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经济发展中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OECD国家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对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以揭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式。判断得到我国人口城市化仍处于低增长水平的线性阶段，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同等经济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文章提出了要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增长是一个理性选择。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中日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比较研究

为了建立新的水资源管理的法律体制，加强法制建设，就水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方面的制度、水污染的控制等进行分析，认为用一个系统的、有强制力的规划来指导，控制和协调各地方、各部门的利益关系是水资源管理的基础和关键。介绍了日本的集中协调与分部门行政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并以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为主的流域管理体制，对这种管理体制下的以流域为基础的日本水管理法规的基本原则、组织结构及立法现状进行了分析，对中日两国的水资源管理及立法的基本异同点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立法的结构层次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促进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如：（1）协调原则；（2）环境政策的一体化，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3）制订可行的法律规范；（4）加强学术研究和交流；（5）注重科学的规划等。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差异分析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以1990~2005年江苏省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呈非平稳变动趋势,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的作用方向不同,工业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产生负效应,城市化则产生正效应。同时,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城市化的影响比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JP2〗江苏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首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对于耕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江苏省人口,耕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动态多元回归模型,对经济发达地区－江苏省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投资增加与耕地资源之间动态变化弹性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促进江苏省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集疏格局与形成机制研究

人口集聚和疏散是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最直观和最集中的体现,基于人口集聚度的中国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和形成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采用了人口集聚度分级评价的方法,依据人口集聚度的不同,将各个地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人口集聚区,并对其分别讨论。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人口分布格局、自然条件的空间分布格局、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以及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化格局,对中国的人口集疏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归纳,并进一步对相应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不平衡日益加剧,并呈现沿海、沿江、沿线集聚的态势的基本结论,并对我国人口分布集疏格局的形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然因素奠定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而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城市化成为人口集聚的动力的观点。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差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以1990～2005年江苏省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呈非平稳变动趋势,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的作用方向不同,工业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产生负效应,城市化则产生正效应.同时,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城市化的影响比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江苏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首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对于耕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城市化对南昌市降雨变化的影响研究

通过南昌市1951~2007年降雨资料市区站与郊区站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南昌市城市化对城市降雨的影响程度。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虽然城区汛期雨量没有增加,不存在明显"雨岛效应",但是降雨有趋于集中的趋势,降雨年内分配不均匀更加明显;受城市化的影响,城区降雨变化频率将增大,这直接影响到城市现有的和拟建的排水工程标准和雨洪排水工程的安全;城市化使得城区强降雨发生概率增加,其中对大暴雨发生概率的影响最大。     

Study on Economic growth,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By means of the dynamic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conomic growth, urbanization and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finds that the ratio of cultivated land occupied by economic growth is decreasing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based on that,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are put forward.     

Study on Economic growth,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the dynamic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conomic growth, urbanization and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finds that the ratio of cultivated land occupied by economic growth is decreasing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based on that,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are put forward.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日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地非农化"

在人多地少的国家里,如何正确处理“农地非农化”与保障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相互关系,是顺利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合理解决的难题之一。日本战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历程和经验教训表明：“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和“市民化”应该基本同步,“农地非农化”必须与耕地保护相结合,实现农地的合理流转,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地非农化”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政府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规划和调控等。     

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耕地是土地的精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耕地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合理配置耕地资源,协调供需之间的矛盾,分析了1996～2003年我国大陆地区耕地资源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耕地资源由1996年底的13003.85万hm2减少到2003年底的12339.22万hm2,且逐年依次减小;②受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耕地资源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③7年来生态退耕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因素,2003年生态退耕减少耕地面积达到了耕地面积减少的77%;④累计建设占用耕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强,尤其与人口因素的关系更为密切。     

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研究

江苏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典型代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新时期的城镇化是一个融合人口、土地与经济的复杂系统,不能从单方面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归纳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衡量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过程,研究不同时空城市在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协调发展的状态。结果显示,1998-2009年12年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处于主导地位的城镇化驱动力量不同,协调发展度也处于上升状态,从衰退发展阶段(1998-2003)逐渐发展到过渡阶段(2004-2005),最后到达协调发展阶段(2006-2009);在空间分布上,以2009年为例,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也存在区域分异明显的特点。     

中国建设占用耕地与经济增长的退耦研究

采用退耦研究方法，探讨了近年来中国建设占用耕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退耦关系。并归纳其空间分异特点，进而对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998—2005年中国及其多数省份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已呈现相对于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以及总人口增长的退耦过程。在空间上，耕地占用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退耦程度呈现中部大于西部，西部大于东部的特征；相对于城镇化水平增长的退耦程度呈现中部大于西部．西部略大于东部的特征；相对于总人口增长的退耦程度则呈现东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西部的特征。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已逐渐显现，经济增长、城镇化和人口增长驱动下的耕地占用压力已有所缓解。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Occupation by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During 1998-2007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convers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to nonagricultural land occurs more frequently and makes cultivated land sparser.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decoupling theory takes the situa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occupation by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07 as an example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decoupling. Th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First, the article applies IU curve and gross method. The decoupling status by gross method, in contrast to that by IU curve, can express the pressure from cultivated land occupation better and is similar to the decoupling status based on the model of decoupling in this article. Second, in most provinces of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ivated land occupation by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transformed from expansive negative decoupling to strong decoupling. In general, the transformation was firstly from economically advanced eastern municipalities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rectly, then to economically advanced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and lastly to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Third, the decoupling status was relative to contemporaneous policies and laws o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ir effect is obvious and positive.     

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由于现行耕地征收补偿仅对耕地的农业经济价值以及部分就业保障价值进行补偿,忽视了耕地的其他价值,导致了耕地征收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产生.因此,合理制定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耕地资源具有十分熏要的意义.论文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角度出发,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解为农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三部分,并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他们进行量化测算,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农民将比现行征地补偿多获得6.6倍的补偿金,而且由于新的征地补偿能有效将耕地的外部性价值如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内部化,清除了耕地征收中的市场失灵,更有利于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效率提高.此外,由于新的征收补偿标准远低于现行的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因此,该标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社会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