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耕地多功能需求的巨型城市区耕地保护阈值探讨——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耕地保护是基于耕地功能需求的保护,生产功能、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文化功能等需求是巨型城市区基本的耕地功能需求,其耕地保护阈值应考虑这种耕地多功能需求的区域特殊性。论文以耕地多功能管理为基本理论依据,以现有耕地保护阈值研究为基础,结合生态绿当量、碳氧平衡法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最小生态用地需求量测算理论和方法,构建了集粮食生产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需求于一体的巨型城市区耕地保护阈值测算模型。模型侧重于潜在粮食生产能力的保护和现实生态用地结构的优化,将保护阈值区分为实有耕地保护阈值和其他可耕地保护阈值两部分。到2030年末珠江三角洲耕地保护总阈值为104.17×104hm2,其中实有耕地保护阈值48.16×104hm2,其他可耕地保护阈值56.01×104hm2,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基于耕地多功能需求的巨型城市区耕地保护阈值探讨——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耕地保护是基于耕地功能需求的保护,生产功能、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文化功能等需求是巨型城市区基本的耕地功能需求,其耕地保护阈值应考虑这种耕地多功能需求的区域特殊性。论文以耕地多功能管理为基本理论依据,以现有耕地保护阈值研究为基础,结合生态绿当量、碳氧平衡法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最小生态用地需求量测算理论和方法,构建了集粮食生产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需求于一体的巨型城市区耕地保护阈值测算模型。模型侧重于潜在粮食生产能力的保护和现实生态用地结构的优化,将保护阈值区分为实有耕地保护阈值和其他可耕地保护阈值两部分。到2030年末珠江三角洲耕地保护总阈值为104.17×10⁴ hm²,其中实有耕地保护阈值48.16×10⁴ hm²,其他可耕地保护阈值56.01×10⁴ hm²,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北美耕地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加拿大两国在耕地环境保护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对土壤污染问题严峻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针对美国、加拿大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农药管理和污染整治的实践内容,探讨北美两国在耕地保护与土地管理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分析这些经验带来的启示,为我国当前耕地改革提供借鉴。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城市湖泊湿地保护研究

在分析我国城市湖泊湿地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阐述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市湖泊湿地保护的关键制约因素。包括传统发展思维和模式影响城市湖泊湿地保护,粗放型城镇化模式加剧湖泊湿地生态环境压力,城乡资源管理存在差距危及湿地生态安全,城市湖泊湿地资源的经济特征影响湿地生态管理,其中消费结构变化是城市湖泊湿地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随后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市湖泊湿地保护的思路与要点,即迫切需要转变观念,理顺政府管理职能;全面规划,推动城乡湖泊湿地一体化管理;推行生态消费模式;进一步发展生态产业;鼓励社区参与城市湖泊湿地管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城市湖泊湿地保护的氛围。     

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域外经验探析

水资源的管理与保护关系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重要性无需赘述。美国、德国、加拿大、荷兰等国在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方面探索并形成了较为先进的经验。本文试图探析这些国家在水资源管理与保护中的成熟模式,分析并归纳出具有共通性的经验,为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完善提供借鉴。     

中国耕地资源面临的挑战与可持续利用对策

耕地是土地资源中的精华,也最易受到毁坏。耕地保护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本文在研究我国耕地资源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耕地污染、退化的原因,进而提出了全面加强耕地资源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河湖长制在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价值探析

<正>河湖长制是我国推行的一种河湖资源保护和管理制度，是构建美丽中国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该制度的核心功能是通过设立河湖长，由河湖长负责对特定的河湖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其目的在于解决我国长期以来河湖资源管理的分散、重叠和矛盾等问题，进一步推动河湖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高效化。河湖长制在我国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功能异质性及个体差异评价——以湖北省典型地区为实例

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地区为实证,利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模型对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及贡献度进行评价,结合农户兼业类型与耕地资源禀赋状况分析农户耕地利用功能指标强弱及个体差异。研究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的强弱依次为:经济贡献功能养老就业功能选择馈赠功能食物生产功能生态保障功能。其中,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户尤其注重经济贡献功能,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偏重养老就业功能。2)从农户兼业情况来看,纯农户和非农户重视养老就业功能,兼业农户强化经济贡献功能。建议建立耕地多功能管理体系,深化以主体功能区为导向的管理机制,转变传统单一的耕地保护模式,根据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特征协调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目标与耕地保护管理决策的关系。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功能异质性及个体差异评价——以湖北省典型地区为实例

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地区为实证,利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模型对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及贡献度进行评价,结合农户兼业类型与耕地资源禀赋状况分析农户耕地利用功能指标强弱及个体差异。研究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的强弱依次为：经济贡献功能>养老就业功能>选择馈赠功能>食物生产功能>生态保障功能。其中,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户尤其注重经济贡献功能,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偏重养老就业功能。2）从农户兼业情况来看,纯农户和非农户重视养老就业功能,兼业农户强化经济贡献功能。建议建立耕地多功能管理体系,深化以主体功能区为导向的管理机制,转变传统单一的耕地保护模式,根据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特征协调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目标与耕地保护管理决策的关系。     

中国耕地资源变化与保护研究——基于土地督察视角的考察

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不断恶化为代价的。论文在分析经济发展和耕地资源利用态势基础上,从现实和理论两个视角剖析耕地资源减少的危害、理论动因及保护与管理的缺陷,进而引出弥补管理缺陷的政策走向：土地督察制度的建立;并明确其历史使命：消减耕地过度性损失。然后,在构建模型测算耕地损失基础上,考察督察视角下不同区域理性耕地保护目标。结果表明：其一,我国1989~2006年之间耕地资源过度性损失达1930742.27hm²;其二,倘若延续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态势,即使督察部门消减耕地过度性损失,2020年的耕地红线1.20×10⁸hm²必将在2009年底突破,粮食不安全将是“十二五”乃至以后时期的主要特征;其三,倘若国家暂缓生态退耕,经济发展即使延续过去占用耕地态势,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处于安全状态;其四,在国家暂缓生态退耕前提下,从土地督察的历史使命判断,2020年全国理性耕地保护目标至少为1.21×10⁸hm²。最后,提出注重内涵发展和暂缓生态退耕等政策建议。     

重庆市耕地占补平衡体系构建

耕地数量的减少和耕地质量的退化成为目前为保护18亿亩(1.2×10⁸ hm²)耕地红线所必须关注的焦点领域,为此,如何在保证耕地质量不退化的前提下,实现区域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不仅是一项紧迫的政府工作,也是严肃的科学问题。论文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借助定额指标预测、相关分析和双因子调控模型等方法,结合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从耕地现有质量和建设用地需求预测两方面体现占用耕地的保有格局,从土地开发整理潜力和占补耕地数量质量折算分析补充耕地的主要来源,进而建立重庆市耕地占补平衡体系。结果表明:到2020年重庆因建设占用将减少耕地58 856.56 hm²,土地开发整理现实新增耕地潜力达89 961.06 hm²,考虑到新增耕地的质量折算因素,新增耕地的现实潜力可达84 239.54 hm²,即是说,按照现有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预测,重庆完全有能力实现耕地的占补平衡。耕地占补平衡体系的建立按照建设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当的要求,采用按等折算方式将其真正落到实处,对掌握重庆市实现占补平衡的最大理论潜力,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干旱区绿洲城镇扩张对耕地空间影响及预测——以河西走廊区域为例

绿洲城镇是干旱地区人类活动最剧烈、人口集聚度最高、“人—地”关系矛盾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及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区域城镇与绿洲耕地之间的动态变化及利弊权衡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基于1990—2015年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以典型绿洲城镇河西走廊为研究区,引入Markov和ANN-CA模型对河西走廊城镇用地与耕地的时空动态转换特征与规律展开探索,揭示了城镇扩张对耕地的影响过程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河西走廊土地总体以未利用土地和草地为主,城镇用地与耕地仅占区域总面积的0.63%、6.35%,且城镇与耕地面积共同经历了先减少后增加的“V”型变化趋势。（2）1990—2015年河西走廊城镇面积扩张了1.53倍,其中15.67%的城镇扩张用地来自耕地占用,其他主要来源于草地,沙漠和戈壁等未利用土地。另外,区域内5个地市城镇扩张的耕地占用差异较大。（3）结合Markov与ANN-CA模型的模拟和预测结果表明,2015—2030年河西走廊79.77%的城镇扩张用地将来源于周边耕地,且城镇空间扩张方式以外延扩展为主,未来耕地被城镇侵占压力较大。研究结果将为干旱区相似区域空间规划和耕地保护提供决策支持。     

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初探

海岸线是海洋与陆地的分界线,同时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生命线"、"黄金线",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资源价值。开展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研究,对贯彻落实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制度、促进岸线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实现海岸线保护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系统分析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产生的背景、内涵、意义及相关管理实践,并借鉴国内外耕地和湿地占补平衡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提出对我国实施海岸线占补平衡制度的建议,以期为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有效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矛保盾的经济激励措施。其中,生态补偿额度的确定是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和难点。论文以武汉市民的调查为实例,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应用选择实验法模拟和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及其交易市场,测算出武汉市民对不同耕地保护属性水平的偏好及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变化差异,从而间接得出市民对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额度。研究结果表明:对保护耕地资源而言,市民更关注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并愿意为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支付154元;众多属性组合中,市民愿意支付的最佳组合为方案7,即耕地面积属性保持不变、耕地质量与肥力属性改善、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改善的组合方案,其支付意愿为每年247元。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差异化,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确定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以山东省潍坊市为例

论文通过研究认为耕地保护收益区域分配不平衡是我国耕地快速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构建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有利于提高地方耕地保护积极性,抑制耕地减少趋势。论文以经济外部性理论为依据,建立了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理论模型重点模拟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影响及对策,而经验模型则探讨了补偿的主体、补偿标准的计算、补偿方式、制度保障和机构设置;最后以潍坊市为例,计算了2005年潍坊市各区市县的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将潍坊市12个县级行政单元划分为7个保护区和5个补偿区,模拟构建了潍坊市2005年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结果表明:在耕地保护外部效益得到补偿后,保护区的土地利用效益得到提升,其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也将随之提高,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带来的耕地资源浪费和耕地保护效率缺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基本农田划定方法

基本农田划定是落实耕地保护、保证粮食安全的关键问题。目前,基本农田划定的相关研究多基于对耕地适宜性条件的评价,而未涉及对耕地历史变化过程的考虑,因而不能保证划定结果适应实际区域的耕地变化趋势,导致基本农田易被占用,补划与调整频繁。论文综合考虑耕地适宜性条件与历史动态变化状况,提出了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基本农田划定方法。以湖北省大冶市这一典型资源型城市为实验区进行了实例研究,划定结果表明,该划定方法能在保证基本农田划定数量与质量的同时,提高其农业用途的稳定性,促进基本农田保护与经济建设、生态保护间协调发展,是一种有效的划定模型。     

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及其补偿额度测算——基于省级耕地-经济协调性视角

正确处理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从省级耕地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协调性出发,基于粮食安全及区域耕地生产力均衡视角确定了耕地盈余区、平衡区、赤字区,并利用机会成本法测算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以及补偿额度。结果表明：1）2007—2015年我国耕地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非协调性,需要进行区际间耕地保护利益协调;2）将全国划分为8个耕地盈余区、11个耕地平衡区及12个耕地赤字区;3）2015年全国平均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为2.90万元/hm²,其中,耕地赤字区最高,耕地盈余区次之,耕地平衡区最低;4）基于情景模拟法得出,不同区域的耕地盈亏量及耕地保护补偿额度存在较大差异。据此提出：实行差别化耕地保护政策;建立动态化的耕地保护制度,制定合理的区域差异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尽快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利益协调机制,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目标。     

我国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优化研究与建议

我国现行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是在以GB 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核心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根据当时我国土壤环境研究水平并结合土壤环境管理要求而制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壤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化,该标准逐渐暴露出土壤类型和污染物控制项目覆盖面不全,与其他相关标准有部分重复、衔接性差,以及在实际工作中适用性差等问题.因而,以该标准为核心的整个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在完整性、系统性、协调性和适用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在系统梳理我国现行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构成及存在问题,分析其他国家和地方土壤环境管理制度、制订方法和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土壤环境特点和土壤环境管理需求,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优化方案,主要由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土壤环境背景值、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土壤修复目标值和耕地质量等级划分)、土壤环境污染防控标准体系、土壤相关配套标准体系和土壤环境基础标准体系四大类标准体系组成.此外,基于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的污染物土壤环境基准是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系列标准制订的基础.作为环境管理的基础手段,优化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可为《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和《土壤环境保护法》的制订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根据土壤环境具有地域性强、差异性大的特点,建议尽快出台《土壤环境保护法》,明确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各自的定位与关联,推动制订地方土壤环境保护标准,国家则应集中开展土壤环境基准、标准制订技术规范等相关研究,为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完善提供基础技术支撑.      

汶川地震重灾区泥石流灾损土地利用及生态修复模式——以北川县都坝河小流域为例

汶川地震诱发了大量泥石流灾害,灾损土地利用和生态修复是灾区产业重建面临的重要课题。以北川县都坝河小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灾损土地禀赋、灾害特征、土地需求,采取多因素耦合和关键因子限制分析法,探讨灾害胁迫条件下的经济活动与生态修复之间的互馈作用,结果表明：（1）流域新增土地供给源主要为泥石流灾损土地,土地资源化利用受灾害、聚落和产业结构控制;（2）灾损土地根据成因划分为沟口堆积型、沟道冲淤型以及岸坡侵蚀型,三者的肥力、安全性及交通条件等特征具有显著差异;（3）基于“因灾分区、耕地优先、产业共建、美居造景”的原则,建立了灾损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生态修复模式,并选取杨家沟进行验证,沟域灾损土地利用方式为生态林地、产业林地及优质耕地,分别占比28.5%、56.3%、15.2%,生态修复措施主要为提高土地安全度、提升植被覆盖率和增强水保功能。该研究建立的震区土地利用和生态修复模式可有力协调人地矛盾、发展绿色经济和提升人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