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企业"节能减排互动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能源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破坏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渐显著.企业作为节能减排工作的主要参与者,经常陷入节能减排投入成本高、担负责任大,却经济效益少的现实境地.与之相反,政府则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享受到企业节能减排所带来的各项收益和资源保存收益,这将影响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本文构建了一种政府-企业节能减排互动机制激励模型,可求得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战略中最优的责任分摊比例,并依据模型测度出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投入和各项经济、环境效益指标,从而为政府合理分摊企业节能减排压力提供科学的依据,并使得企业更有动力实施节能减排战略,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     

钢铁行业碳减排情景仿真分析及评价研究

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约为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因此完成钢铁行业碳减排目标是实现我国碳减排总量目标的重要环节。研究为求解未来钢铁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与碳减排潜力,提出一种基于技术进步与碳减排外部性的情景仿真模型。在不同的技术进步与碳减排外部性情境下,模型综合考虑节能减排技术对行业/地区碳排放的影响,设计锁定、成长和促进三种碳减排情景。最后采用该模型对重庆市钢铁行业的碳排放总量,碳减排潜力与节能技改投资成本变化进行了情景仿真分析与评价。研究表明,为更好地实现行业的碳减排目标,在现有的节能减排政策环境下,重庆市钢铁行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加大技术推广投资,用于更多的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扩散速度,增强行业碳减排成效;有选择性的进行投入与推广,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以有限的资金实现行业/地区碳减排成效的最大化。     

二氧化碳动态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影响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可以反映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是气候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基于三种方向性距离函数的行为模式构建三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计算方法,测度中国30个省份(未涉及西藏和港澳台地区)1998—2019年间三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并从全国、区域和省份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在进一步分析中,从减排空间和技术进步两个视角构建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同时进行实证检验。测算结果表明:①经济主体从“传统-弱”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为负,从“传统-强”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趋近于零,从“弱-强”模式时边际减排成本均为正。②三种测量方法下边际减排成本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区域规律一致,均为中部较高,东、西部较低;不同区域和省份间同一种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别较大。影响机制的进一步分析显示:①减排空间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先后起主导作用。②只有当减排空间足够大,经济行为主体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和节能减排政策处在初始时期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节能减排政策才能起到降低边际减排成本的效果。③技术进步具有周期性。现阶段中国绿色技术处于快速发展的初步成长期,对技术的投入处于沉没成本阶段。虽然削减减排空间能够倒逼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并不能够起到显著降低减排成本的效果。因此,在减排政策的制定中要注重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持续推进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考虑技术进步前期“沉默发酵”的特性,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时要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     

科技部组织专家开发完成“全民节能减排计算器”软件

作为科技部、发改委、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推动的“节能减排全民科技行动”的具体内容之一，在科技部社发司、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的组织下，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专家们在其承担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研究成果“公民节能减排潜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开发完成了“全民节能减排计算器”。     

节能减排调控模型的系统仿真与目标优化

基于略阳县灾后恢复重建与振兴全县经济的需要和国家、陕西省有关节能减排战略部署的实情,对略阳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质量进行分析后,认为采取一定的调控措施,可实现协调灾后恢复重建地区经济与完成地区节能减排的目标。研究首先构建适合略阳县的节能减排系统动力学调控模型,通过选取产业结构调节系数和环保投资比重的不同组合,设定4种情景方案进行仿真,并对仿真结果进行目标优化,比选出较为适合的节能减排调控策略。研究认为,描述变量之间关系的方程和关键参数的确定对于系统动力学建模的质量至关重要,设定不同情景对模型进行仿真和目标优化可为定量决策和科学调控提供技术支撑。研究结果表明：在近期（2010~2012年）,采取激励主导工业发展与较高环保投入相结合的策略更有利于灾后略阳经济尽快恢复和发展,同时兼顾节能减排任务的完成;在中期（2013~2016年）和远期（2017~2020年）,采取主导工业平稳发展与较高环保投入相结合的策略更有利于全县按照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同时,研究结果还给出了备选方案和规避方案作为决策参考。     

中西部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困境与出路

低碳经济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即发展目标、减排和成本。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要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也就是在保证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低排放和低成本。如果单纯为了经济快速转型和兑现减排承诺,而制定和实施强制减排政策,必然引发各种经济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使低碳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从根本上讲,应该把低碳经济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进行考量,而不仅仅是作为工业减排的附属品。     

内外资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比较

国内外学者大多忽略内资而单独研究外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基于碳排放核算公式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资本、劳动异质性角度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按内外资企业分类构建了理论模型,然后基于2002—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采用经典的Moran’s I指数、局域LISA集群示意图进行了全局和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最后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了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存在不可忽视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2内外资企业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增加碳排放,其中技术进步因可能的回弹效应而对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带来正向影响;3与外资相比,同等幅度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多,而等量劳动投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少;4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均为最大,而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则相对较小。从"两害取其轻"这一相对意义上来看: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才是2002—2014年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更大推手。由此认为:首先,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应当以"联防联控"的治理思维来抑制碳排放增长,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思维;其次,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更加重视回弹效应;最后,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态度来对待内外资企业,避免"一刀切"。     

中国燃煤电厂CCS改造投资建模和补贴政策评价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是否对已经投入运营的燃煤电厂进行改造,加装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是一个重要的低碳投资决策问题。本文针对已投入运营的燃煤电厂进行CCS改造的投资决策问题,从成本节约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CCS面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将序贯投资决策的实物期权方法与Monte-Carlo模拟相结合,建立了基于偏均衡分析的CCS投资评价模型,研究电力企业投资CCS技术改造现有火电可以带来的成本节约收益价值和温室气体减排量,结合案例,论述了燃煤电厂投资CCS改造的期权价值和投资风险。并应用该模型分析了补贴政策对CCS投资行为的影响。模拟计算结果显示:在现有参考碳价格水平下,基准燃煤电厂投资改造CCS的风险很大,CCS改造投资被放弃的比例接近35%,可见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政策框架不足以促进企业对现有燃煤电厂进行CCS改造投资。对比政府补贴投资和补贴发电两种政策的效果,在总预算补贴额度较小时,政府补贴企业的研发投入效果要优于直接补贴发电的效果。从评价结果看:首先,在CCS技术发展初期,我国政府应该侧重鼓励大型电力企业对CCS技术的消化学习,通过补贴研发投入,降低技术使用成本,为CCS技术未来的大规模采用打下基础。其次,一个较为有效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构建,可以在长期促进国内电厂对CCS进行改造投资。     

碳交易与碳税兼容性分析——兼论中国减排路径选择

随着气候问题日益突出和减排形势的持续严峻,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多策并举的方式来削减碳排放。但这两种"单一对峙"的减排制度能否兼容成为我国低碳路径选择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分析绝对减排目标和相对减排目标与碳税的兼容性,提出相对减排目标下的碳交易能够和碳税兼容,共同实现减排目标;接着针对绝对减排目标下的碳交易与碳税的相悖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引入限价模式、调整对象适度重合和有限分离、跨期储存机制、项目抵消减排等扬长避短形成组合制度,以缓解碳交易对减排成本不确定和碳税对总量控制的制度缺陷。从我国承诺的碳强度减排目标和碳交易试点实践出发,基本对策是:立足我国实际,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本目标下分阶段进行:从中短期看,应采纳碳税和碳交易(相对减排目标)双策并举的模式进行减排;从长期来看,我国应该尝试运用碳税和总量控制和交易的碳交易(绝对减排目标)模式推动减排。     

低碳城市与创新型城市减碳技术选择机制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探究不同试点政策下企业碳减排技术的选择,对节约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减排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该研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碳减排技术只包括源头治理技术和末端处置技术,且不考虑其他外部政策因素冲击的假设条件下,构建基于希克斯中性技术的生产函数,分析三类试点政策下企业的减碳技术选择机制。进一步,基于2000—2019年中国75个试点城市的3 766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Hansen门槛面板模型,验证了这一技术选择机制的科学性。研究发现,源头治理技术与末端处置技术在不同试点政策中的选择依据是末端处置技术投入占产出的比例。具体而言：(1)如果这一比例处于（0,0.5）区间,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下,企业选用成本较低的末端处置技术;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下,企业缺乏投入碳减排技术的意愿;在双试点政策下,企业既运用末端处置技术又投入源头治理技术减碳,并且前一技术见效快,投入更多。(2)如果这一比例处于（0.5,1）区间,此时,末端处置技术成本已经超过产出的50%,那么三类试点政策下的企业均选择成本较低的源...     

经济发展、政府激励约束与节能减排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节能减排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非合意性产出(污染物)纳入投入和产出导向的DEA模型,计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效率,并考察了节能减排潜力的地区特征。结果显示,2003年到2009年我国年均节能潜力约8亿t标准煤,节能效率为0.67;年均COD减排潜力约为300万t,减排效率为0.393;年均二氧化硫减排潜力约为1 300万t,减排效率为0.345。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路,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2)一个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在实证环节采用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的方法验证了以上两个假设命题。     

中国区域节能减排能力测度与政策推进——以东北地区为例

"十一五"即将结束,文章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在五年内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战略目标,以东北地区为例,在分析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生产与消费以及环境状况基础上,指出东北地区还存在着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节能目标实施进度滞后、水环境质量改善缓慢、大气污染形势不容乐观等问题;通过对东北地区各省在"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实施过程中的节能能力、SO2和COD削减能力以及投资机会的定量分析,为强化节能潜力的挖掘、SO2和COD的削减提供决策依据.最后,本文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循环经济发展、管理体制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实施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全力推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善节能减排调控手段等对策措施.     

中国水泥行业节能减排的潜力与成本分析

全球水泥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人类活动排放的5%,其中中国的水泥产量就占到世界总量的50%,连续25年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中国水泥总产量达到18.8亿t。水泥行业是我国排放和耗能的大户,其产业特点是总体产量高,企业平均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和产品结构落后,因而,水泥行业节能减排行动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和基本内容,也是实现我国水泥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在识别了18种水泥行业节能减排的典型技术基础上,以日产5 000 t的生产线作为基准,通过边际减排成本的测算,定量分析了我国水泥行业节能减排技术的减排潜力和成本,并最终得到这些技术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按照减排成本由低到高的排序,主要的减排技术分为能源利用效率、替代能源、混合水泥和CCS技术。最后通过分析我国水泥行业节能减排的技术现状及相关的政策障碍,给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基于LCA的废旧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减排效果评估模式与方法研究——以吉林省某钢铁企业为例

促进废旧资源循环利用是加快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模式,从微观企业层面入手,构建产品全生命周期基准流程,引入能量输入与环境输出参数,建立废旧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减排效果量化核算模型,评估再生产品的节能减排经济成效,并以吉林省某钢铁企业为例,评估"废钢-电炉"短流程和"铁矿石-高炉-转炉"长流程的能源、环境、成本差异,辨识影响废钢再循环节能减排效果的主要因素和重要环节。结果显示,再生钢铁全生命周期与原生钢铁全生命周期相比,节能588.48kgce/t,节能率为84%;主要污染物中SO2减排率最高,达92%;CO2总减排1 180.92 kg/t,减排率为67%;总成本却高出198元/t。其中,炼铁工序的节能量和减碳量最大,烧结工序SO2、NOx和烟(粉)尘减排量最大,焦化工序COD和氨氮减排量最大,回收、加工处理、炼钢环节节能量和减碳量以及SO2、NOx和烟(粉)尘减排量均为负。成本方面,再生钢铁生产成本高于原生钢铁308元/t,虽然再生钢铁由于污染减排可节省56元/t的排污费并获取54元/t的碳交易收益,但都不足以扭转电炉炼钢费用较高的现状。因此,国家应在电炉炼钢方面给予钢企及相关企业适当的财税扶持政策,在电价方面给予钢企一定的优惠或补贴,并完善废钢回收加工体系等,以促进废钢循环利用。基于LCA的废旧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减排效果评估可以实现对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资源、环境、成本的优化管理。     

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绿色增长的模拟预测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15—2050年中国工业绿色增长进行模拟预测,通过对能源消耗5种情景,以及9条二氧化碳减排路径的设计,评估45种节能减排政策组合对工业潜在产出和损失的影响,以找寻节能减排的最优路径。在此基础上,模拟预测最优路径下中国工业产出增长和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变动趋势,并以绿色生产率的变化作为判断中国工业能否实现双赢发展的依据,研究表明:(1)2015—2050年间,在45种节能减排政策组合中,节能减排行为均造成工业产出的潜在损失,但由于产出增长的幅度较大,最终的增长净值为正。经过综合评价,产出增速7%、能耗增速3.8%,工业各行业在204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是最优的节能减排路径。(2)在最优节能减排路径下,全行业绿色生产率在预测周期内平均增长0.53%,共有29个分行业的绿色生产率保持增长或不出现倒退,因而中国工业绿色增长即实现双赢发展的前景可期。从绿色生产率的驱动力来看,期初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拉动,而中期过后,技术进步在不断累积、消化、吸收中开始持续释放增长效应,自2035年开始,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主要靠技术进步的推动。(3)高能耗、高排放行业更是节能减排行为的受益者,而其他行业也并非节能减排行为的受损者。相较中低能耗行业,高能耗行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相较中低排放行业,高排放行业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与全行业一致,各类行业绿色生产率及其分解的走势也体现出前期技术进步负效应和技术效率正效应共同作用,而中后期技术进步成为绿色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     

天津市节能减排绩效及经济效益协调性研究

利用节能绩效-减排绩效关系图,以及节能绩效、减排绩效与经济效益协调关系三角图,研究了2006-2008年天津市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关系及其经济协调性状态和趋势.结果如下:①2006-2008年,天津市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整体上较差,河西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宝坻区、静海县和蓟县的节能减排绩效呈现变差趋势,东丽区和滨海新区(塘沽区、汉沽区和大港区)节能减排绩效很差且无明显变好趋势;其他6个区县的节能减排绩效呈现变好趋势.②2008年,北辰区、武清区、静海县3个区县的经济协调性很强,河西区、河北区、汉沽区、蓟县处于强不经济协调性状态,滨海新区处于弱不协调性状态;2006年,大部分区县(包括滨海新区)处于弱不经济协调性状态,且按强协调趋势发展,其协调性增强主要来自经济效益驱动.③天津市17个区县及滨海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及经济协调性评估权重选择较为合理,能准确地反映节能减排现状.     

中国煤电锁定碳排放及其对减排目标的影响

电力部门一直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燃煤电厂作为运行寿命长达30～40 a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投产将锁定大量碳排放,造成高碳排放路径锁定,影响中国未来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低碳转型。文章利用最新官方和国际机构统计数据,改进了电力部门锁定排放的核算方法,考虑六类煤电机组每年新增规模、发电小时数及机组寿命的动态变化,核算不同情景下在运以及处于规划建设阶段燃煤发电机组的锁定碳排放,并评估其对中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存量煤电机组普遍年轻,截至2018年平均加权服役年限不到12 a,按照现有煤电机组预期寿命自然退役且"十四五"之后不再新增煤电情况下,2040年前中国煤电碳排放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②中国燃煤机组锁定碳排放总量为142.0(83.6～187.0) Gt CO_2,截至2018年已实现的累积锁定排放为39.7Gt CO_2,剩余的锁定排放将达到102.3(43.9～147.3) Gt CO_2。③若只关注年度排放,中间道路情景下中国电力部门在2050年以后能够满足全球2℃目标的要求,但从累积排放看,中国电力部门自2040年起就超过了部门碳预算的上限。④控制新增煤电规模、缩短燃煤机组服役年限、减少年发电小时数等,均能有效降低中国燃煤机组锁定排放,但也可能带来高昂的成本。中国需要尽快研究制定煤电有序退出路线图,在逐步淘汰煤电的同时避免资产搁浅和相关从业人员失业给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最终实现电力部门公平的低碳转型。     

中国煤电锁定碳排放及其对减排目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电力部门一直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燃煤电厂作为运行寿命长达30~40 a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投产将锁定大量碳排放,造成高碳排放路径锁定,影响中国未来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低碳转型。文章利用最新官方和国际机构统计数据,改进了电力部门锁定排放的核算方法,考虑六类煤电机组每年新增规模、发电小时数及机组寿命的动态变化,核算不同情景下在运以及处于规划建设阶段燃煤发电机组的锁定碳排放,并评估其对中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存量煤电机组普遍年轻,截至2018年平均加权服役年限不到12 a,按照现有煤电机组预期寿命自然退役且“十四五”之后不再新增煤电情况下,2040年前中国煤电碳排放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②中国燃煤机组锁定碳排放总量为142.0(83.6~187.0)Gt CO 2,截至2018年已实现的累积锁定排放为39.7Gt CO 2,剩余的锁定排放将达到102.3(43.9~147.3)Gt CO 2。③若只关注年度排放,中间道路情景下中国电力部门在2050年以后能够满足全球2℃目标的要求,但从累积排放看,中国电力部门自2040年起就超过了部门碳预算的上限。④控制新增煤电规模、缩短燃煤机组服役年限、减少年发电小时数等,均能有效降低中国燃煤机组锁定排放,但也可能带来高昂的成本。中国需要尽快研究制定煤电有序退出路线图,在逐步淘汰煤电的同时避免资产搁浅和相关从业人员失业给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最终实现电力部门公平的低碳转型。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可交易政策组合下的经济红利效应

市场机制具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建立正确激励机制的优势,用能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是典型的市场化能源政策,如果将这两类能源政策进行组合使用,理论上可以更好地实现节能和CO_2减排。本文从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四个维度评价不同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运用非参数DEA方法模拟了命令控制型、混合型和市场交易型三种不同情形下的能源政策组合,并据此测算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中国30个省区(西藏和港澳台除外)的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和CO_2减排量。采用基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表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节能、CO_2减排和经济增长三个驱动因素的贡献。相关实证结果表明:①在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下,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会显著提高,体现出最佳的经济红利效应;②在混合型政策组合下,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一方实施可交易政策,而另一方仍受行政命令管制,政策间会发生掣肘作用,此时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逊于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的结果;③当实施命令控制型政策组合时,能源消耗与CO_2排放均受到严格的行政命令管制,其产生的经济红利效应最小;④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分解结果表明,节能、CO_2减排与合意产出(GDP)增加都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但是与追求合意产出(GDP)增加相比,节能与CO_2减排更容易提升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与区域差异研究

测算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有利于评估区域碳减排潜力与成本,也是落实区域碳交易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效率模型框架下,本文采用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研究了全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期间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通过引用时间变量,反应环境治理的中性技术进步,因此研究方法能充分利用参数估计的灵活性。研究结果显示:1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平均约为1 519元/吨,远高于我国碳市场的交易价格,表明当前试点的自愿性碳交易政策是无效的;2区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分解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性,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碳减排空间逐渐变小。减排成本的地区性差异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并不能保证各地区碳治理成本的边际均等原则,而利用政策工具,促使碳排放权从治理成本较高的地区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地区,可以减少总治理成本,实现总量控制目标。本文建议:一方面,为实现国家碳减排的总体宏观目标,各区域要加强合作,相互借鉴成功的碳减排技术与经验等,在执行政策上,应尝试执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努力降低总减排成本;另一方面,各区域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及能源消费结构替代过程中要遵从循序渐进原则,避免碳减排成本过度波动,增加减排难度。