept of pleasur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pleasures associated with sustainable living are often marginalized, and instead an ethical consumer is commonly posited who is variously cognitively deficient, worried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ir everyday behavior, or concerned about their inability to realize their desires to engage in sustainable lifestyle practices. The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ose instances when the pleasures of a more sustainable lifestyle are represented as deriv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and technologies in everyday, domestic contexts, and also when they are illustrated as the product of civic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s with issues of sustain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