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层次模型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土地利用驱动力在不同尺度的变化也越来越受学者们关注。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为研究区域,在地形图、航片解译数据及2009年实际测量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多层次模型的理论,借助HLM6.07(student)软件工具,构建从地块(微观尺度)到农户(中观尺度)的二层土地利用决策影响因素模型,试图揭示微观层面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因素在不同尺度上的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选择种植土豆、谷子作物的土地利用决策与地块的自然因素和农户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关;②农户种植土豆、谷子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③将多层次模型应用到从微观尺度到中观尺度分析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影响因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为进一步构建影响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的因素——微观尺度(地块)、中观尺度(农户)、宏观尺度(村庄)的三层模型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研究土地利用决策机制提供了一种方法。     

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对农业景观格局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探讨微观主体——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与宏观农业景观格局之间的互动机理,对于了解农户行为的变迁,认识和理解农业景观格局的演变特征和过程,进而调控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和优化农业景观格局,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构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个体对群体与群体对整体权重影响模型,利用实际收集的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2007年与2008年数据(地籍、地块面积与农户收入等数据),探讨占优势的土地利用决策与占优势的农业景观格局关系。得出如下结论:①占优势的土地利用决策并不一定形成该土地利用方式占优势的土地利用格局;②当年占优势的农户整体土地利用决策并不一定形成次年该土地利用方式占优势的土地利用格局。并提出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①完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在模型中增加风险规避、土地轮作、特殊地类转化等因素;②进一步探索整合地块面积及其空间布局与土地利用决策的方法。     

基于Agent建模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模拟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以Agent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模型框架为基础,选择政策、市场、Agent自身及与其它Agent相互作用、土壤肥沃程度等因素作为Agent对环境认识的基础,结合环境反馈值,初步构建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模型,这对于从微观主体层面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采用农户Agent强化学习模型,模拟了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得出以下3个结论：①经过对Agent强化学习模型的检验和验证（按面积统计误差率为5.5%）,认为该模型较适合于微观层面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研究;②该模型可定量表达政策、市场、农户自身及与其他农户相互作用等因素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决策的影响;③与离散函数的土地利用决策相比,应用连续函数表达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比较符合实际农户决策状况（农户最终决策中玉米、蔬菜和其它作物的决策值分别为0.3233、0.4035和0.2732）。同时,在文章的最后还分析了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①模型在实现农户决策的空间位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还存在决策位置失误的问题,函待进一步的研究;②对于影响农户决策的自然因素,探讨定量化表达其对农户影响作用,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大城市郊区农户弃耕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广州番禺区农户调查为例

利用广州市郊番禺区426家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大城市郊区农户弃耕类型及原因,构建包括农户个人条件、家庭状况、农地资源特征、农户意愿、村镇经济状况、区位条件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主动弃耕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番禺区农户弃耕比例不高,为36.85%,其中主动弃耕占85.26%,被动弃耕占14.74%,但农户弃耕意愿强烈,有41.78%的农户期待弃耕;②农户主动弃耕后主要将农地经营权流转,农地依然保持耕作状态,被动弃耕的农户均为失地农民,从而被迫弃耕;③家庭农业劳动人口少、弃耕意愿强烈、农地暂未被征用、家庭收入来源多、农地转出意愿强、距市中心近、所在村镇第二三产业发达、土地质量较好及距主干道较近的农户弃耕可能性最大。     

区域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农户行为响应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以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村庄及农户调查为例

在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扬州市各自选择了2个村的基础上,运用对24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了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数量经济模型,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引导下的农户行为对于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户决策行为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农业土地利用正在逐步由传统的大田作物向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等地类转化;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推进了这一转化;同时,农户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政府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最后从区域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深化农村土地产权的物权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制、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及积极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南方稻区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行为实证分析 ——基于江西省36县(市)346份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省36县346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及其适应行为决策的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文化程度、与村民交流频率、来往亲戚数、赶集频率、看电视频率、距离市场远近及气象信息服务等因素能显著影响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而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可借款人数、来往亲戚数、赶集频率、看电视频率及气象信息服务等因素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农户采用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政策建议。     

南方稻区季节性干旱农户适应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气候异常给我国粮食生产带来的影响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大范围持续性干旱成为农业生产的最严重威胁,特别是近年来南方稻区季节性干旱问题日趋严重,已严重危害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因此,如何适应季节性干旱已成为当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主体,其适应季节性干旱行为选择如何,其影响因素有哪些?此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科学减灾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论文利用南方稻区江西省41个县755份农户调查样本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上分析了季节性干旱农户适应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统计结果表明：面对季节性干旱时,68.6%的农户会采取相应的适应行为,并且补种（苗）、改种其他作物、调整播种和收获日期是农户最优先考虑采用的适应措施,而资金和劳力是农户采取适应行为措施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利用Probit回归模型、Poisson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季节性干旱农户适应行为措施选择、采用规模和采用强度的影响因素,计量结果表明：社区资本、干旱发生频率、防灾信息的可获性等因素对农户适应行为采用意愿、规模和强度有正向影响,而所在村距最近公路远近和所处的地形特征对农户适应行为采用意愿、规模和强度有负向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丰富社区资本、加强农户防灾信息可获性以及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以促进农户采纳适应措施的积极性。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背景下异质性农户环保行为差异分析——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成为农村污染治理行动的重中之重,而农户行为的改变是治理政策效应可持续的根本保障.文章使用问卷调查法与实地访谈法,对湖南省衡阳市的普通农户与农业企业农户的环保行为进行调查,对比发现农业企业农户对政策的响应程度、政策获取渠道、环保认知及参与意愿明显优于普通农户,究其原因是二者环保意识认知、政策激励及宣传渠道...     

鄱阳湖区农户经济行为变化对农业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基于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鄱阳湖区7县市17个村子的农业生产活动和耕地流转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来源和谋生能力决定着该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目前外出打工的农民中年轻人最多,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年长者;家庭收入的无保障和外出打工的不稳定性,使得大部分农民仍把土地作为重要的生活保障手段;劳动力依然处在低水平状态,而且支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后续劳动力严重不足,农村社会即将面临老龄化问题,农业生产系统的脆弱性日趋严重。为使当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在研究区域内实施有效的、具有造血功能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增加农户收入,改善恶化的人-地关系,同时还需要采用耕地流转土地管理机制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中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以张家港市为例

为识别中小城市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机制,本文构建了中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模型,并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拟合与修正,分析了主客观因素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并与大城市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张家港市垃圾分类参与率达95%,高于一、二线大城市.对于张家港市居民而言,“行为意愿”是影响其分类行为最显著的因素,其次是“环保意识”和“社会影响”;“经济回报”和“法规影响”的显著性较低,尚未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分类知识掌握程度”和“时间花费”的影响不显著.总体来看,主观意识（敏感性系数：0.629）仍是影响中小城市居民分类行为的主导因素,但在强制垃圾分类背景下,随着分类设施的建设完善、法律法规的颁布和社区管制加强,其影响作用趋于减弱,而客观环境对应的显著观测变量更多,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逐渐增强,将是政府制定管理政策的有效发力点.     

基于多智能体和土地转换模型的耕地撂荒模拟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

多模型耦合已经成为国内外模拟LUCC有效途径之一。论文通过如下步骤阐明宏观耕地撂荒格局和微观主体行为间的互动机理。首先,将微观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纳入其决策,构建有限理性多智能体决策模型（Multi-Agent System,MAS）;其次,通过SNNS平台的训练学习以及与历史数据对比分析,验证土地转换模型（Land Transformation Model,LTM）模拟研究区宏观撂荒格局的有效性;最后,依据多模型耦合机理,耦合MAS模型与LTM模型,形成耕地撂荒模拟模型（Cropland Abandonment Simulation Model,CASM）,并基于研究区耕地撂荒的实际数据,探讨模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结果表明：与2013年历史土地利用数据对比,CASM模型的PCM（Percent Correct Metric）系数为71%,比单独利用LTM模型的模拟精度提高3%,不仅表明CASM能够较好地模拟分析米脂县耕地撂荒空间格局分布,而且可有效揭示宏观耕地撂荒格局的微观驱动机理;同时,文章指出未来研究中要考虑政策和市场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不同层次主体决策对撂荒的影响,以此来提高模型对现实耕地撂荒的解释力。     

退耕还林工程对黄土高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以陕西省安塞县为例

退耕还林工程(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SLCP)可快速改变土地利用/覆被格局。论文以黄土高原典型沟壑区--陕西省安塞县为例,利用MSS/TM/ETM+卫星遥感影像,获取研究区6个时期土地利用/覆被的时空信息,通过统计模型,定量分析了研究区SLCP对土地利用/覆被格局的影响。草地、耕地及林地为研究区三大主要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整体处于不平衡态势;整个研究时段内,耕地先增后减,整体减少38.4%;林地先减后增,整体增加4.36%;灌木林地和草地减少,而未成林造林地快速增加;SLCP显著加强了耕地的递减趋势,并大幅增加了未成林造林地面积,至2010年未成林造林地面积显著大于天然林地的面积。这些变化可能具有降低土壤侵蚀与产流量、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碳吸收等效应;SLCP能提高农民收入,且大部分农民支持SLCP;但其负面效应亦不可忽视。研究将有助于对SLCP效应的全面理解,并可为该区生态恢复工程的规划与决策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基于农户微观视角下的大城市郊区耕地土壤质量变化驱动机制研究

对耕地土壤质量变化驱动机制的研究是破解耕地质量变化规律及其效应的关键。利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域238 个耕地地块的土壤采样数据和对应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农户土地利用方式、程度和投入强度对耕地土壤质量的作用方向、影响程度和显著水平都不同。其中近郊区的农户“以兼业为主,以农为辅”,其行为突出表现为劳动力投入的“非农化”趋势,对耕地的粗放利用和掠夺式经营现象比较普遍,主要影响因素土地利用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耕地土壤的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平均下降11.496、44.078 和15.469 mg/kg;研究区域中部农户“以兼业为主”,突出表现为集约化程度比近郊区农户有所提高、种植结构也不断调整,对土地的投入、管理都得到很大的提高,主要影响因素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会促使土壤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平均提高4.799 g/kg、7.454 mg/kg、100.170 mg/kg 和61.205 mg/kg;远郊区的农户“以农为主”,突出表现为“非粮化”趋势,由于比较高的就业机会成本,种地收入超过农户预期,耕地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较高,主要影响因素土地投入强度每增加一单位,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平均增加0.007、0.025 和0.037 mg/kg。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从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提出规范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改善区域耕地土壤质量的政策建议。     

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特色生态经济模式探讨——以陕西绥德县为例

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我国北方生态脆弱、产业单一、广种薄收、乡村贫困的特殊问题区域。“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土地利用方式成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瓶颈”。论文运用农业地理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以绥德县为典型案例区,进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的限制因素剖析。认为该区土地资源利用必须正确处理宏观与微观效益的关系,加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与脱贫解困目标的有机结合。依据研究区地形地貌特点与水土流失规律,重视旱作农业与节水灌溉技术、示范推广造林实用技术、水保型生态农业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大力发展柠条防护林产业化、水保型立体农业、生态资源开发增效等典型农村特色生态经济模式。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功能异质性及个体差异评价——以湖北省典型地区为实例

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地区为实证,利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模型对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及贡献度进行评价,结合农户兼业类型与耕地资源禀赋状况分析农户耕地利用功能指标强弱及个体差异。研究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的强弱依次为：经济贡献功能>养老就业功能>选择馈赠功能>食物生产功能>生态保障功能。其中,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户尤其注重经济贡献功能,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偏重养老就业功能。2）从农户兼业情况来看,纯农户和非农户重视养老就业功能,兼业农户强化经济贡献功能。建议建立耕地多功能管理体系,深化以主体功能区为导向的管理机制,转变传统单一的耕地保护模式,根据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特征协调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目标与耕地保护管理决策的关系。     

城市边缘区农户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武汉、成都、苏州1 022户农民的典型实证

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农业劳动力的农地生存依赖性弱化、生计多元促进土地转出市场活跃。论文以武汉、成都及苏州1 02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分析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在食物生产、经济贡献及养老就业等传统功能上明显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有所增强,且存在地区差异。2）城市边缘区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强烈,转出率达59.39%,土地转出存在地区差异。苏州乡镇经济发达、农民非农收入比例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最强烈、转出市场也最活跃;而武汉、成都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城市边缘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相对滞后。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意愿及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功能依赖性愈强、土地转出决策越弱。建议健全农村社会及养老保障体系,强化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产权及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耕地资源养老保障及选择馈赠功能的释放,确保农田生计依赖性弱化的农民依托市场转出土地,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适宜规模经营。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若干问题探讨——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是我国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新生的一种分区,也是该轮市(地)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核心内容。在剖析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基本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对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进行了综合评述。以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在确定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市(地)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3—2010)的规定,结合德宏州实际,制定了土地利用功能分区体系,共计将德宏州划分为8个土地利用功能区,即基本农田集中区、一般农业发展区、城镇村发展区、独立工矿区、风景旅游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和林业发展区;同时,探索和确定了德宏州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的基本思路、技术路线和具体方法步骤,并应用GIS技术编制了德宏州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图。德宏州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结果符合德宏州实际,对指导全州未来土地利用与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