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家庭消费升级是我国目前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微观基础。本文利用5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少儿抚养负担对高层次消费的挤出效应远大于老年抚养负担对高层次消费的促进效应;家庭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能够正向调节家庭老年抚养比提升的消费升级效应,同时弱化少儿抚养比提升对消费升级的抑制效应,即在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更好的家庭,老年抚养比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愈发明显,而少儿抚养比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升级的挤出效应则不明显;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乡家庭消费升级的作用效果上看,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并且老龄化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调整,也将扩大城乡家庭的消费差距;从分地区的研究看,中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到老年抚养比提高带来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而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少儿抚养比提高带来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对此,为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扩大消费以及消费升级产生的不同影响,决策部门应在调整产业结构、规划公共资源配置时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通过先进的金融手段和金融产品降低“老龄化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并出台针对家庭消费的“减负”政策,降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家庭的抚养负担,最终通过破除城乡和地区分割的体制障碍、提升落后地区居民福利水平等手段实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全面二孩”、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住房消费的影响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在改变,"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全面二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政府颁布"全面二孩"政策的当下,探讨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住房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6年数据的整理和比较,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使少儿抚养比显著提升,老龄化程度得到一定减轻,但不能改变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大趋势。通过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估计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消费的影响。估算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不能解释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但能部分解释住房面积水平的变化;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住房消费面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消费面积没有明显影响。由于"全面二孩"的实施会提高少儿抚养比,因而从长期来看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商品房消费水平。从人口结构角度出发,未来我国房价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需求基础。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可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增加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将商品服务结构逐步向老年市场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应对老龄化对住房和经济市场的冲击。     

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基于生命周期储蓄率模型逆推出居民消费率模型,利用中国199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主要结论如下: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人口性别比系数为正,但稳健性较差,养老保险覆盖率的上升并未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因此,政府应继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并在制定长期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将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考虑进来。     

我国能源消费需求的时变弹性分析

为了科学分析相关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能源需求的影响效应,本文在提取能源消费需求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Bayesian理论的时变系数回归模型,利用MCMC方法获得了各时变回归系数的估计.同时,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了能源消费需求相对于各相关因素弹性系数的趋势及波动情况,并就能源需求对各相关经济因素弹性系数的趋势变动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能源价格、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全国总人口以及能源消耗结构对能源消费需求的影响强度具有时变效应;②电力价格变动对降低能源消费的作用最为显著,但边际效应在逐年下降;煤炭价格的提高对能源消费的增加具有很大推进作用,但"煤电联动"、能源价格市场化的建设可能进一步抑制能源需求;③城镇化建设进程可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能源需求的加速增长.     

中国省域能源消费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能源消费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针对目前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很少进行截面数据分析及特别缺乏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的现状。以省域为空间样本。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2002-2005年中国省域的能源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我国省域能源消费在空间上存在依赖性，能源消费行为受到本地能源消费和相邻省域的能源消费的共同影响，经济增长对省域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人口增长的正向作用也不容忽视，但是能源价格对能源消费未能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弹性系数不显著为正）．政府决策部门在制定能源消费政策和价格调控措施时，必须考虑到空间作用机制对能源消费的差异化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如何以较低的能源消费保障较高的经济增长成为政府和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时空特征的分析表明．宏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和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为保障能源可持续消费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宏观上调控上述因素．使其向能源可持续利用方向发展。     

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IPC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在省际层面测度了我国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扩展的STIRPAT和Kaya模型,构建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3-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及城乡子样本进行系统GMM估计。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城乡家庭部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在近十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较低;第二,城乡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的上期碳排放量对本期碳排放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我国家庭部门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是一种动态自适应机制;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城镇化因素,都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含义:家庭部门碳减排将是一个有步骤、分区域的渐进过程,我国碳减排政策应当兼顾消费升级和碳排放的双重目标,努力构建分层次碳减排的适应性预期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低碳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家庭部门碳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能源价格改革、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等科技手段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些政策将更有利于城镇家庭部门碳减排。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养老保障需求的影响研究

作为影响养老保障需求重要因素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动,为了揭示养老保障需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间的依赖关系,本文首先运用微分代数方程理论诠释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养老保障需求的作用机理;然后在离散状态下,分别构建人口年龄结构测算模型、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模型和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的养老保障需求测算模型;结合陕西省相关数据资料,对城镇和农村养老保障潜在需求、预期需求和期望需求进行现实模拟。研究发现,2009-2050年,陕西省城镇养老保障需求将增长670.15%,年均递增5.11%;农村养老保障需求由2009年的493.85亿元增长至2027年的1 298.63亿元,后下降至2050年的945.35亿元。为了满足陕西省养老保障需求,本文建议当前养老保障基金支出应等于期望需求,养老保障基金积累应等于预期需求,参考潜在需求数据进行未来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规划。     

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分析模型与实证

从消费压力人口视角探讨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气候变化压力的人文因素,以及人口与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本文通过对STIRPAT模型的扩展,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我国1980至2007年碳排放情况的统计实证结果表明,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国情有较高的解释力.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城市化率、人口规模三个因素对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变化影响明显;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口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已高于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等人文因素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我国碳排放的新的增长点;技术进步因素在此模型中对我国该阶段碳排放的解释力有限,表明我国未来通过技术进步减缓碳排放的潜力巨大.     

中国天然气价格管制的碳排放及经济影响——基于非完全竞争CGE模型的模拟研究

中国天然气产业的最大特点是垄断程度较强,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各个环节均存在价格管制。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CGE模型以期全面量化分析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可供借鉴的依据。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构建的静态CGE模型,不仅刻画了天然气产业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还刻画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价格管制行为。运用该模型,本文分别从消费侧以及供应侧的角度模拟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对我国碳排放及经济的影响,并且从经济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天然气价格管制政策变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机制。模拟结果表明:1消费侧价格管制。提高天然气价格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降低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进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缩小导致天然气产业的超额利润率有所下降。提高天然气价格提高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降低了实际GDP以及居民福利水平。降低天然气价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传导机制以及经济影响与提高天然气价格产生的影响类似,但是作用效果基本上相反。2供应侧价格管制。取消天然气供应侧价格管制能够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实际GDP的增长、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并且降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不仅提高了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还提高了对能源总量的消费,从而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的增长。因此,应该逐渐建立完善的天然气价格管理体制,确保天然气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进行管控,避免产生较大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逐步取消天然气供应侧的价格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天然气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中国CO2排放量变化

基于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特点,采用对数平均的Divisa方法对我国1990~2007年的CO2排放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效应是我国CO2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CO2排放的主要原因,人口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分地区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效应对CO2排放量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口效应使东部地区碳排放增加,使中西部地区碳排放降低,能源利用结构变化对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因此,要降低我国的CO2排放,需要针对地区特点制定不同的政策,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进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中西部地区需要逐步改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和技术含量高的低能耗制造业。     

武汉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因素分解与低碳发展研究

本文以2010—2015年武汉市三次产业和居民生活能耗碳排放数据为基础,运用LMDI模型从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三次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六个方面对武汉市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分解结果表明,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是促进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为38.7%和198.52%;能耗强度降低、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碳排放系数变化是抑制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贡献率为-99.14%、-24.22%和-14.13%。经分析发现,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成为促进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贡献点;产业结构调整在经过2012-2013年间出现的碳排放效应促进-抑制转折点后将逐步成为抑制武汉市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继续保持第二产业能耗强度下降的同时,加大对第三产业能耗强度控制力度是武汉市现阶段碳排放控制工作的重点方向。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北大核心CSCDCSSCI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     

人口年龄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通过人力资源和人的各种需求而联系起来.通过推导出含有年龄结构系数M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将教育人力资本和干中学经验资本及就业效应共同体现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以山东省140个县域单元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空间经济计量模型,研究发现:①增加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和考虑空间效应,可以显著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在现实中应重视年龄结构和空间溢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②所有劳动适龄组均刺激经济增长,但以15-29岁年龄组的影响最显著;③除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山东省区域经济增长显现出条件β-收敛;短期看人口增长和储蓄率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④鼓励30-44岁劳动力提高干中学经验效应以促进区域经济运行和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中国CO_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因素分解法的思路,构建CO2排放和能源消费分解扩展模型,深入挖潜影响我国CO2排放的各项驱动因素。同时,以2000-2009年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从宏观层面探索碳排放总量与能源结构、能耗强度、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等重要国民经济发展指标间的驱动关系。结果显示:CO2排放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而经济增长与能耗强度是其主要驱动因素;所构建模型对影响CO2排放有关因素的分解与量化效果较好,可为日后监控我国CO2排放水平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协整和脉冲响应的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测算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源供需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能耗降低20％的任务目标。为了探明在节能政策条件下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演进关系，本文采用协整模型检验了1980—2005年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构建了能源生产和消费与GDP的误差修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能源与经济增长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态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动能源消费的急剧增加，而能源消费量的上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却不显著；在近期节能政策的冲击下，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响应有2-3年的滞后期，并呈现出正弦波的形态。为了达到20％降耗目标，政府需控制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同时加大力度保证节能政策的贯彻实施。     

老年人旅游消费与影响因素关联度分析——基于京津冀地区2006-2013年面板数据

我国现阶段65岁以上老年人享有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需求,对出行旅游具有强烈的欲望.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加重的驱使下,刺激老年人出行旅游能够极大的促进消费,带动内需增长.为了科学制定拉动老年人旅游的政策措施,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3年)中选取65岁以上人口比、老年抚养比、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接受高等教育人数、以及地区最终消费支出作为主要的比较指标;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6-2013年)中选取65岁以上旅游人数比与65岁以上人口旅游消费支出作为主要参考指标,分别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选取的比较指标与参考指标之间呈现了中等以上强度的关联性,关联度均在0.6以上,65岁以上人口、老年抚养比、城镇人口比重相对2个参考指标关联度最强,城镇人口数量与受教育情况业是影响65岁以上旅游人数的重要因素,分析结论可以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养老产业相关政策时的重要参考.本研究的最后,提出了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旅游业法律法规,提高养老保险水平,保障老年人旅游市场安全及制定差异化价格战略等措施.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消费倾向、节能政策和技术等因素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镇生活能源强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总人口、政策综合力度6个因素的增长率每变化1%,将会引起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增长率0.9322%、0.8537%、(0.559 2+0.169 2 ln DI)%、0.599 8%、0.408 0%、-0.012 0%的变化,表明除节能政策外,其余5因素均正向促进城镇生活能耗增长。其中生活能源强度对城镇生活能耗影响最大,节能政策虽会抑制城镇生活能耗增长,但作用较为微弱。政府需继续加强节能政策综合实施力度,从而实现生活能源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