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东部地区的时空分异研究

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的,直接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将经济增速与环境压力脱钩的同时,实现将人类福祉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采用Tapio基本模型构建中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模型,将1979-2014年的脱钩指数划分为8种脱钩类型。结果说明,绝对而稳态的脱钩是不存在的。虽然大部分年份的中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长时间尺度上,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存在"连接-脱钩-复钩-再脱钩"的动态反复过程。以中国东部地区10省份为例,研究脱钩指数变化的趋势和时间分异情况。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后该地区复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特别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需要警惕以能源消耗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重现。计算并比较脱钩指数的5年均值,研究中国东部地区脱钩的空间分异情况。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是否脱钩与宏观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不断提高利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总量,保持弱脱钩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关系的常态。     

改革开放30年人的发展:评价与反思

传统的“唯GDP ”的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桎梏,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倡导共享式、包容性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主题,而这种发展模式的基本导向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基于这样一个视角,本文依据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要求,从人的素质、人的福利、人的保障、人的迁移4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改革开放30年人的发展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评价结果显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30年间中国人的发展状况得到明显提高,但是人的发展指数以及人的素质指数、人的福利指数、人的保障指数、人的迁移指数、经济状况指数、资源环境指数仍需不断改善.未来中国在提高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要促进人的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协调,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着眼于人性,重视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建立促进人的素质和能力提升的机制和体制,确定以“富民”为目标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     

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基于演化视角的中日韩美比较研究

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是"跨越环境高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厘清增长模式与驱动因子是重要决策支撑。然而迄今针对亚太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研究与模式抽提相对较少。本文选取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典型的、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以及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参照)为研究对象,基于物质流分析框架和指标研究了1970—2008年四国的资源生产和消费(包括金属和工业用矿物、化石燃料、建筑材料、生物质能源四大类),对比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原材料资源国内消费量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和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环境负荷模型(IPAT)进一步探讨和分析了影响各国资源消费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变化趋势,最后借助Tapio脱钩模型研究判断了国家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间的脱钩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中日韩美四国的人均GDP、人均资源开采和消费水平差异显著,资源禀赋优厚的美国与中国的资源开采量与消费量都处于世界前列,然而就人均GDP水平而言,中国远不如其他三个国家,美国和日本都是成熟的发达国家,韩国也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2)中日韩美四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区别,过去三十年间日本资源效率赶超美国成为第一,韩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排第三,中国的资源效率则最低。(3)中日韩美四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资源消费的依赖程度,以及资源消费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也存在明显差异,日本经济增长在技术驱动下基本实现与资源消费的脱钩,韩国表现出和日本一样的趋势,美国则处于稳定弱脱钩状态,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消费的依赖度仍很大。依托技术升级大幅度提升过程行业资源效率、持续推进区域生态工业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的重要路径。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随着环境可承载能力和要素红利的逐渐消退,传统产业必须通过结构转型或技术升级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变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现阶段有关新动能培育长期性和污染防治工作时效性之间的矛盾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使政府陷入"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的两难困境。为此,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特征,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上构建了包括清洁产业部门劳动力技能培训机制的理论框架,采用Shooting方法计算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优化设计环境规制政策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加大新动能培育力度,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并采用面板门限模型,从实证角度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为: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渐进递增的环保税和渐进递减的政府补贴率的政策组合,在环境污染得以控制的前提下,促使清洁产业劳动技能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由初期的抑制影响逐渐变为促进高质量增长;通过经验数据也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污染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通过构建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特征的理论研究框架,明确指出动态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对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破解新动能培育的长期性和污染防治工作的时效性之间的矛盾,为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     

资源环境对南京市经济发展的“增长阻尼”

由于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没有限制情况下降低的现象,即为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尼效应。本文将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合并,利用生态足迹模型解释资源环境复合要素,对传统的阻尼模型进行修正,定量测算资源环境对南京市经济发展的增长阻尼。结果表明,南京市经济发展迅速,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制约作用,其对经济发展的增长阻尼为0.03611。充分发挥资本对资源环境的替代作用,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人口的增长率是实现南京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江苏省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而未有对区域资源总体消费与经济产出二者关系开展实证研究。本文以江苏省为例,运用协整理论和物质流分析方法首次尝试对江苏省1990-2007年资源消费和实际GDP二者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现为资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同时还对江苏省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了当前资源是江苏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江苏在经济增长和资源利用战略等方面应当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此外,研究提出的将基于物质流分析的资源消费核算方法与时间序列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集成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可以适用于同样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关于资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基于省际数据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

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将有助于寻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最适环境规制强度,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保障.本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综合考虑衡量环境规制的投入与产出的各项指标及其数据的可得性因素后,构建并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同时运用2004-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而是正U型的关系.为此,我们认为,本文结论能够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遵循成本说"还是"创新补偿说"提供合理的解释.最后,我们根据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的状况,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是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认为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优势,进行创新投资,用以弥补"遵循成本说"的劣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基于核心资本变迁的产业可持续竞争力研究

当前,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当前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核心要素及约束条件变迁的考察,明确了可持续发展是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拓宽了产业竞争力的视域,提出了产业可持续竞争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复杂系统动力学理论,探讨了产业核心资本变迁与产业可持续竞争力以及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文章得出结论,在资源环境成为经济发展根本约束条件的前提下,环境质量的改善可以内化于产业可持续竞争力的提升过程中,途径就是增强产业对核心资本的使用程度。基于理论推导和实际数据的支持,本文最后从贯彻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理念、运用循环经济相关理论优化生产经营行为、推进面向资源环境的生态创新、加强人力资源投资、提高产业核心资本构成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实证

农业科技资源是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现代农业也迫切需要将农业科技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了分析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者选取中国1990-2008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考察了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及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会偏离长期均衡.当偏离均衡时,长期对短期偏离均衡的调整力度为59.8%;存在从农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农业技术人员到农业经济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反向关系得不到实证支持.但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增加农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提高农业机械利用效率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     

中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来说究竟是“财富”还是“诅咒”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国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但资源禀赋通过何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尚缺乏理论和实证检验.本文以“条件收敛”假说为基础,构建了资源禀赋对人均收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此基础上,以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地域分布与储量前十名的18个省(区)19年的自然资源储量以及经济社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大小的同时,对我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自然资源禀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存在正面的直接效应,也存在负面的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受教育水平、开放度、R&D等社会经济变量,降低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How much real cost has China paid for its economic growth?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How much real cost did China pay for its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monetary costs of resource deple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losses across 31 provinces. The findings allow us to reac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national cost of resource deple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in 2005 was 2.5 trillion RMB. It accounted for 13.5% of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Secondly, the cost of resource depletion,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a differ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cost of resources depletion mainly distributes in the central area,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in the eastern area, and the cost of ecological degradation lies in the western area. Thirdly, the cost of natural resources depletion is 1,672.5 billion RMB, accounting for 67.8% of the total cost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It indicate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high cost of resource depletion.     

基于产权约束的中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分析

在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加强以产权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是关系到矿产资源利用效率高低和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从制度变迁来看,产权安排的不完善是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低效的主要制度根源.因此,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开始了适应性的制度变迁.本文针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的现状,以产权约束为基础,认为一种有效率的矿产资源管理模式应当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寻求资产化管理与资源性管理、行政和市场配置方式的最优组合,而模式构建的核心是市场化的矿产资源配置制度安排,其主要表现为把矿业权作为一种产权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评估、拍卖和交易等商业活动.所以,矿产资源产权改革市场化的实质是在坚持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对矿产资源使用制度和价值流转体系进行的改革与创新.     

绿色经济新理念及中国开展绿色经济研究的思考

联合国里约20周年世界峰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倡导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提出,但现在的绿色经济却具有全新的意义。本文基于参加联合国有关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报告,论述了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三重效益、研究模型以及绿色经济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对如何开展中国绿色经济研究进行探讨。首先,文章认为在深入探讨绿色经济前,需要了解当前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明确为什么要发展绿色经济、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绿色经济,以及怎样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三个基本问题。其二,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的情景模拟表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更好的三重底线效益。联合国的T-21模型对过去40年(1970-2010)及未来40年(2010-2050)进行了绿色情景与褐色情景两种模拟,认为在自然资本的环境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得到了基本遏制,而褐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会进一步增强;在物质资本的经济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2020年以前经济增长率(2.5%)会低于褐色经济(3%),但从长期平均增长率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2.5%)可以带来比褐色经济发展模式(2%)更好的经济增长;在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方面,在2030年以前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就业机会有小幅减少,但长期来看,绿色经济能够创造与褐色经济同样多的就业机会,甚至可以有小幅的增加(0.6%)。其三,绿色经济研究模型表明,绿色经济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绿色经济假说是:将资金投资于提高资源能源效率与扩大自然资本两个方面,是否能够导致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该理论假设,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自然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Threshold-21模型,证明绿色经济即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其四,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能够增加生活质量。绿色经济假说,强调了绿色投资对生活质量有正的影响。通过生态绩效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典型案例研究等三种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减少自然资本消耗可以减少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本和维护成本、维持与增加自然资本对人类的功能;可以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用较少的自然资本投入达到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人造资本;可以提高人造资本的服务效率,用一定的物质存量为更多的人服务。其五,开展深化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的系统研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倡导的绿色经济可以给我们发展中国的绿色经济带来新的启示,笔者认为对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开展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应该包括理论内涵、实证分析、发展情景、行动领域、政策体系等五个依次递进、前后照应的研究模块。     

资源型旅游地增长极限的理论模型

在经济发展中,国内诸多地区都将旅游业发展作为支柱产业,但对其长期有效性却缺少理论和实证的探讨。一些落后地区虽然靠旅游发展获得第一桶金。走的是资源经济之路。但带动效益有限。本研究运用最新的发展理论,在对典型资源型旅游地作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发展的一般结构模型,并指出导致资源型旅游地发展的内部限制性因素。本研究希望更多的研究人员关注这一问题,从理论和实证上丰富和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多情景测度:数量与价值

在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及用途管制的背景下,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及其价值,对于完善中国空间治理体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尤其是区域差异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湖北省为"生态资源优势区"代表性省份,首先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各生产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中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以及土地资源在两部门的边际收益,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客观现实和成因;然后基于缩小湖北省与"经济发展优势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同情景,测度2009—2018年湖北因处于生态资源优势区而使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与价值。结果显示:(1)土地要素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仍依赖土地要素投入,且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被其他生产要素替代。(2)高额的机会成本是土地资源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重要潜在驱动力。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的土地边际收益是农业部门的17.03~44.14倍,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规划管制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发展权受限。(3)规划管制背景下,对受限的土地发展权进行补偿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10%~100%的不同情景下,2009—2018年湖北省土地发展权受限数量处于0.53×104~5.35×104hm2之间,对应的价值量占同时期"经济发展优势区"总GDP的比重较低,为0.02%~0.19%。基于此,应开展土地发展权受限补偿的制度建设,从土地发展权产权确认和利益分配机制改革两方面量化和落实土地发展权,并以对土地发展权的底线补偿情景为起点逐步提高土地发展权补偿水平,直至实现完全补偿。     

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

通过构建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与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②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加强;③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因此,为实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中国应该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因果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政策。     

Population Growth,Available Resources,and Quality of Life:China’s Post-Re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Two opposing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 among population,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quality of life as reflected in economic growth are reviewed. What is at issue is whether population growth is detrimental to or benefic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Neither of the extreme views gives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interplay among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quality of life. Following previous literature on the topic,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ore balanced approach that considers the function linking popul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not constant but variable and regards the limitedness of resources as not absolute but relative to regions and societies.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more flexible in better explai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hina is examined as a case in point to shed light on the interaction of population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its recent post-economic reform experiences showcas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synthetic approach.     

Three Critical Issue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th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core issue for China transi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30 years is to shift from the quantity growth model to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model.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ree key area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since the 1990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a well-being thresh-old at which the margin ut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for human well-being will decline, that there is an ecological limit beyond which more economic growth in terms of physical scale will be impossible, and that the creation of human well-being is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amount but also to the structure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expenditure from government. After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facts, origi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each issue, some theory and policy thinking with long-lasting significance are raised for th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     

中国水资源状况与水资源安全问题分析

根据最新的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分析了中国水资源的现状和特点：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低；年内年际分配不匀，旱涝灾害频繁，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地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相匹配；水资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水资源安全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严重，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水质危机导致水资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严重；水资源管理缺乏科学体制。认为21世纪中国的水资源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强有力的措施，包括节约用水，建立节水型工业，提高用水效率，加强水污染防治，引入市场机制，加强科技创新，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实行水资源的统一科学管理，维护我国的水资源安全，以缓解我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