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诊断与识别——以烟台市为例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保护修复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研究缺乏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结构连通性角度对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进行诊断和识别。烟台市作为我国典型滨海城市,湿地退化,生境类型单一造成景观稳定性差,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刻不容缓。为全面识别烟台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利用生境质量模型、生境风险评估模型、粒度反推法、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理论,通过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诊断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生态断裂点等,识别和确定研究区域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研究发现：（1）烟台市生态源地共计668.85 km²,主要为林地、水域,源间廊道共计1548.36 km,呈现“两横两纵”的空间特征;（2）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烟台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包括13处生态“夹点”区域、8处生态障碍点区域、39处生态断裂点区域、破碎生态空间1308.66 km²;（3）结合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土地利用现状,分别提出修复提升方向。研究可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关键区域识别、生态系统整体修复提升提供科学指导。     

江苏沿海地区耕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响应

论文以江苏沿海地区1990、2000和2010年3期土地利用空间数据为基础,在GIS、地学信息图谱理论和Costanza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方法的支持下合成时间序列表征下的耕地利用转型图谱、耕地利用转型模式图谱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图谱,据此揭示江苏沿海地区耕地转型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响应规律。结果表明：1）1990-2000年阶段耕地以建设用地、水域和林地占用为主,补充耕地来源除建设用地、水域和林地外,还包括了草地,耕地占用大于补充。空间差异以“耕地→建设用地”、“草地→耕地”最为明显,空间分离度低。2）2000-2010年阶段耕地占用的去向增加了未利用地,草地仍是主要的耕地补充来源。空间上以“耕地→建设用地”和“耕地→水域”图谱变化最为显著,空间分离度变大。3）1990-2010年耕地利用转型模式以后期变化最为显著。4）近20 a间,江苏沿海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由170.85×10⁸元提升为182.23×10⁸元,水域是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主要的贡献类型。耕地利用转型导致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耕地→建设用地”是最主要的生态减值图谱 类型。     

基于“要素-景观-系统”框架的江苏省长江沿线生态修复格局分析与对策

在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征程中,实施尺度、要素、途径复合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解决区域系统性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针对江苏省长江沿线地区这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区域,基于“要素-景观-系统”框架构建生态修复潜力评价体系,采用K-means聚类分析、Getis-Ord G_i^*热点分析等方法识别生态修复分区与热点,构建由点、线（带）、面组成的生态修复格局,提出生态管控与修复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生态修复具有多尺度性、对象复合性及途径多样性,在宏观、中观、微观尺度下具有不同的对象、目标与途径,并可以通过不同级别与类型规划进行衔接;（2）研究区要素层生态修复潜力平均值为0.460,空间分布呈“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景观层生态修复潜力热点区分布于环长江入海口区域,冷点区分布于扬泰平原区,根据系统层评价指标可将研究区划为5个聚类分区;（3）根据评价结果可以构建“五区、三带、两核心”生态修复总体格局,并在发展导向、空间管控策略、工程措施等方面提出生态修复对策。本文可为江苏省沿江区域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生态修复内涵与实施范式探索提供参考借鉴。     

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效益演变与配置研究

矿区复合生态系统的重建是对未来空间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超前安排,其效益的演变极大地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的影响。论文从资源经济、生态经济角度,讨论了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效益的概念和内涵,分析了矿区生态系统演变、矿区生态重建目标、矿区生态系统类型、矿区生态重建措施及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对矿区生态系统“三大效益”配置的影响;并以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1985～2015年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过程中的土地资源利用结构动态演变为实例,初步揭示矿区生态重建过程中“三大效益”的有序配置和高度统一问题;为优化矿区土地资源利用结构和建立矿区复合生态系统重建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西部生态脆弱区矿山不同开采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以神府矿区为例

以神府矿区为例,选取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土壤、气象等生态环境与统计数据指标,利用RS和GIS技术构建生态系统服务遥感测量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研究区2005-2015年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及时空分布特征,进一步探究神府矿区不同开采强度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并进行驱动力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5年、2010年、2015年研究区的总生态系统服务分别为1.598×10¹⁰元、1.905×10¹⁰元、2.134×10¹⁰元,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水土保持价值比例最大,草地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耕地、草地生态系统为该地区贡献了最多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3）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分布表现为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的趋势,不同开采强度下的生态系统服务增长变化较为相似,煤炭开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未显著下降,整体较为平稳。对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驱动分析表明在近年来相对改善的气候环境与人工修复共同作用下,神府矿区生态系统服务未发生明显的缩减。此类半干旱生态脆弱矿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适宜通过主动的“保护性开发”以及“人工诱导+自然修复”为主的方式,避免大范围与高强度的水土扰动型治理,通过适度的人为干预保证与维持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研究成果不但揭示高强度煤矿开采下的生态环境变化,也对西部生态脆弱区环境做了定量评估;同时,为将来的矿区重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安徽铜陵地区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多指标评价

根据安徽铜陵地区河流2010年水生态调查数据,构建了涵盖上覆水体、沉积物、水生生物和河流物理栖息地质量等要素的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候选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与相关性分析方法进行指标筛选,构成河流健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基于方差赋权的综合指数法作为评价方法,评判多指标下的河流健康等级状况.结果表明,铜陵地区河流生态系统的60个采样点中仅2个达到“健康”等级,16个达到“亚健康”等级,33个为“较差”等级,剩余9个为“疾病”等级,铜陵地区河流生态系统退化较为严重.矿山开采活动、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水排放是导致铜陵地区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恶化的主要原因.     

我国矿业城市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战略思路与模式——东营、焦作、克拉玛依市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与启示

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是矿业城市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和持续发展的关键。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典型矿业城市--东营、焦作和克拉玛依市为例,总结出矿业城市资源开发利用中带有共性的五大问题,即矿产资源枯竭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矿产资源与其它资源的组合开发利用问题,矿产资源与其它资源的博弈开发利用问题,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以及资源、非资源要素的协调问题。据此对症下药,提出了我国矿业城市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战略思路,并提出了7种可持续的资源开发利用模式,即“细水长流”模式,“黑绿置换”模式,“优势组合”模式,“优势延伸”模式,“地企融合”模式,国有+民营的“双轮驱动”模式,公有+非公有的“双轨并行”模式。     

京津冀“生态系统服务转型”及其空间格局

以1980年、2000年、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NPP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GIS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方法,分析京津冀食物生产与固碳释氧两种服务的变化及其空间格局,揭示“生态系统服务转型”的原因。结果表明:（1）35年来,京津冀土地利用变化以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减少为主。1980年和2000年,NPP的高值区主要位于山区,2015年NPP的高值区主要位于平原。（2）1980-2000年京津冀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以食物生产服务增加与固碳释氧服务降低为主,2000-2015年京津冀以食物生产服务与固碳释氧服务同时增加为主。“生态系统服务转型”模式为“食物生产+固碳释氧–”→“食物生产+固碳释氧+”。（3）农业生产力提升、林地面积与质量和耕地质量、草地质量提升是“生态系统服务转型”的主要原因。     

论中国农业持续发展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持续农业的研究对象”、“农牧结合问题”、“粮食问题”“农业生产布局”以及“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一直是我国学术界与政策决策阶层争论与关注的热点。五大“热点”不仅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正确决策,也影响着我国农业研究的方向。作者根据近年研究实践,结合国内外的大量研究成果,从理论与实践２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论述。①“持续农业”是学术术语,并不是农业替代模式,持续农业的研究对象则是促进农业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与管理战略,以此促进农业向环境健康与安全的方向发展,并不是“创造”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模式完全替代常规农业；②我国农牧结合研究依然停留在古时期“种植业提供饲料,畜牧业提供畜粪还田培肥地力”这一传统观念阶段。农牧结合研究应该在我国农、牧生产专业化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从饲料能量蛋白质供给与消费平衡这一深层次上优化和把握农牧结合强度及其协调性,同时要高度重视我国畜牧业生产专业化可能引发的农、牧“分离”及其潜在的环境问题；③有计划地节制食物消费的增长速度、引导膳食结构的转变与合理引导并积极寻找粮食替代资源,是解决我国粮食生产在经济高速增长前提下粮食供需缺口不断扩张的主要途径；④我国种植业生产发展空间格局的重心应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土整治历程回顾与新构想

改革开放40多年,国土整治随着资源、生态环境领域政治意愿和体制的变迁而变化,经历兴起、搁浅、整合的过程。在梳理改革开放40余年国土整治领域重要政策文件基础上,总结了国土整治历程中的发展经验、主要问题以及新趋势,并提出了新时代国土整治新构想。新时代国土整治目标将牢牢结合生态文明战略,以期实现空间、资源、生态环境优化,打造以人为本高品质国土空间。新时代国土整治是通过“承载力”“适宜性”评价机制,结合综合研判、归因分析划分“国土整治”功能分区开展重大工程,多措并举处置国土开发利用过程中“负外部性”问题,修复国土功能,以实现空间结构优化调整、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灾害污染治理,以期提升国土空间承载力、适宜性、美丽度、安全性,提升国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治理活动。     

新时代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转型思考

针对全球变化影响下的国土空间和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是中国在新时代的积极响应,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的转型和提升成为必然要求。在介绍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国土空间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要求决定了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的转型。从工作理念、理论基础、技术体系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分析了当前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整体综合理念滞后、理论基础体系欠缺、技术支撑相对薄弱、体制机制不尽完善等方面。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新时代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转型的路径和策略,主要策略包括强化系统思维、提升理论体系、加强技术支撑、完善机制建设等内容,以期为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国外城市自然保护与生态重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论文对当前国外的城市自然保护与生态重建活动作了介绍。城市自然保护包括野生生物生境保护、城市地区湿地及自然景观保护等内容。城市生态重建则主要有生态公园建设、废弃地生态重建、城市扩散廊道体系建设等方面。城市自然保护与生态重建具有以生态学为基础,多学科交叉;注重生态过程的恢复;多目标、多层次规划设计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论文给出了4点对于我国城市生态建设的启示。     

城市滨水区的生态恢复研究

城市滨水区的生态恢复具有着重要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意义。通过探讨和分析城市滨水区生态恢复的基础理论和主要内容,综述了国内外城市滨水区生态恢复的研究现状,指出我国为做好城市滨水区生态恢复工作尚需加强滨水区生态恢复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景观生态学的应用和示范推广等方面的研究,以滨水区的生态恢复带动开发,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欧美国家盐沼湿地生态恢复的基本观点、技术手段与工程实践进展

在我国,较大面积比例的盐沼湿地已在人为干扰与自然侵蚀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受损、退化并消亡。最近20 a来,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随着许多大规模盐沼湿地恢复工程的实施,为生态恢复理论提供了实践与验证的场所,在该领域正在逐渐形成基本观点与技术方法体系,这为我国今后开展类似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本文探讨近年来欧美等国在盐沼湿地生态恢复方面的基本观点包括:受损与退化成因,生态恢复目标,生态恢复主要驱动力等;并总结生态恢复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基底修复技术,水动力修复技术,植物引种技术等;进一步地以Delaware湾、Jamaica湾、Schelde河口为例介绍欧美等国在盐沼湿地恢复工程方面的最新进展;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国情,提出盐沼湿地保护与恢复的建议。     

智能技术辅助的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

智慧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影响着人地关系,而智能技术作为智慧社会崛起的主要动力与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在改变着国土空间的保护、开发与治理模式,也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方法提出了新要求。当前规划编制中,智能技术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在技术层面也有很多实践,但缺少对智能技术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整体性思考。基于“生态文明”基础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对传统规划编制与当前智能技术应用梳理的基础上,从智能感知与收集、智能分析与处理、智能评估和智能决策四个方面,系统地构建全流程的智能技术辅助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框架,以适应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提出的新要求,辅助编制更合理、科学、智慧的方案。     

内陆水环境修复技术进展

水环境退化是全球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退化后的水环境修复，重建．已成为当前各国重视的焦点．也是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热点。该文全面综述了国内外水环境修复技术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水环境修复的重点和热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文章指出．为改善我国水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水环境修复的方法学，基础理论，应用技术和示范推广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Knowledge governance for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Understanding its context-dependency

The governance of knowledge is a crucial element of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EBM) and is deemed important for its effectiveness.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from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how the governance of knowledge in different EBM practices is organized and with what consequences. Based upon four different case studies – all derived from the Wadden Sea – which resemble different contexts (in terms of available knowledge and level of conflict) we reconstruct four different ways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These four approaches are labeled the database, the alignment, the assessment and the holistic approach. These approaches differ in ho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ecision-making is organized. They show different degrees of success, partly related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fit in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e applied.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in contexts in which knowledge for EBM has to be organized, can help decision-makers to apply the most suitable way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in their specific case. In cases of low conflict and high knowledge capacity a more static, one-directional way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can suffice, while in more complex contexts a holistic approach seems to be necessary.     

过程耦合与空间集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景观生态学认知

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核心是整体保护与系统治理,强调生态保护修复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联的系统性、协同性。景观生态学以景观为研究对象,基于整体综合视角聚焦景观结构与功能演变及其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机理,重点关注过程耦合与空间集成。面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战略需求,景观生态学“格局与过程耦合-时空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景观可持续性”的研究路径能够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供重要学科支撑;依据格局-过程互馈机理识别退化、受损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基于景观多功能性权衡协调社会-生态需求并确定修复目标,应用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多层级修复网络体系,建立面向景观可持续性的多尺度级联福祉保障。     

水生植物在河道生态修复工程中应用研究

近年来,随着水体修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水生植物在河道生态修复工程中得到快速发展及广泛的应用。作为河道水体生态修复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生植物能否成功应用,往往是整个工程成败的关键。基于已往工程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工程实践应用的角度,文章论述了在河道生态修复工程中,水生植物的设计、施工和后期维护管理的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对于水生植物在河道生态修复工程中的应用有一定指导意义。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保护修复优化——以内蒙古呼包鄂地区为例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可为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提供对策,以补充现有研究对国土空间优化实践指导的不足。以内蒙古呼包鄂地区为案例,识别城镇、生态源地,构建源地扩展阻力评价体系,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划分安全格局小区;基于电路理论识别国土空间保护修复重点区域（生态廊道、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优化生态安全格局,提出国土空间保护修复建议,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研究区城镇源地适宜扩展区远小于生态源地,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有较大潜力;安全格局小区中生态保育区生态空间面积最大,其次是优化缓冲区生态空间,生态防护区生活空间最小;识别135条生态廊道,12个生态“夹点”,6个生态障碍点,164个生态战略点,架构生态安全网络,形成“多核四区三带一屏一流域”的国土空间保护修复格局,以达到提升生态景观完整度与连通性、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