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适应转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本文基于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经济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职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经济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信用卡消费、人均居住面积、居住质量、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日常生活中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繁程度等代表社会适应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社会适应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相对于老生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由经济吸引向社会适应转化。具体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社会适应因素体现在消费方式、居住环境、情感纽带、社会融入、城市评价等五个方面。因此,可以通过增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从而提高其定居意愿。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天津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民工城乡迁移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析出和显化在不同代际农民工城乡迁移和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推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在拉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和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和是否同城里的人交过朋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4年中国质量观测调查的数据,实证测度了转型时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并运用统计描述、相关性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从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与个体能力三个维度分析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女性高于男性,农村人群高于城市人群,已婚人士高于未婚人士,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职业类型以及家庭结构中,幸福感呈现明显差异;2个人目标实现能力、社会公平与物价稳定是影响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最为显著的因素,而家庭消费、消费环境以及社会治安是相对不显著的影响因素;3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会以及个体能力三个维度的因素均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中个体能力维度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大;个体能力除了直接正向作用于幸福感之外,还会通过正向地影响财富拥有及社会福利来间接作用幸福感。因此,当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个体能力维度。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与环境,为中产阶层个体能力展现提供公平畅通的渠道,是转型时期提升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首要之义。     

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流动、能力形成和社会融合

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轨迹可以发现,职业流动促进了其能力形成,这种能力对促进城市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进城务工人员比较务实的职业定位与发展期望,本文运用湖北、河南3县的调研数据,对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家庭禀赋、流动特征对外出务工人员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影响显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等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不同代际进城务工人员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能力形成路径截然不同,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发展的能力形成更多是依赖正规教育或技能培训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而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发展的能力形成更多是传统手工业技能在城市的再运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l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     

影响退耕还林农户返耕决策的因素识别与分析

可持续收入能力是西部贫困地区退耕还林农户返耕决策的关键。而可持续收入能力又可以表征为收入水平、途径和结构。以及决定其实现的各种条件。理论分析与调研结果发现．农户可持续收入能力受制于自身资本积累。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三方面。其中．人力和物资等资本存量不足限制了农户在可能的收入途径问的选择；自然条件影响农户依靠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就业机会缺乏等经济条件制约了退耕还林后短期内农户形成较稳定的收入途径和结构。本文提出政策调整的方向应该是消除这些限制因素的影响。为退耕还林农户可持续收入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以确保退耕还林的长期生态效果的巩固和实现。     

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影响

随着各地农民工的大量外出,农村的经济、政治、居住环境等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本研究拟以四川省为例,通过在不同区域内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构建相应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系统地分析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所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农民工的流动对山区人居环境改善的影响最大,丘陵次之,平原最小;在对家庭影响方面和对公共环境影响方面,农民工对丘陵的影响值都明显高于平原和山区;在对周围人影响方面,对山区和平原的影响值差异不明显,但对丘陵地区的影响却基本为零。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拓宽农民工的就业途径;加强宣传教育,重视对农民工的科普知识教育;合理规划环境,强化农村环境监管体系。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