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高我国自然资源物权化程度的思考

自然资源物权是随着环境资源法和物权法的发展而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与传统物权相比，自然资源物权是一组性质有别的权利总称．它在本质上具有物权属性．但也包含准物权的内容。可将其分为土地资源物权和其它自然资源物权。我国的自然资源物权制度主要存在所有权虚化和抽象化、使用权物权化程度不高、土地资源使用权未得到切实保障等缺陷。应当通过强化和实现自然资源所有权、积极推进自然资源使用权物权化来完善我国自然资源物权制度。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必须保障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有效实现，改进和完善自然资源的集体所有权；同时也要推进土地使用权和其它自然资源使用权的物权化，特别是扩大自然资源物权中公民使用权的范围．推进自然资源物权的具体化和制度化。     

公产法定: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分类调整的民法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效法前苏联的中国物权立法是一种按照所有权主体分类调整的“身份型”立法,该立法模式不仅抹杀了不同类型国有财产的“个性”,而且也将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性消融于普通财产的财产属性和独占使用之中。鉴于“公产法定,私产推定”立法模式能够实现自然资源领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且“公产法定”具有限制国家公权、保障公众对特定自然资源的平等利用权等制度功能,应以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分类管理为逻辑主线,重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客体制度:一是明确自然资源为不动产的物权法地位,借助自然资源不动产登记单元和“复杂物”概念对具有特定生态功能的同一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的不同自然资源的整合功能,将其纳入传统民法物权客体理论的调整之中。二是依据不同自然资源社会属性之强弱,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区分为公产和私产,建立分类调整的规则体系,防范公产之上的国家所有权“遁入私法”。三是物权立法应直接明确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受公法和私法的双重调整,可以公法和私法相互配合的方式行使所有权。四是国家和集体所有之外的资源原则上可自由利用。     

排污权有偿使用政策的寻租博弈分析

现行的环境规制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了过多的寻租空间,可能使得环境管理效果和政策公信度下降,导致社会总福利受损,公众的利益被牺牲,因此应当对寻租行为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本文系统分析了排污权有偿使用政策制定、实施和延续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寻租途径,包括游说政府,逃离管制范围,占有配额,拖延缴费,降低核定量和再分配收益.针对三种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的逃避付费类寻租行为构建了政府、排污企业和公众的三方博弈模型,论证了寻租行为必然带来社会总福利的下降,并用逆推归纳法得到公众参与下环保局和企业的寻租期望值,筛选出了公众举报率,举报成本,企业违法成本,寻租成本等对企业寻租决策影响较大的因素.从完善法规制度和鼓励公众参与两个方面,对减少排污权有偿使用政策中企业的寻租动力,从根本上消除寻租行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权性质、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政治寻租视角的分析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还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似乎都缺乏了一个重要的元素:政府行为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只是将政府作为一个仅仅取得税收收益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我们的分析范畴,忽视了不同政治体制下政府构成了企业生存重要环境的特殊事实,这样的淡化直接影响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实然理解。根植于西方社会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没有过多的考虑政府行为以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是基于其自身的制度背景与社会文化,它们是以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对经济(企业行为)干预很少,整个政治经济制度更加贴切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使得制度环境对经济运行和企业决策有着重要影响,这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也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公司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研究机会。本文以我国2004年-2011年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寻租理论,研究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寻租动机。研究的结果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寻租倾向,而由于受到二元经济体制割裂的影响,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产权联系的先天优势,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政治寻租倾向。实证研究同时也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寻租倾向越强。论文的研究构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新的分析性框架,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     

绿色产品质量监管的三方博弈关系研究

在绿色产品质量监管中,政府以提升绿色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第三方认证机构及企业则希望利用现有资源获得最大收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第三方认证机构与企业容易发生权利寻租问题。有效解决权利寻租问题是保障绿色产品质量的关键,研究政府、第三方认证机构及企业三者共同参与的监管策略,可为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监管对策提供依据。本文首先阐述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各自的职责,政府监管企业生产行为,第三方获得认证后监管企业并受政府监督。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关系概念模型,分析三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其次,运用博弈理论,构建了第三方与企业、政府与第三方及政府与企业间博弈模型,并进行混合策略Nash均衡求解及策略选择分析,研究了影响政府监督、不监督,企业寻租、不寻租,第三方接受寻租、拒绝寻租行为策略的关键因素。再次,重点讨论了政府、第三方与企业三者共同参与的寻租博弈模型,详细阐述了第三方与企业发生权力寻租、政府监督二者寻租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产品质量监管中的寻租行为与政府的监管能力系数、付出成本、对第三方和企业的惩罚力度有关。政府通过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监管能力,加大对第三方与企业寻租行为的经济惩罚,能有效避免二者间的权利寻租行为。2在提高政府监管二者寻租行为效率方面,分为两种情况。当把第三方利益放在第一位时,政府应减少第三方寻租的额外经济收益,提高政府监督的能力系数,同时加大对第三方发生寻租行为的经济处罚;当把企业利益放在首位时,政府应提高企业与第三方权利寻租的成本,加大对违规企业的经济处罚。最后,给出了政府提高绿色产品质量监管效率,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避免第三方与企业权力寻租的措施。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的供给侧改革

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是保护自然资源、践行生态文明的要求。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确权和量化,是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在审计上的“融合”。作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依据,相关制度应该对自然资源的确权、计量和有效利用作出合理安排,才能有效抑制资源滥用冲动。但立足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实践,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个案调查、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分析现行的自然资源制度,没有发现可操作性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计量制度和评价制度,已有制度存在权责不匹配、责任界定不清晰、公众参与有困难、审计指标不健全;制度系统呈现存量不足、增量困难、实践不力,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需要。因此,可以从制度存量、增量和协同三条路径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在完善制度存量方面,可以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嵌入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内容,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评价标准、责任制度和审计结果运用办法等;在提高制度增量方面,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利制度、计量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同时,通过适时修订审计法、制定自然资源资产法,强化制度协调,以突破自然资源资产的制度瓶颈,方便审计算好“生态账”、把好“生态关”。在自然资源资产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借助决策层和专家力量,摆脱部门立法局限,强化制度协调;同时,制度改革也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要兼顾公众、个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多方利益,才能有效满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     

法典化时代下自然资源法立法模式探究

《民法典》的成功编纂拉开中国法典化时代的序幕,为各部门法法典化提供时代契机与立法氛围。既有的立法模式下自然资源法呈现整体缺乏系统性、法律文件数量庞杂、体系结构失衡、内容矛盾冲突、应有规范空白或缺失等诸多负面表征。既有立法模式引发的诸多负面表征仅是自然资源法律体系面临问题的表象,并不能直指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真正的症结。自然资源法的各类负面表征可以归结为自然资源法律复杂化。解决自然资源法律复杂化是根治自然资源法诸多负面表征的关键,也是自然资源法更换立法模式的内在动因,能够实现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系统化的立法模式是根治问题的良药。法典化立法模式从立法技术和立法体例上可以实现自然资源法的系统性重塑,自然资源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具备法典化改造的现实可行性。自然资源法的系统性功能则需要通过自然资源法典的实质性构建得以实现。适度法典化模式是所有编纂模式中最值得参考且风险较低的模式,基于此种模式在自然资源立法方面缺乏实践,因此自然资源法典的具体编纂还需要在本土实践下进行探索和创新。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环境法典的逻辑基础,既是自然资源法律体系内在逻辑性的体现,也是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在法律中的表达。自然资源法典应采用潘德克顿式编纂方法,编纂体例包含总则和分则。自然资源法典总则基于立法目的、基本原则、法律关系等基本内容展开。分则分编的关键在于自然资源法律关系的类型化梳理,通过对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方式进行归类,可得到两种自然资源法律关系类型:利用性自然资源关系和获取性自然资源关系。在两种自然资源法律关系类型的基础上,以各类自然资源为分类标准编纂各编。     

再就业供给率、制度效率及其互动效应

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不断的扩容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再就业效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而再就业收入并没有得到显著性的提高。那最低工资制度起到了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劳动供给的效应了吗?笔者通过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对受助家庭成员再就业行为及收入变动的微观模拟模型,用于研究制度变动对成员再就业供给效应和再就业收入分配效应的变动状况。并且建立了算数微观模拟模型来研究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工资低限和社会救助金差距问题。结果显示,在最大程度上提升这个差距,能极大地提升社会救助家庭成员的再就业行为和再就业收入;而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救助家庭再就业人员的就业决策,其再就业收入得到明显的增加。进而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救助制度既定目标和投入-产出效率,使社会救助制度与最低工资制度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以渔业资源为例

自然资源由于其较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使其因代际问题所导致的私有市场失灵比一般的产品严重,原因是自然资源代际利用中当代人都倾向于最大限度使用资源,从而引发自然资源“公地悲剧”问题比一般产品严重。再生自然资源虽然在代际利用中的利益冲突比非再生自然资源低,但代际问题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依然存在。因此,再生自然资源的代际可持续利用需要政府依据其经济特性进行一定的规制,制订出合理的使用制度。以渔业资源为例,在沙发尔（Schaefe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学分析法,分析了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中的成本与收益,提出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使用的制度安排和优化措施,包括边际成本动态规制、明确界分所有权、实施可交易配额和公共补偿性规制。     

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的自然资源法治建设 ——关联的视角

自然资源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促进措施和制度保障，而它的实现离不开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及其同法治理论的有机结合。自然资源法治的科学化是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必然要求。在自然资源治理中运用关联理论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必要选择，也为自然资源法治科学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分析路径。运用文献分析和关联研究方法，根据我国自然资源法治建设的实际国情和客观需要，从关联视角，研究如何基于生命共同体理念，建设我国自然资源法治。研究发现，以关联治理路径为视角推动自然资源法治建设，我国需要从3个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部门立法中增加关联性条款；建立自然资源协同治理体制机制；以多元共治保障关联治理的实施效果。     

排污税能够提高环境质量吗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主要的环境政策工具之一。然而,自1982年这一制度正式建立实施以来,经过2003年的制度改良,始终未能解决征收成本高、使用效率低、寻租行为盛行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该制度的减排效果不佳。因此,近年来,排污费改排污税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改革是否能够收到设计者们预期的效果?为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方法,通过设计一个包含政府征收排污税行为和政府污染治理技术投资行为的经济系统,考察动态条件下排污税对环境质量的长期影响,以及征收排污税对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长期影响。根据本文的分析,单一的征收排污税并不一定能够改善环境质量,不一定能够促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出现,也不能减少企业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税降低了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但对消费者消费路径的影响是不明确的。最后,本文建议,政府应投资于污染治理技术的改进能够持续的减少最终污染物排放,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试论我国自然资源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文从自然资源产权、国家管理和资源定价几个方面，简要讨论了我国自然资源立法的基本问题，提出建立多样化产权制度、合理界定国家管理界限和理清税费的一些原则建议     

大江大河从“公共资源”到“公地悲剧”演变的内在机理分析

江河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非排它性”资源服务，因此容易陷入“公地悲剧”。历史上对长江、黄河等江河所提供的多维度要素资源价值理论认识上的滞后及误区，是引发此类江河向“公地悲剧”演变的基础性原因。现行的江河管理体制不能有效地协调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资源行为及利益关系，从而诱发了地方等主体对江河资源的不相容使用和过度进入，而成为加速推进这一演变进程的制度性根源。在这一体制下，地方在与中央的博弈中，谋求当期地方收益的最大化；地方之间的财政逆向转移与升职竞争博弈，加剧了地方的行为扭曲；部门之间的边界模糊与势力竞争博弈，诱发了部门的行为扭曲。只有创立新的江河管理体制，才能规范地方等主体的行为，避免江河的“公地悲剧”命运。     

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

在进行西部大开发时 ,应正确认识自然资源 ,尤其应明白资源优势并不等于经济优势。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要给拥有者带来经济收益 ,首先要使自然资源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 ,转化为市场所需的产品。而今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给自然资源的开发者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使自然资源型的经济发展日趋困难 ,通过新疆与上海经济结构与发展速度的比较 ,说明自然资源型经济若不及时调整发展方向 ,与其他类型经济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

在进行西部大开发时，应正确认识自然资源，尤其应用明白资源优势并不等于经济优势。自然资源要给拥有者带来经济收，首先要使自然资源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转化为市场所需的产品。而今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给自然资源的开发者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使自然资源型的经济发展日趋困难，通过新疆与上海经济结构与发展速度的比较，说明自然资源型经济若不及时调整发展方向，与其他类型经济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Quantitative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which include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fixed asset investments. The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which is the deep cause affecting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China i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From the quantitative and mechanism analysis,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affected by the current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in both a positive and passive manner. As a whole, it is negative as far as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concerned. The result of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verifies that the current finance and taxation system has an effect on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The article presents some suggestions: add financial budget revenu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distribute the land transfer rent reasonably, and make use of the land transfer rent to improve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基于二元水循环理论的水资源承载力质量能综合评价

水资源承载力是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水资源承载力的合理评定对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二元水循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承载单元的概念,认为水资源是通过承载单元来实现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的。承载单元具有系统响应的特点,水资源在承载单元内将经过社会的外体循环及自然的内体循环,之后其水质、水量、水能3个方面的状态都会发生改变,其承载能力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因此,以承载单元为研究对象,建立了质量能构架下水资源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以昆明市水资源承载力的分析评价为例,说明了该方法的实际应用     

流域立法视角下生态流量保障的制度供给--以长江流域为例

生态流量保障的重难点在于流域生态流量不足问题的妥善解决。生态流量不足基于产生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型”和“人为型”。“人为型”生态流量不足的根源在于《水法》第4条规定的三生用水关系未得到妥善处理,实质上是水资源分配和管理不合理所致。具体表现为水资源保护理念镶嵌在制度表层、生态流量缺乏核心制度保障、流域规划匮乏强效监督机制、流域水资源分配信息公开不足、末端行政考核制度偏重水质管控、生态用水制度顶层设计与地方实施间落差巨大等。流域立法作为立法体系的中间环节,对上位法具有填补协调功能,对地方立法具有引领指导作用。建议在流域立法过程中,通过制度设计解构流域生态流量保障现存的制度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成流域特有保护理念到实体制度的转型。二是基于流域生态修复、水资源生态红线管控制度的开展以及有效衔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需要,建立生态流量管控指标制度体系不可或缺。三是基于流域规划对三生用水的初始分配性,将生态流量供给纳入流域规划体系中,从水资源分配初始阶段保障生态流量,同时强化流域水资源规划制度的监督机制,健全规划制定的程序性规范,明确科学考察和调查评价人员的构成规则、方式及模式。四是依法加深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及监督权。五是完善行政考核制度体系强化对生态流量供给的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