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619户种粮大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619户种粮大户数据,运用博弈模型逻辑和Logistic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上分析了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种稻收益、粮食补贴政策评价、农业劳动力人数、易洪易涝面积比重及村庄双季稻种植比重等因素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兄弟姐妹个数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建设意愿有显著负影响,而户主年龄、文化程度、经营规模、区域类型等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贫困地区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性行为研究

利用重庆市360个贫困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 Probit两阶段模型对农户感知气候变化及其适应性行为决策进行回归分析;同时构建MNL模型,分析农户在感知气候变化的前提下,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均收入、耕地面积、气候因素等对农户感知气候变化及适应性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均收入、人均农业补贴、耕地面积、借贷的获得、农业技术培训、气候因素等对农户适应性行为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适应性政策帮助农户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南方稻区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行为实证分析 ——基于江西省36县(市)346份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省36县346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及其适应行为决策的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文化程度、与村民交流频率、来往亲戚数、赶集频率、看电视频率、距离市场远近及气象信息服务等因素能显著影响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而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可借款人数、来往亲戚数、赶集频率、看电视频率及气象信息服务等因素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农户采用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政策建议。     

苏北沿海地区农户耕地利用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长三角区域欠发达地区乡村耕地资源利用呈现新特征,从主体角度开展该区域耕地资源利用研究对乡村治理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以江苏盐城和南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耕地资源利用行为意向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苏北沿海地区不同耕地规模农户的耕地利用行为意向存在显著性差异。农户耕地资源利用行为意愿主要直接受到农户户主个人及家庭特征和耕地资源禀赋特征两个因素影响,政策认知以及技术与资金使用对其产生间接影响且程度较弱。苏北沿海地区乡村治理过程中亟需进一步开展农户分类管理与引导,促进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加强农户技能与政策培训,探索农业服务新模式,促进耕地资源精准管理、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目标实现。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耕地种植速生林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启示——基于山东省两市的农户调查

文章建立农户理论模型与回归模型,并基于山东省两个县级市——平度市与高密市282份农户问卷,对两市农户耕地中种植速生林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调查区80%以上的速生林土地来源于耕地,其占用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3.9 个百分点;②地块面积越大,农户将此地块转种速生林的几率越低;③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耕地质量与耕地种植速生林的关系不显著,说明速生林种植技术要求较低,普通耕地质量就可以满足速生林的种植需求,这也是调查区超过80%的速生林土地来源于耕地的主要原因之一;④农户种植速生林会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高非农工资收入的家庭,更倾向于种植速生林,而地块破碎、耕作距离较远会增加传统农业的总劳动投入量与强度,导致农户种植速生林;⑤邻地是否种植速生林对农户的速生林种植决策影响明显,说明速生林对耕地的胁迫效应严重。从保护基本农田的角度,需要避免新的速生林种植现象出现,重点针对常年举家外出的农户与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户;政府亦应在推动土地向种粮农户流转方面作深入工作。     

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的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

分析农户个体支付意愿是测算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经济价值的重要基础,而确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生态经济价值则是将农业生产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必要措施.从农户微观个体角度出发,在剖析农户认知影响因素层级关系基础上,构建以分布式认知理论为核心的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陕西关中地区531份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对农户面源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与意愿支付水平的这一连续决策过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具有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农户数量为267,占样本总数的50.30%,意愿支付金额均值为1 469.77元·hm^-2;依据调研样本意愿支付水平期望值可以测算出,2020年陕西省面源污染治理经济价值总额约为57.91亿元.②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支付意愿会受到个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的综合影响,各个维度作用力影响相差无几;农户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支付水平主要会受到文化力因素的影响,个人力与地域力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③按照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个人力与文化力维度的影响因素在低收入群体中对于支付意愿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难以促成意愿支付水平的提升.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农户生态移民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疆三工河流域的农户调查

基于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对新疆三工河流域农户的生态移民意愿、移民效果与留居意愿进行调查,并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移民意愿与留居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家庭人口数、人均纯收入、主要收入来源、非农收入比重和参与退耕还林情况是影响农户搬迁意愿的主要因素,家庭人口数量越少,非农收入比重越大,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知越强,就越能接受生态移民政策;②移民工程对河谷内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显著,促进了退耕还林进程,草场压力有所缓解,但移民农户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影响了农户家庭收入,其对定居点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评价较低,42.35%的农户认为搬迁后生活质量变差;③移民农户的留居意愿普遍不强,71.92%的农户想搬回原居住地,生活质量变化、定居点灌溉条件与耕地质量是影响其留居意愿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着力改善定居点水土资源条件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技术培训,鼓励外出务工,以增加农户经济收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加强农户移民与留居意愿,促进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     

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论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分析了农区、 半农半牧区、 纯牧区农户替代生计选择的结果及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替代生计选择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①在替代生计的选择上,纯牧区农户主要选择特色产品加工、 做生意、 现代畜牧业,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农户主要选择做生意、 外出打工和旅游服务业;②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表现出生计路径依赖性、 区域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③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偏好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自然资本、 社会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 家庭拥有的牲畜数量、 户主的学历和年龄分别对不同替代生计的选择影响显著。地方政府应深入了解农户选择替代生计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设计相应的转型政策促进农户尽快提高生计能力。     

鄱阳湖区农户经济行为变化对农业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基于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鄱阳湖区7县市17个村子的农业生产活动和耕地流转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来源和谋生能力决定着该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目前外出打工的农民中年轻人最多,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年长者;家庭收入的无保障和外出打工的不稳定性,使得大部分农民仍把土地作为重要的生活保障手段;劳动力依然处在低水平状态,而且支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后续劳动力严重不足,农村社会即将面临老龄化问题,农业生产系统的脆弱性日趋严重。为使当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在研究区域内实施有效的、具有造血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增加农户收入,改善恶化的人-地关系,同时还需要采用耕地流转土地管理机制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户有限理性土地利用行为决策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

利用有限理性理论与方法进行行为决策研究已成为多样化决策研究中的热点。研究微观尺度土地利用变化中农户有限理性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对于揭示农户土地利用驱动因子、调整农户决策行为与优化农业景观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通过构建农户效应收益模型,利用2009—2011年农户调查数据揭示理性最优决策与农户实际决策之间的差异性;利用体现农户行为满意度的Probit模型分析有限理性决策的影响因素。结论为:①高西沟村农户理性最优决策与实际决策差异性较大,说明农户在实践中采用有限理性进行土地利用生产;②构建Probit模型模拟农户满意度决策行为态度,选取的4类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农户决策的影响因子。其中,农业收入回归系数为0.78、反映相对经济地位下降变量0.41、退耕面积-0.42、耕地面积-0.62、打工收入-0.34、性别0.48、劳动力0.31,均处于显著相关水平。各变量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测和实际调查结果相符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土地用途管制下基本农田发展权受限的区域差异及经济补偿——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地区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地区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农民收入及土地利用行为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影响,测算基本农田发展受限下农民的福利损失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农民收入及土地利用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农业收入较重点开发区农业收入高30 929.29 元/(户·a),生态功能区农民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江汉平原农产品主产区农民更愿意种植粮食作物,农地经营意愿也最强烈,而重点开发区及生态功能区农民转入农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意愿较弱;② 土地用途管制对农业收入较高、农地投入较大、农地经营意愿较低、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和兼营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农民的影响较大;③ 土地用途管制强度及其给农民福利带来的损失具有显著空间差异,重点开发区的管制程度最强,生态功能区的管制程度最弱,其中重点开发区农民的福利损失最大[23 839.34 元/(hm²·a)],其次为生态功能区[22 266.71 元/(hm²·a)],农产品主产区最低[14 445.58 元/(hm²·a)]。     

农牧交错区农户作物选择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经营不再受食物需求的限制,在种植结构选择方面自由度更大。论文通过农户调查获得数据,运用统计方法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户作物选择机制:作物本身的投入产出效益、农地地块的差别、农户资源禀赋与家庭特征。研究发现,在劳动力普遍非农务工的背景下,劳动力约束成为农户作物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作物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农户倾向于在质量较好的土地上种植这些作物。在农牧交错区,农户种植决策受到养殖业的强烈影响,兼有饲料用途的莜麦得到普遍种植。     

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以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为例

为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通过农户问卷调查手段获得356份农户问卷,以在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Poisson回归方法,估计了农户种植多样性决策模型。依据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分析表明,农户的种植多样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提高1 a,种植多样性提高1.5%左右;种植面积增加1 hm²,则农户种植多样性提高28%左右;就农户参与非农活动的影响而言,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相比较,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家庭的种植多样性减少11%左右;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月数增加1个月,农户种植多样性大约降低1.4%。分析说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会显著降低农户种植多样性。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农民收入及其对环境影响的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本文以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零溪镇大庄村第五、八、十六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自1980年实行土地包产到户以来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及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本地以柑橘为主的单一类型农作物规模化经营最有利于降低农民劳动强度、提高农民收入,对环境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并对其带来的环境影响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基于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的种植业产业效率——来自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产业帮扶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贫困识别及精准帮扶对扶贫产业效率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534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经典统计学分析框架检验了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后村域之间及农户之间的种植业产业效率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形成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贫困识别及精准帮扶显著促进了种植业产业效率的提高,贫困村的效率绝对值高于非贫困村,脱贫户的效率绝对值高于贫困户;（2）政策因素是造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脱贫户之间种植业效率差异显著的关键因素,其中,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特色种植业对贫困村、脱贫户的影响尤为突出;（3）年龄对贫困地区种植业产业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55~60岁属于产业效率提升的拐点;（4）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会促进种植业产业效率的提高,但农户仅具有不等年限的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水平对其效率提升作用不明显。建议继续实施产业帮扶政策并建立绩效考核长效机制,确保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缓解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及贫困户与非贫困户间发展失衡的矛盾;提升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提高扶贫产业效率。     

生态补偿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给实施区带来许多影响,其有效性和持续性受到各种因素的挑战,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带来的影响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必要前提。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补给区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补偿的实施对区域发展的总体影响指数为3.39,影响程度较高,其中生态补偿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指数分别为3.11、3.58和3.71;②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研究区经济发展缓慢,其中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影响最高,纯牧区和半牧区农户的人均收入和农畜产品商品率出现一定的下降;③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牧民在环保意识和自身技能提高方面在三组间没有很大差异,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就业方式和维权意识,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更深感受;④生态补偿对环境改善的影响程度最高,影响指数为3.71,纯牧区牧民感受最为强烈,其次是半牧区和农区。     

基于地块尺度的黑河中游地区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黑河中游是我国西北干旱区重要的粮食基地,研究其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对农户种植决策及推动当地农业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论文以位于黑河中游地区的张掖市为例,基于统计年鉴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地块尺度分析了研究区2001—2014年期间农业结构变化,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从地块与农户两个层面,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及投入-产出法定量分析农业结构变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作物种植类型趋于多样化。2001年,研究区主要种植作物为小麦、玉米、大麦及“小麦和玉米套作”,其种植地块数占所调查总地块数的81%,2014年种植作物种类增多,且蔬菜、马铃薯、油菜等经济作物种植数量较2001年有所上升。2）由种植小麦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1%）转变为种植制种玉米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8.7%）;套作转单作。2001年,共有58个套作种植地块,占调查总地块数的22%,其中“小麦和玉米套作”最多,有47个地块;而在2014年,作物套作地块数锐减为2个,“小麦和玉米套作”全部转换为其他单作,其中51%转为制种玉米;水稻种植消失,主要转为普通玉米。3）地块层面上,种植地区的海拔、灌溉定额、河源来水量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非常显著（显著水平达到1%）,地下水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较为显著（显著水平达到5%）。4）农户层面上,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收益”是影响其种植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其次是政策因素（在5%的水平上显著）,务农劳动力与劳均耕地面积也有一定的驱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