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是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主要载体。本文基于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为切入点,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和2002-201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平均提升了上市公司绿色发明专利0.883项,绿色实用专利0.465项;②事件分析表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着“先增后降”的倒“U”形关系;③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显著增加了企业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排污费,但与政府环保补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④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更有助于非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企业以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并且其绿色创新效应不集中于特定行业（如重污染行业）。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理解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的经济社会效益提供了启发。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CSSCI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立足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实践,分析了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均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但是费用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特征。(2)异质性检验表明,费用型规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均GDP较高省份以及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提高末端治理技术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4)研究还发现,费用型规制对高能耗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投资型规制对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抑制效应更明显。(5)随着工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断提升,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边际效应先后呈现“L”形骤降特征。因此不断优化与创新环境规制手段,才是持续推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     

绿色信贷会促进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在绿色信贷引导资金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流向技术先进的新兴部门过程中,是否会倒逼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会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主要是通过长期债务融资约束及股权融资上升来抑制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而企业利润提升却有利于其技术创新;绿色信贷对大型及民营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显著,但对小型及国有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却不明显;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长期存在。本研究对于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持续改进及其配套政策的及时跟进提供了经验支持。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与价值的影响——基于重污染上市企业经验数据

利用2010-2014年国内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和政府环保数据,探究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就目前而言,环境规制和企业绩效、企业价值之间仍然为负相关关系,并未实现由环境规制刺激研发水平提升而引起的收入弥补环保成本的波特假说。     

企业环保支出、政府环保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重污染企业数据,从政府支持视角研究了政府环保补助对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府严格的环境监管下,企业增加环保支出能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但由于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政府在严格环境监管的同时进行环保补助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环保补助在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负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政府环保补助并非越多越好,需要提高环保补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完善审核批准机制,推出除资金支持外的创新鼓励政策,提高企业对环保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充分发挥政府环保补助的社会效益。     

企业金融化与绿色转型研究：机制识别与政策优化

实体企业金融化往往会对其经营管理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实体上市企业年报和财务数据（2007—2020年）,构建其绿色转型指标,进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确证了金融化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与机制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对其绿色转型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其中短期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特别地,这一冲击对重污染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机制识别,研究发现上述冲击影响主要通过恶化财务状况、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预期等渠道导致企业绿色转型水平下降。进一步地,通过政策优化（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制度）支持,上述负面效应将被显著削弱,这也说明金融体制机制的优化是降低企业金融化负面效应,提升其转型升级动力和意愿的重要路径。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现有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为解决发展中的污染问题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进行干预,环境规制政策的评价标准不仅要保护环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发展。目前关于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并且采用PSM-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减少了污染物SO₂的排放,而且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排污权交易政策提高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途径是加大研发投入,并没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强环境规制下排污权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好。中国政府有必要继续推动建设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全国化,发挥政府激励作用,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创新效率的新视角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区域绿色发展的同时也为制定和完善排污权交易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双碳”目标下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在构建能源绿色消费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综合测度了中国省域能源绿色消费转型水平，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1)2000—2019年，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水平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区域间差异减小，区域水平格局形成“东中西”“北中南”阶梯式递增的空间分异特征。(2)地区间能源绿色消费转型存在显著的空间聚类特征，能源绿色消费转型水平冷点区主要集中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三省，热点区呈现从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向西北地区偏移的趋势。(3)城镇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和环境规制对能源绿色消费转型具有负向影响，政府行政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水平呈现正负两种影响效果，且影响程度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     

金融科技与企业绿色转型——影响特征、作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识别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金融科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11—2021年数据集,对金融科技和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影响和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赋能企业绿色转型。特别地,金融科技对于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驱动力更为突出。机制识别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缓解财务困境、平滑企业风险与增强绿色创新活力,这些都有助于企业绿色转型实践的深度开展。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具有强烈的地理扩散溢出效应,并形成较为显著的“本地—外地”金融科技协同效果,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了可叠加的积极影响。本项研究能够为理解金融科技发展,促进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新的思路借鉴。     

环境规制下区域创新环境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的基础上,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算了安徽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运用Tobit方法,从区域创新环境角度研究了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考虑环境规制的安徽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区域创新环境中制度环境、高新技术产业溢出和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规制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FDI溢出、产学研合作溢出对其影响是负面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支持环境、政府对工业企业创新的直接支出、政府对工业企业创新的税收减免、人力资本存量、科技创新人才强度对其无显著影响。     

经济增长目标、融资约束与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目标作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绩效,还会显著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绩效。本研究借助中国2004—2019年沪深A股上市污染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融资约束在经济增长目标与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会加剧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在“硬约束”情形、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而环境目标会弱化这种负向作用。本文丰富了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微观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并为地方政府科学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更好平衡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目标之间关系以及促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中原油田绿色企业创建实践的探讨

中原油田分公司始终把创建绿色油气田放在首要位置,积极实践和探索,总结出适合油气田特点的绿色企业创建和管理经验: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探索管理创新,构建绿色企业管理体系;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员环保意识;推广绿色科技,深入推进绿色发展。中原油田分公司全面提升了环保水平,获得中国石化"绿色企业"的称号。进一步,油田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污染防治、合法合规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污染密集型企业区域迁移后的环境行为分析

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共同推动下,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改善成为问题的关键。本文以江西省G市H电源公司为案例,研究迁移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阶段特征,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以及企业响应,探讨促进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优化和环境绩效提高不是自发的,是各利益相关者多次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严格的环境规制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地方政府具有执行环境规制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双重角色,使迁移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进程更加复杂,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思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索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路径,为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工业如何实现环保、科技与经济的共同进步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200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及工业技术创新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公众投诉、环境规制成为直接推动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②环境规制在公众投诉影响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③产业集聚强化了公众投诉对工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完善公众投诉制度、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优化政策支持及提升产业集聚程度,对于工业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基于石化行业VOCs排污收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5—2019年中国石化行业3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当期环境规制对后一期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从而验证了中国石化行业“波特假说”的存在。此外文章还发现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效果及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均支持“波特假说”,西部地区则影响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文章认为促进石化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需进一步加大石化行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实施力度、促进石化行业企业的科技投入并注重区域差异。     

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4—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其对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②相比于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③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大于或等于2.203这一门槛值时,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环境规制、FDI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

基于超效率SBM-GML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08-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并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值不断提高,但上中下游之间差异较大;FDI显著促进了本地绿色创新效率,但不利于邻近地区绿色发展;三类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