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的现实悖论与完善方向——山西省环保公众参与调查研究

《山西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在环保公众参与的制度、内涵与效应上实现了突破,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遭遇了一些矛盾,如管理性参与的公众调查悖论、公益性参与的环保无奈悖论、监督性参与的三棱刮刀悖论、目的性参与的叶公好龙悖论、承诺性参与的政府失灵悖论。环保公众参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出台规范性文件,更需要实施地方性立法,通过政策和法规的完善,来促进环保公众参与渐至成熟与完善。     

简析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文章主要从公众参与主体范围、公众参与形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法律保障、公众参与意见等方面指出我国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需要完善之处,并针对性地提出:明确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完善公众参与形式、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重视公众意见的反馈等完善公众参与的措施。     

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方法研究与案例分析

公众参与有效性是衡量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对于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比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对象、方式、时机、实施主体、数据处理及信息反馈,初步建立了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方法与体系,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过程分析。     

行政正当程序视角下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行政正当程序理论是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理论基础。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已经确立以环境公众参与权为核心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但是对于公众参与的规范特别是参与权的规范过于笼统。面对实践中参与主体类型界分不明、多项权利内容规范缺失、法律责任规范效力存疑及环境行政管理规范不足等问题,本文建议应以行政正当程序理论为指导,实现参与主体的类型化界分,细化公众参与权利内容,增加公众参与法律责任条款,并完善环境行政管理公众参与规范。     

基于公众参与视角探析思雅河水污染问题

<正>通过对公民参与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思雅河环境实际情况的介绍,基于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探析思雅河水污染问题,主要运用实地调研、资料参考等方法进行分析,从公众参与主体、参与层次以及参与过程等方面分析思雅河水污染治理中是否存在公众参与。经过分析可知,目前思雅河水污染治理中不存在公众参与,其主要原因有参与主体多元化目标难一致、缺乏组织人员,没有具体部门进行统一管理等,提出了完善思雅河水污染治理的相应对策建议。     

论环境公共治理的民主协商与沟通功能

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实际上包含了多元主体对环境伦理的价值建构和对环境公共治理实践活动的参与。采用个案分析法论证我国社区环境公共治理范式对民主协商机制的创新。研究发现,执政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管理制度的变革为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决策、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等民主协商活动提供了多元合作与协调的制度性建构渠道,而基层政府在社区开展的环境公共治理运动则有效地整合了社区环保力量,提升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协商的集体凝聚力及责任意识。     

环境政策评估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为了从当前的环境治理困境中突围,促进环境政策预期目标的达成,发挥环境政策评估应有的作用和效应,考虑到环境的公共性及环境保护的外部性特征,将公众参与纳入环境政策评估的过程中是多方利益主体的共同诉求.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以及对环境政策评估领域中公众参与现状的归纳分析,笔者发现,当前公众参与环境政策评估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信...     

基于ANP的食品安全治理公众个体参与能力评价指标权重研究

分析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能力评价指标之间的网络关系、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对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能力的评价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公众个体视角分析了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构造了食品安全治理公众个体参与能力评价指标的网络层次结构模型,采用网络层析分析法(ANP)计算了各个指标的权重,并对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分析。     

学习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

讨论了环评法涉及的环评主管部门、规划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三个主要对象之间的关系，规划环评、跟踪评价、后评价、公众参与，以及环境评价与环境工程等内容。     

论公众参与的环境伦理观

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是环境影响评价(EIA)和战略影响评价(SEA)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基础.影响公众参与的因素有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和环境伦理四个方面,其中环境伦理在公众参与和环境行为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本文从伦理学角度论述了人类环境伦理观的形成,环境伦理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影响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道德原则.     

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信息治理变革——从信息公开到公共服务

环境信息治理发展历经三个阶段:自给自足、信息公开与公共服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当前环境信息治理处于环境信息公开向环境信息公共服务的转型与变革。这次变革的核心是以公众为本位,表现为环境信息需求的公众主导,以及环境信息供给的公众参与,包括参与环境信息的供给决策、生产过程、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监督与评价等全过程。当前环境信息治理变革的目标路径重点包括5个方面,即提高公众满意度、优化环境信息公开、严格环境信息质量控制、整合环境信息资源、实现多元供给。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属性及制度模块构建

民主政治是公众参与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公众的有效参与,环境执法权得到监督;有序是公众参与制度的自然属性,有序才能使参与变得顺畅;利益均衡是公众参与制度的价值准则,环境矛盾最终体现为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争,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佳手段是寻找利益均衡点;政府居于环境执法的主导地位,同时发挥指导、引导、疏导公众和企业的作用;多重沟通平台是公众参与制度的效率保证,政府、企业、公众在执法前后的多重沟通,才能达到参与的最终目标。与公众参与环境执法制度属性相对应的是制度模块建设,如监督制度、程序制度、纠纷调处制度、润性执法制度以及沟通制度等。这些制度既能准确反映公众参与环境执法制度属性,又能完成制度赋予的使命。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绿色社区创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

正创建绿色社区要成立以区内居民为主体的环保志愿者队伍,制定公众参与环保的有效措施,鼓励居民监督和纠正社区内外破坏环境行为。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针对城市社区在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全国开展的"绿色社区"创建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面回顾10多年来的绿色社区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绿色社区创建在本质上是政府推动、公众参与的绿色活动。在创建过程中,政府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而促进社区的环保工作。但社区环保工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工作指导上注重引导公众参与环保活动,忽视     

增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有效性的研究

本文结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内容和要求，根据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经验，提出当前环评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信息公开及听证主体不尽合理等问题，并加以分析。针对如何更好地做好公众参与工作，提出诸如扩大并完善公众可以参与评价的方式和媒体参与等一系列对策建议。     

首个对外公布的水污染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

“水污染控制,不是技术问题,也主要不是资金问题,首先要解决机制问题。”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称,“要控制水污染,必须加强执法;要加强执法,必须突破利益关系;要突破利益关系,必须有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首先要做到环境信息公开”。     

公众参与制度化解邻避冲突的有效性——基于“制度—行为”互动关系

我国的公众参与制度在应对邻避冲突的过程中不断修补完善,而现有研究对于公众参与制度有效性的探讨,多从制度本身出发,缺乏对于行为改善的考量。本文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出发,基于“制度—行为”互动关系,提出了制度有效性的概念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公众参与邻避冲突化解的制度有效性分析。从我国公众参与的“制度—行为”互动关系,公众参与制度程序有效与实质有效的关系,公众参与的单项制度有效、制度协同作用与制度体系有效这三个方面,对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阐述。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主体策略演化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提升,垃圾分类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实践经验表明,强制实施背景下政府主导与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对于我国垃圾分类治理具有较好适用性。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主”突出、“多元”不足及其他系统性冲突。为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策略对“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稳定性的影响,首先,本文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该模式运行机制及主体动因。然后,构建以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对不同策略组合下系统的演化结果进行演绎。最后,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参与成本、环境收益和政府补贴对主体策略选择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最高,公众最低;对于系统运行风险,承包商属于风险偏好者,环保组织属于风险回避者,公众属于风险中立者;承包商对参与成本最敏感,对政府补贴最不敏感,公众则正好与之相反;环境收益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这些发现对于如何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及“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运行效能具有启示意义。     

为什么环境容易成为社会问题

正随着我国环境形势的日益恶化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公众要求参与环境决策过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严峻的环境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近年来,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获得了很大的进展。毫不夸张地说,环境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已经处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领先水平。然而,相对于中国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和公众的心理期待而言,目前的公众参与水平显然无法令人满意,此起彼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以及层出不穷的制度外抗争就是一个明证。本文将通过对近年来一些较有     

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基于阶梯理论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公众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渠道也在不断拓展和丰富。为考察不同类型公众参与方式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差异,本文基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选取四类公众参与方式和四类污染物,结合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份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横向比较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公众环境来访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效果优于环境信息公开和环保网络舆论,而政协提案、人大议案的积极效应尚不显著。纵向比较不同类型的污染物治理效果,公众参与能显著促进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对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效果的影响次之,而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较不理想。建议政府进一步优化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并重视公众层面的环境诉求,建立公众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良好互动机制,同时鼓励公众通过新媒体渠道参与环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