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官末——“新官民”七大关系

传统仁学为当下官民关系提供了正反两个角度的"双向服从"秩序理论,但实践道路却往往"单行",导致形式的法治国。要重建官民和谐,走向实质的法治国,应平衡、协调好七大关系:本末关系、独立关系、保护关系、分配关系、组织关系、规制关系、适当抵制关系。     

环保的绩效困局与政治保障

生态环境的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官民共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自觉和民间参与已经启动。然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是权力运用的行为,在权力主导的格局下,环境保护始终处于一种从属性地位,是一种"软任务",这导致了环保的绩效困局。破解这一困局的根本出路在于引入以规范权力为核心的"法治环保",从责任性上倒逼有关主体理性思考和安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更加宏大的建设框架中的正确定位及其关系,以及发展一种官民合作型的环保社会行动框架。     

生态文明建设中主体权责的错位与重构

基于角色地位、功能定位和生态权责的不同,有限理性的政府、良性调节的社会和自觉自治的公民是生态文明建设三大责任主体的基本定位。受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及生态文明观念的影响,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仍然存在政府责任"越位"、社会责任"失位"和公民责任"缺位"等权责错配的尴尬。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分析,厘清政府、社会和公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权责关系,优化三大主体的权责结构,重构政府执行力、社会协同力和公民支撑力,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草根精英取代传统精英之险

现在官民矛盾中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社会精英历来是官民之间的缓冲物。当前的危险是,传统精英被体制收编,出现了被缺乏理性的草根精英取代的趋势。民权之成,需要过程;应急之法,是鼓励精英替民众讲话。     

“反增长计划”能否超越增长经济

"反增长计划"的目标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的增长社会,其策略是一种价值观和思想的变革。而目前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多重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集中。立足文化变革的反增长,无法撼动现行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资源市场配置的制度安排。可行的路径是建构全新的经济组织体系——不再受制于市场经济原则,而是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要,以及由全体公民决定要实现的非基本需要,最终取代跨国公司和市场经济体制。     

改善官民关系,渡过历史关键时期

在传统国家与平民之间,缺少一个成规模的中间阶层,新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单纯的二分法,带来了新的变量。政治转型在中国,苏东模式已告失败,东亚模式也难以成功。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和"反分裂"任务需要"党国一体"的架构作为保障;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形势又倾向于削弱和限制这个政治架构。当务之急,中国只能咬紧牙关,以缩小贫富差距和增强政治参与感的方式,本末兼顾地适当改善官民关系,渡过未来的历史关键时期,以迎接世界史的新变局。     

确立“人民自主”,消解官民矛盾

要解决官民矛盾,既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圣君明主,也不能依赖清官和道德,可行之径是要为官民力量的博弈搭建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重在疏导。从根本上来说,应该从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出发,丢掉"为民做主"的修辞,确立"人民自主"的现代政治传统——在基层和国家之间生长出一种粘性的力量。     

强调农民地权,限制“圈地运动”

新农村建设、城市化疾进突出的地权问题,其实质不在于"公私",而在于"官民"。由于官民之间缺少委托代理机制,权责不对应,致使农民连土地使用权都不能保证,这导致"圈地运动"的劣性发展。以维护农民权利为核心推进地权改革,尊重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部分地承认其土地所有权,这一改革虽然应该慎重,但却不宜久拖。     

浪费“无私”

今天,是因备受世界各地动物青睐前来定居而被称为万林之林的J8森林移民聚居区的区长—大象威尔先生上任的第一天。威尔——我们的区长先生决定,先了解走访本区居民,以提高官民亲切度、区长威望度、官民信任度等"度"。"这样日后的工作能顺利些。"威尔先生自言自语道。他叫上秘书赫尔克—一只聪明能干的京巴狗,出发了。     

信息化时代的官民关系

转型期的中国,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官民矛盾增多;信息化时代,传统治理捉襟见肘。为防止陷入冲突的社会,国家应把信息和决策权力分散化,把所有公共资源向大众开放;官员系统要更扁平化,尽可能让各级干部直接面向老百姓;政府的目标是有限有效,由过去的职能无边界,转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关于低碳经济的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从环境政治经济视角分析低碳经济发展路径问题。认为发达国家率先提出低碳经济等概念的背后隐含着重大的政治图谋,即突破气候变化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引导建立利己的全球环境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应结合本国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等国情,科学选择低碳经济路径。同时,应联手应对美欧等国提出的"碳关税"措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公民的环境政治经济权益。     

活动进社区 环保入人心

正活动进社区在上海,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意识到,环境问题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也与每个公民的生活及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从一个个环保公益达人的个人坚持,到一个个环保社团的悄然兴起,"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口号日渐化为实实在在的长效行动。越来越多的市民争当"环保公民"、争创"环保家庭",在各项环保事务的参与中,积极主动践行社会责任。     

国家—社会关系中的NGO

非政府组织在一定意义上代表公民社会。它的公共参与主要是在社会层面的参与而非政治层面的参与。一个组织只要把自己的组织宗旨、组织使命去认真地落实,把组织确定的事情认认真真地做好,就是为公民社会建设做出贡献了。非政府组织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双方逐渐从互不信任,发展到互为补充。     

环境危机与民主政治

6月29日至7月1日,笔者出席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首届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其中一个大会发言小组的主题是"环境公民社会、环境非政府组织成长和环境保护"。有意思的是,原定的关于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成长环境及其功能发挥的讨论,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其民主制度保障及其政治参与机制议题。但问题是,环境挑战的民主回应的一般状况,或者说环境与民主的一般性关系应如何理解呢?     

小圈子与大社会

现代社会,公共空间愈益扩大,仅"重私德"而"轻公德",显然无法应对环境问题。"美丽中国"由图景变成现实,各级政府要从公共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公共领域的事务;民众也要走出小圈子,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引入“社会合作”理念,创建绿色公民社会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环境立法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总体上进一步加剧。我国环保困境的根本成因是政府环境规制的失灵,而其根本出路则在于引入"社会合作"理念,创建绿色公民社会。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中,应当认真对待和创立(或完善)公民环境权、环境NGO结社自由、PRTR制度与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只有引入社会监督,才能有效克服环境保护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以湖南怀化花瑶聚集区为例

旅游扶贫是我国开发贫困地区,帮助少数民族摆脱贫困、打开致富大门的好途径,但目前在旅游扶贫工作中存在着扶贫模式僵化、企业扶贫目的不明确、责任缺失等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研究企业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可为新形势下开展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工作提供新思路。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选取湖南怀化花瑶聚集区为案例,借用企业公民理论研究企业参与型旅游扶贫模式基础上,分析提出"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文化人"四个企业旅游扶贫的实现路径。该研究对企业责任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具有一定启发,对当前背景下旅游企业参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公民社会”袪魅

公民社会是黑白好坏混在一块的大杂烩,与民主并没有必然的等号。公民社会组织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商业收益或政府资助或外国捐款,无法保证其自诩的独立性。流行理论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外部效应,事实却是公民社会的内部效应比如民主技能训练,恰恰更能促进民主。     

“后五四”一代的心路历程

90年,历史的"五四"渐行渐远。"后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所了解的是一个怎样的"五四"?与"五四"世代有着怎样的代际差别?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追随什么样的主义?"五四"时代的整体价值已经转变为"后五四"时代一种根植于社会、为社会所塑造的理性的个体价值。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并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每一个公民做好自己。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生态责任的困境与培育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需要多元主体生态责任的现实担当,这种担当主要是通过政府、企业、环保NGO、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的观念、行动的"生态化"过程来体现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元主体生态责任的现实担当还存在着一定困境,因而,寻求多元主体生态责任的缺失原因与培育路径,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