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根据1999-2010年相关数据,利用变异系数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对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地区碳排放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四大地区碳排放绝对差距呈逐年上升趋势,无论是碳排放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表现为东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最少;四大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绝对差距逐年上升,且东部最大、东北次之、中部第三、西部最少;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差距的大小依次为西、东、东北和中部;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地区碳排放差距的影响为负;人均总产值地区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负;地区开放程度差距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正;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不同能源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煤和石油两种能源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负,对天然气碳排放地区差距的影响为正,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与中国区域能源效率

在内生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国内RD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RD溢出和地区能源效率的分析框架,运用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国外RD溢出分为两个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RD溢出。并将29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对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RD溢出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FDI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的能源效率有正的影响,而对西部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FDI企业通过进口贸易带来的国际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水平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要素市场扭曲与双向FDI的碳排放规模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数据,首先从规模效应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视角阐述了双向FDI影响地区碳排放的作用机制,进而利用KAYA恒等式对碳排放进行分解,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全样本和分样本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与双向FDI影响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果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促进地区碳排放增加,且要素市场扭曲和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而加剧这一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分样本情况下依旧成立。(2)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抑制地区碳排放,且要素市场扭曲会显著促进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对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样,外商直接投资也会通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而增强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但在分样本情况下这一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抑制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会促进低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3)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加剧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会显著抑制要素市场扭曲,这一结论在分样本情况下仍然成立。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注重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市场净化效应,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促进母国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抑制碳排放。(2)制定以获取绿色环保技术为目的的引资政策,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进而抑制碳排放。(3)积极引导双向FDI的合理布局,促进双向FDI互动协调发展,重视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合理调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形成各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效应,最终抑制碳排放。     

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选取1990—2002年中国30个省市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从定性和定量描述的角度探讨贸易、FDI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对中国的ECK没有直接影响。但考虑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它在引进先进污染防治技术和环境管理思想方法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将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中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加之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

基于传导机制,该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的估计方法,分析了该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收入和政策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工业污染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污染减少:此外,工业外资在中国区位选择时的确将污染排放量视为重要的要素禀赋,这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符,但现实中,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工业企业,较高的新技术研发水平与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对应的,这意味着外资企业"污染密集型逆转"现象是存在的.     

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分析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背景及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4—2015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低碳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低碳试点政策对中国16个省份197个地级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绊脚石,中国在实施低碳试点政策的过程中会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②由于城市等级存在差异,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有所不同,随着城市等级的上升,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也会显著上升,但当城市等级上升到省会城市时,这种促进作用会有所下降;③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其会显著促进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但会抑制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为此,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阶段,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扩大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范围,积极利用现有的政策工具,如申报低碳试点城市,进而找到环境保护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平衡点。同时,中国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切忌走入盲目实施的误区,针对不同城市的发展情况和地理位置情况,应分阶段实施低碳试点政策,同时要避免对所有地区设立同样的标准,针对不同的地区应给予不同的优惠,设立不同的碳强度下降目标,最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FDI的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日益引起各方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的影响如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何种技术渠道对中国的碳排放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都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利用中国1999 - 2008年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反映外商直接投资不同渠道的效应的指标,并对35个工业行业按照排放强度进行分类,本文实证检验了FDI的技术效应对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全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技术影响渠道方面,FDI的人员流动效应的正面影响显著强于FDI的竞争、示范效应.分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高排放行业碳排放无显著影响,但对低排放行业碳的排放具有显著的积极影晌.最后,本文建议我国继续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以充分发挥FDI对工业行业碳排放降低的积极作用.     

产业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吗?——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

厘清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有助于理解中国环境压力形成的原因,而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区域合作,空间溢出效应更不容忽视。通过将反映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的非对称性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下,产业集聚如何作用于环境污染。研究发现:(1)中国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邻近省域的环境污染会加剧本省的环境污染;(2)产业集聚有利于促进人均工业二氧化硫减排,却对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反而导致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3)当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时,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产业集聚,会增加0.428%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381%的人均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0.240%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上结论都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说明结论真实可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地区产业竞争力

利用1999-2009年中国30个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环境规制的影响.通过非空间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检验了产业竞争力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在空间模型中,估算了直接和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变量的直接和溢出效应分别为-0.17和0.559,且统计上高度显著,进而其总效应也显著为正.这表明,环境规制有较高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似乎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的环境竞次竞争行为;如果忽略污染的空间溢出,将严重低估环境规制的作用.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科技人员数和产业规模对产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的直接效应.进而提出政府应加快完善环境补偿的制度,一是中央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环境补偿立法;二是完善环境补偿的管理体制,协调和指导跨地区的环境补偿;三是加大与环境补偿有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中国虚拟水贸易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测算2005年、2007年与2010年3个年度中国虚拟水进出口贸易量,采用投入产出及IO-SDA等方法分解分析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部门间用水系数差距都非常大,直接用水系数最大的农业部门857.9 t/万元(3年平均值,下同),与直接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差距达600倍之多。完全用水系数最大的也为农业部门1 078.7 t/万元,与完全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亦达113倍。各部门的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也存在较大不同,有些部门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差距很大,如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部门差距达115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部门差距达618.5 t/万元;而有些部门差距非常小,如农业部门差距仅仅0.24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部门差距仅为8.2 t/万元。虚拟水出口量和进口量分别从2005年的1 774.3亿t和1 378.7亿t增加到2010年的2 254.1亿t和1 836.5亿t,且出口量一直大于进口量。影响因素分解显示,在此期间,进出口规模的增加是虚拟水贸易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出口规模合计为103 698.8×10~6t,进口规模合计为80 401.2×10~6t。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在不同部门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真实用水系数和真实中间投入技术是虚拟水贸易变化的主要负向因素,其中真实用水系数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36 793.2×10~6t和-34 668.3×10~6t,真实中间投入技术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1 719.7×10~6t和-1 660.8×10~6t,表明在此期间用水效率和中间投入效率都得到了改善。另外,直接用水系数和中间投入技术分解出的结构效应都不明显,中间投入进口比率效应也不明显。     

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受冲击较大,影响了全省经济发展,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加剧。本文运用区位商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对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山东省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中近三分之二的产业在全国地域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平均贡献率高于全部产业的平均贡献率。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山东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增加了节能减排的结构性阻力,加大了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在对环境规制基础、外商直接投资流向、贸易结构、地区产业结构和人口就业压力等约束条件进行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山东省应完善环境规制制度和产业政策体系;调整完善外资、外贸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技术进步,建立健全技术支撑体系;完善配套政策措施。通过多种政策配合使用来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     

“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及其改进路径

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SE-DEA)方法,综合考虑目标国资源现状、政治因素、经济技术、社会条件、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情况,构建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线性规划模型,并以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均值进行聚类,结合规模报酬和投入要素的影子价格分析,提出目标国天然气投资绩效改进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对中亚及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高效区,对独联体、中东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低效区。(2)高效区国家自2012年起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技术水平和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3)中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2013年起总储量、人文地理和与中国油气合作状况成为影响中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4)低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和技术水平要素是影响低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此外,对于处于低效区的中亚国家资源现状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另一关键因素,政治因素则是中东欧洲和独联体国家的关键因素,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投资关键因素则包含社会条件。这意味着,中国要提高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就要针对不同地区投资现状制定改进策略。对于高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亚国家,未来中国要加强同目标国政府间的沟通,达成"以技术换气条款";对中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东欧洲、独联体国家可采用与油气企业合作方式降低合作风险;对低效区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可签订天然气长期贸易合同。     

环境规制相对力度变化对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95-2007年间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把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分为25个发达国家与16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两类,重点研究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并考察了借贷成本、双边贸易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等影响因素,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的实证检验,为中国选择FDI的类型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越严格,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FDI将减少;而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并不受影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其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不同.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选择FDI的类型从外资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环境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行业双向FDI的环境效应研究

在Copeland-Taylor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初始的技术水平,将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并引入双向FDI的交互项,利用中国34个工业行业2004—2015年的数据,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的方法对总体行业和不同行业分组情况下双向FDI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从总体来看,IFDI会增加中国工业行业的污染排放,"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存在;而OFDI对中国工业行业的污染排放则会起到制动作用;双向FDI交互项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也显著为负,说明IFDI和OFDI的污染排放效应存在一定的替代性。(2)从产出规模分组来看,高产出规模和低产出规模组的IFDI会促进污染排放的增加;而高产出规模组的OFDI对污染排放会起到抑制作用,低产出规模组的OFDI对污染排放则起到驱动作用;低产出规模组的双向FDI交互项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为负,高产出规模组双向FDI交互项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则为正。(3)从要素结构分组来看,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性,IFDI会促进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污染排放增加;OFDI也会增加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污染排放,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污染排放则会起到制动作用;而双向FDI的交互效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则显著为正。(4)从技术水平分组来看,IFDI会促进高技术组的污染排放下降,但对低技术组并无显著影响;OFDI对高技术和低技术组的污染排放会起到制动作用;双向FDI的交互项则会促进高技术和低技术组的污染排放增加。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的引资模式,大力培育专业性的市场以引入高技术水平的绿色外资。(2)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要以多重动机的投资导向为主,一方面加快转移污染产业,另一方面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掌握国外绿色生产流程。(3)中国政府应积极引导双向FDI合理布局,促进双向FDI交互项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由驱动转变为制动。     

国际贸易对中部六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以中部六省1990年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GMM的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国际贸易对中部六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泰尔指数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对外依存度及各省实际使用的FDI代表各省的国际贸易情况,并作为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另外再加入人力资本,政府转移支付做为控制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对外依存度倾向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则倾向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人力资本及政府转移支付不同的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集聚能否改善中国环境污染

本文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构建一个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产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而在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环境污染,"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环境规制并没有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且能源消费不是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客观看待产业集聚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产业集聚水平发展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的同时,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等政策组合,以改善环境污染,避免"先污染再治理";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积极鼓励产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集聚方向,引导向高端研发与设计等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在积极引资过程中,引导外资向清洁产业转移,注重引进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环保标准,实现引资与环保的双重目标。     

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污染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1981-2005年环渤海三省二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实际GDP以及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等两个污染控制变量的年度数据,建立panal data模型,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以及什么因素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实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呈现整体向上倾斜的倒"N"形的曲线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规模的扩大和重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废气排放污染呈现出持续恶化的趋势:恶化速度可能存在一个先相对减缓、后加速、然后相对减缓的过程,这不同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饲"U"假说;就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环渤海地区尚未达到环境压力得到改善的转折点:产业结构的转换对工业废气污染产生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地加剧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废气污染,FDI导致的污染产业国际转移现象没有在这一地区发生;不同省市的个体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三次项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实证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也是成立的。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研究——基于美国和中国SO2排放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贸易成为影响各国环境污染变化的重要因素,将其纳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环境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污染治理和国际贸易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美国、中国SO2排放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对经济产出有影响,且对美国和中国分别为正作用和负作用。经济增长增加了两国国内污染排放,且中国增加的相对更多。而污染治理均减少了国内污染排放,美、中的污染减排弹性系数分别为-0.277和-0.417。国际贸易对美国起到污染减排作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经济规模间接污染效应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而言,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改善贸易进出口状况、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基于技术扩散的全社会能源效率空间条件收敛分析

我国各地区能源效率存在明显的差距,如何缩小地区能源效率差距成为了能源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依据2000-2010年中国30省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条件β收敛模型分析了技术扩散对全社会能源效率收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间,全社会能源效率呈现2000-2002、2002-2005和2005-2010的三阶段特征,经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过程,其中,2005-2010年提升速度最快,其经验值得借鉴;②全社会能源效率的绝对β收敛呈现由收敛至发散的三阶段变化过程;③全社会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滞后现象,其增长率的空间相依性不显著,但空间因素对全社会能源效率β收敛的正面影响有加强的趋势;④技术扩散从总体上使全社会能源效率的收敛速度提高1.8倍以上,且影响程度逐渐增强;⑤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全社会能源效率及其收敛速度;⑥不同时段的技术扩散对全社会能源效率的影响不同,且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市场技术流入对收敛的作用不显著.因此,引进外资是缩小地区间全社会能源效率差距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