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天津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民工城乡迁移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析出和显化在不同代际农民工城乡迁移和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推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在拉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和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和是否同城里的人交过朋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引导大规模农民工顺利流向城市并融入城市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农民工的回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回流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农民工城乡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希望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长期保障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回流原因的研究提炼了长期保障的涵义,将其划分为城市长期保障和农村长期保障;然后构建了一个基于长期保障的农民工回流决定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年全国8个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这一模型;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城乡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机制。在当前中国,长期保障才是农民工回流农村问题的关键。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户籍地有耕地、有新农合或者上一年寄回老家钱物越多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强烈。因此,健全劳动合同关系和城镇居民医保体系,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有利于减弱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多数农民工流入城市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选择返乡。回流农民工创业对增收减贫及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通过对四川省的调研研究了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打工人口数越少、务农时间越短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越高。同时,结果也发现户耕地面积越小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较高。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创业意愿也具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较强。此外,男性相比女性更具创业意愿,但该变量统计上不显著。     

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3市的调查

与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研究的广泛与深入比较而言,专门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由于调研数据的匮乏而较多的停留在定性与个案研究层面。本项研究通过对湖北省黄石、鄂州和仙桃三市1122名女性农民工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并从"留城意愿"的角度,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其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调查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相比男性农民工而言,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渠道更加单一,行业分布更加狭窄,就业区域更加集中;影响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不仅包含代际差异、文化程度、流动距离与培训程度等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一般共性因素,同时表明女性农民工的个性心理特征对其社会融入影响较大。针对女性农民工社会融入面临的特殊问题,本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指明了今后需要着重研究的方向。     

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

宅基地流转被认为是城乡建设用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应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由"农民理性"、"政策激励"、"隐形市场"假设可知,农民宅基地流转取决于在政策和市场等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其宅基地的资产实现程度和社会保障替代程度之间的"理性"权衡。基于"农户-政策-市场"三维特征视角,利用新疆四地州(市)340户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探讨欠发达地区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疆农户特征、相关政策与市场特征对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意愿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上的影响;与相关研究结果相比,既有相同之处,更有显著的地区特点。其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宅基地流转范围的限制,阻碍宅基地流转;流转收入越高,农民流出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强烈;流转花费时间越多,流入宅基地的意愿就越弱。其地区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人均收入与流出意愿关系不显著;农民非农化程度对农民流转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与少数民族农民相比,汉族农民并没有表现更强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比重越大,农民流入宅基地的意愿越强,但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家庭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比重越高,农民宅基地流入和流出的意愿并非越强;流入费用对流入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流转方式对农民流入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转花费时间对流出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今后要在充分考虑农户特征和偏好的情况下,完善政策和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地引导、推进农民宅基地流转,切实保障不同农民群体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有更多的自主权、参与权与利益共享权等。     

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

通过丹阳市4个村320户农户实地问卷调查,分析了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由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给出了影响因素的驱动力、贡献率的数学表达。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宅基地个数、家庭总收入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正相关;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量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负相关。同一农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阶段对流转意愿度的贡献率不同,家庭收入和户主年龄是影响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他们对宅基地流转分别起着推力和阻力作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两者之间彼此消长。实地抽样结果分析表明,丹阳农村户主文化程度若为初中且年龄在35岁时,家庭收入能达到34 000元的话,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度超过50%。以后每年家庭收入能有一定增速的话,农户流转意愿度将持续保持在50%以上。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     

发达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来自苏州与常州的实证

已有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单一水平,忽略了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对此,引入多水平回归模型,基于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和常州的17个村394个农户的调查,研究多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苏州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较常州地区低,各村农户置换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中75.12%的份额由村庄差异造成;(2)农户层次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家庭人数具有负向作用;(3)村级户均收入、环境水平对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影响置换意愿起着弱化作用,而村经济发展水平、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具有强化作用;村级因素解释了95.69%的主要收入来源与置换意愿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村级因素通过改变农户层次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而导致了村级间农户置换意愿的差异。因此,需综合考虑农户及村级层次的因素,并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及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宅基地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大环境治理、提升农户增收能力等方面推动宅基地置换工作。     

推拉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农户意愿调查

以推拉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农村宅基地作为资源和资产属性以及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迁移到城市这两个角度,重新梳理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村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在南京市栖霞区农村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归纳主要影响农户退出意愿的推力和拉力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农户年总收入、家庭居住人口数和农户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推动因素;而非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人口数、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是否拥有城镇住所、是否有宅基地产权证书以及宅基地抵押权认知情况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拉力因素。基于以上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政策建议。     

未来预期、农户分化与宅基地退出抉择

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是缓解城乡用地供需矛盾、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地区农户调研数据,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考察农户未来预期对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积极的预期使农户具有更高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并对农户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户分化在"未来预期—宅基地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影响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对退出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农户将积极的预期转化为退出行为的概率越大.故此,可从稳定农户预期和创造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能力及条件人手,稳定农户预期,关注农户就业,鼓励和引导有积极预期、有条件的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二县市的农户调查研究

通过对湖北省二县市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区位条件、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关系,找出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愿意将自家宅基地进行流转的农户所占比例略高于50%。按作用程度排序,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距县城距离、对政策了解程度、户主年龄、户主学龄;其中,距县城距离和户主年龄的影响方向为负,其它因素的作用方向为正。从区域角度来看,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户非农收入已占据主导地位,农户的流动性较强,愿意流转的农户所占比例高于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比例;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9市10个乡镇16个行政村483名农户的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深化,其影响效果逐步加强;(2)城镇住房居住效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财富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总效应为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住房对不同分化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农户转型过程中,城镇住房促进作用逐步加强,但在部分特征样本群中其影响效果存在"瓶颈期".鉴于此,为促进农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应继续推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同时将住房保障政策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长期有效匹配,在通过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为农户家庭提供非农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条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和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     

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响应

利用重庆市梁平县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下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现有退地补偿政策下农户意愿普遍偏低,不同类型农户退地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影响纯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拥有的房屋数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Ⅰ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宅基地面积大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Ⅱ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小孩数、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非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宅基地面积和退地收益;其中,退地收益是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最显著的因素,对政策的支持度是农户退地决策影响力最大的因素。研究认为,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的因素存在差异,其核心问题还在于退地政策。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特征完善目前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这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顺利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与城市融合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实地调查,用order probit模型研究了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作用,并基于PSM方法对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普遍不高,67.3%的农民工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只有9.3%。回归结果发现,相对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来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城市完全融合的概率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对农民工城市退休养老生活保障的正式承诺,降低其对未来城市养老生活不确定性的风险预期。同时,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因素,发现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所从事行业、就业单位性质及就业单位是否按法规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均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增加;相对其他行业及单位,建筑行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政府应加大监督力度,切实督查企业劳动用工规范,确保"应保尽保"、足额缴纳;企业应充分认识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的重要意义,提高经营风险意识;基层工会组织应发挥监督、代理功能,成立劳动争议协调组织,积极参与农民工社会保险相关事务的协调、监督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自身权益保障意识。     

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现行的户籍制度黏附着城乡差别化的入学、住房、养老保障等权利配置功能,严重制约着农村宅基地的社保功能向资产功能转化,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基本假设,并运用加入控制变量的"双差"分析法,以重庆(实验地区)和武汉(控制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时间哑变量和地区哑变量的交叉项(即户籍制度改革效应)通过了1%的正显著性检验,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实验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得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比例增加了37%;而且在户籍改革力度较大的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大。另外,"人均住房面积、小康村、城镇郊区村"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家庭人均非农就业收入、补偿标准"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构造与功能分配,构建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宅基地与在城镇落户享有城镇居民公共服务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协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宅基地退出程序和补偿标准,设计与城镇住宅用地管理制度统一的农村宅基地复垦整理、收回储备、市场供应与使用监管的政策框架体系,确保退出后的宅基地得到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认为政府支持、创业资本和创业动机是影响农民工创业的三个关键变量,并利用2010年7月在湖北省恩施州获得的858份返乡农民工数据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创业资本和创业动机均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获取政府支持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创业动机变量明显提高了政府支持变量和创业资本变量影响农民工创业的概率。另外,我们还发现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创业也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但政治面貌变量影响不显著。     

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国9省551份调研问卷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接受意愿取决于农民依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对某种治理方式的未来收益和成本状况的预期。农民接受有偿收回和流转方式的可能性要高于其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零散居民点方式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年老的农民和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接受无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较高;农民拥有宅基地处数越多,接受撤并零散居民点和有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越高;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和了解"一户一宅及面积控制"政策的农民更倾向于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方式;东部地区农民较之西部地区农民更愿意接受流转方式,中部地区农民则更愿意接受撤并和有偿收回方式;郊区农村的农民接受流转和撤并方式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今后要根据农民经济、教育、就业状况和所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政策。     

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与理论解释——江苏省江都市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建立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模型,研究数据来源于江都市3县30个村的实地调查,主要是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创新过程和诱导因素,为国家引导和制定合理的宅基地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都市为代表的农村宅基地制度逐渐从无偿、无流动向有偿、有流动演变,宅基地产权权能日益完善。影响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是农村土地资源短缺程度、土地开发利用状况、区位条件、各主体经济状况(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人力资本以及政策等因素。鉴于此,在未来的宅基地制度创新过程中要注重研究宅基地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趋势,选择宅基地制度创新方向;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加快人力资本建设,提高其可行能力;以及积极发挥政策的诱导和支持作用。     

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由于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差别。两代农民工无论是初次职业选择还是现职业选择,其职业结构、行业结构、职业目标和职业诉求、职业稳定性乃至当前工作条件、月均收入等方面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对其初次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以及现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多项Logistic回归表明,家庭因素较多地影响着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他们因为家庭原因比较注重获得一定的、较稳定的收入。而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中,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但也反映了其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并且比较关注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